“诗仙”与“诗圣”——李、杜诗风差异的基因

被誉为唐代诗坛“双子星座”的李白与杜甫,其文学成就光照日月,但作品风格却迥然不同。其原因何在?清雄奔放之为“诗仙”,沉郁顿挫之为“诗圣”,可见同“仙”“圣”有关。然而“诗仙”“诗圣”是后人依其诗风所喻,并非他们生前就是“仙”“圣”。故而仍非其因,更需探索其为“仙”为“圣”之缘由。“文如其人”这个评语,对于名家大抵适用。准此,则应是由于李、杜思想性格不同而形成不同诗风,     

论李、杜诗中的“凤凰”

李白与杜甫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李白被称为“诗仙”,其风格是“清新俊逸”;杜甫被称为“诗圣”,其风格是“沉郁顿挫”。两位诗人在诗风上出现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人在思想上、人生观上有巨大分歧。凤凰,作为古老的文学意象,它本身体现了儒、道两种文化精神。李、杜诗中的“凤凰”完美地表现了两人在思想上的儒道之别。     

桐城派散文在近代的变化与发展

清代散文，自康熙、乾隆以后，以桐城派占绝对优势。桐城派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产生于康乾盛世，因其创始人方苞、刘大相、姚斓同出于安徽桐城而得名；他们尊奉程朱理学为道统，以承继秦汉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统相标榜，结为门户，世代相传；中经造成，文人学士争相归附，弟子遍及各地，直到“五四”前后，共延续了二百多年，才逐渐衰落。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作家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故时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①的赞誉。桐城散文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近代．经过了几次变化。本文试图勾勒出桐城散文在…     

“诗追李昌谷”——曹雪芹诗风探论

“诗追李昌谷”———曹雪芹诗风探论张之曹雪芹诗今存仅一联，无由论其全貌，便是其名著《红楼梦》中诗，也只能从某些方面间接窥探之。然其知友，诗人张宜泉和敦诚在其诗文中曾多次提及雪芹诗之某些特点，虽是只语片言，综观之也可识得曹诗之大体。兹笺释敦诚等人评论而...     

方东树《昭昧詹言》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清一代的桐城派,不仅是文派,也是诗派。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曾专列“桐城诗派”一条,并对该派的重要作家以及流派嬗变,做了简明扼要的价值评述。郭绍虞也指出：“古文义法之谈原是桐城始补祖方望溪的主张,此谈初立,本极简单;其后经刘海峰为之推阐而使之具体化,再经姚惜抱为之补充而使之抽象化,于是到方东树再加以综合而集其大成！”由此可知方东树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而其”综合而集大成”的业绩,就具体体现在其桐城派诗话代表作《昭昧詹言》上。方东树在论述桐城三祖鼎足而立之态势时云：“愚尝论方、…     

论苏轼的文人品格与诗风

论苏轼的文人品格与诗风马茂军从传统观点看来，蜀学为杂学。王安石“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邵氏闻见后录》）。朱子评苏辙《老子解》说：“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诚惧其乱吾学之传，而失人心之正耳。”朱熹还...     

“怀才不遇”情结与韩愈的人才利用思想

“怀才不遇”情结与韩愈的人才利用思想□张玉璞在中国文学史上，“感士不遇”一类的文章俯拾即是，它已成为古典诗文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主题。我们在进行韩愈研究时，更深切地感受到充斥其诗文中的那种郁勃难平的“怀才不遇”之愤、之恨、之不平；从而也进一步发现，浓厚...     

唐太宗对初唐诗风的革新有首倡之功

有的唐诗研究者认为,唐太宗虽为一代英主,但在诗风上是倾向守旧,爱好齐梁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帝京篇序》中,太宗总结了周秦以来历代帝王覆亡于骄奢淫逸的历史教训,主张以尧舜俭朴之风改变秦汉以来的奢淫之弊.与此相适应,在诗歌音乐上,也主张用远古淳朴的“咸、英之曲”,改变六朝以来的“烂漫之音”.音乐诗歌都要“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这都可以看出,太宗正是要以朴素实用的观点来纠正梁陈“释实求华”的形式主义诗风的.这是从政治改革的高度来论诗文改革的一篇重要文论.这篇文论,对梁陈形式主义诗风的批判是一针见血击中要害的.它不     

论陶诗的“风华清靡”

钟嵘是陶渊明接受史上最早发现陶诗“真美”的人之一，但因陶渊明在《诗品》中的品级，后世对他的“风华清靡”之论探讨和研究不够。本文依据陶渊明的诗文，认为“清”正是陶渊明诗歌的审美追求，也是陶诗不同于当时华丽诗风的主要特点。“风华清靡”之论，独具慧眼，揭示了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本质，是概括陶诗最为确切精当之语。     

论王禹偁的七律诗风及诗学史意义

王禹偁为宋初宗白诗风中七律创作最多且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其七律基本以应酬为主,但走出了宋初的台阁之风,颇得江山之助,对于北宋七律题材颇有开拓之功。其七律语言直率,多议论,章法顺畅流走,不太讲究结构布局,明显偏于白居易七律风格,又具有杜诗沉郁含蓄和晚唐清丽工整的特征,体现出一种整合性诗风。这种诗风已含有宋诗渐变的因素,以议论为诗、重理性、以文为诗、重叙述铺排的特征都已逐露端倪。其诗文理论与实践对北宋中期的诗文革新运动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中国近代小说观念的文化视角

近代“救亡”主题转变为“启蒙”的文化策略，小说被作为改良民智的渠道，而被利用的小说却在客观上提高了地位，刷新了视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尤其是西方小说的译介。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小说的繁荣，拓宽了对小说文体的认识；以报刊、出版业为载体，以稿酬制度为推动，小说在通俗化和平民化的道路上，实现了其商品化。中国小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增强，而主体的这种自觉意识成为中国传统小说观念迈向现代化的直接力量。     

从政治焦灼到文化立身:柳宗元诗文创作的生命轨迹

柳宗元早期的诗文充满着建功立业的锐气，具有“政治审美”的特质；贬谪后的诗文多为骚怨之作，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沉思和求索，呈现其对生命价值的体认和追寻。在诗文创作的道路上，柳宗元经历了从政治焦灼到文化立身的曲折过程。     

一角半边、境外之境--"马夏"山水画风格新阐释

明曹昭的《格古要论》有一段这样的画评：“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这就是“后李唐画派”之山水马远风格。马远常画山之一角，水之一涯。至于其它景物，更是精减到不能再精减，画面上常留下大片空白，以表现空旷渺漠的氛围，这在中国画美学中为“虚中育实”，简化构图之目的在于追求含蓄之美，给观众以丰富想象余地。从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十分独特的画派。夏圭近似马远，亦在观察方法和提炼形象的能力上，与马远有共同的特点，构图简…     

自然而然是陶公的为文准则

古人称陶渊明是“陶逸诗人之宗”，是“田园诗人”。意思似乎是指陶渊明诗文的内容是写与世隔绝的丘山林木、田园景色的；近代学者又誉之为著名自然诗人、自然诗人之宗，又似乎是从风格上给予评价的。在这里，“自然”的隐涵更丰富了。然而却没有展开说。我想从自然的陶渊明诗文、陶渊明诗文的自然以及陶渊明诗文艺术的自然而然等三个方面，说说本人的看法。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

“桐城派”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过去论者虽多,但犹有“补其缺而纠其失”的必要。我试从这一文派的历史渊源与其艺术手法、语言使用等方面来分析其艺术特点,认识其历史地位。     

论唐宋八大家对桐城派文体形成及其实践的影响

桐城派对唐宋八大家极为钦佩和推崇,他们在多篇文章中提及并撰写著作来向八大家借鉴。桐城派语体追求“务去陈言”、体貌上对“雄直”之气的推崇,乃至对“以文为诗”甚至游记散文风格的写法等,都深受唐宋八大家的深刻影响。     

沪籍桐城派作家及其诗文集考述

桐城派作家遍布大江南北,沪籍作家亦其重要一支,然鲜有问津.依据师承、私淑关系纽带,以是否宗桐城义法为准则,查检史书、方志以及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等相关文献,确定沪籍桐城派作家有11位,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文集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述.认为他们受业方、姚,秉承桐城义法,薪火相传,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文作品,提出了较有创见的诗文理论,在桐城派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论方苞的思想

最近几年,在对桐城派的研究讨论中,大家不同程度地肯定了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清代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至于桐城派文人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则大多数同志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或责其维持“道统”、墨守程、朱理学,或斥其政治上倒行逆施、反动保守等等,不一而足。笔者以为桐城派自清初产生,绵延二百多年,几与     

宋代“以剧论诗文”的戏剧认知

宋代确立的“以剧论诗文”之批评方法表现为两条路径:其一为文人从戏剧的结构安排与诙谐风格等介入诗文写作,其二为理学群体以戏剧“教化之失”来匡正诗文创作之“骨气”.通过对这两种相悖应用的考察可以发现,戏剧以其无功利性渗透进诗文批评之中,加强了戏剧审美理论的认识与实践基础.“以剧论诗文”作为文体互鉴与融通的产物,也潜在着促进戏剧认知、呈现戏剧历史、指导戏剧发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