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     

文学“危机论”是一个伪命题——与赖大仁教授等商榷

文学“危机论”认为,当前文学的危机不仅表现在文学的形态在技术因素冲击下所发生的变化,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文学精神的萎缩和缺失之中。这种“危机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学形态的变化并不意味文学的危机。而如果以最本质的人性的标准来衡量,说文学精神从整体上正走向萎缩和缺失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在一个日趋走向精神自由和文化多元的社会中,文学的危机没有存在的基础和条件。     

"文学自觉说"辨正

"文学的自觉"既是对学术变迁的时代特征的一种概括,又是对文学的艺术性特征的一种评价标准.目前,关于"文学的自觉"讨论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文学的自觉"的形而上思考不够,理论层次较低,多是在复述中古文学发展史."文学的自觉"对中古文学发展史而言,是一个宏观的命题,是对一个时代文学特征的概括和描述的辨析."文学的自觉"是在主体觉醒、文学独立基础上的"创作自觉"与"批评自觉"."文学的自觉"不等于"人的觉醒"与"文学的独立","人的觉醒"发生于东周时期,"文学的独立"出现于西汉时期.而"文学的自觉"即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自觉发生于汉魏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论家的诗评标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中古期的第一段,在政权更迭的乱世中,出现了儒学、道学、佛学、玄学思想的混合态势,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产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其中曹丕《典论·论文》、挚虞《文章流别论》、陆机的《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标志着这一时代文学批评的重大成就,且从文论家对于诗歌创作本质特点的要求、对诗歌艺术性的追求以及对诗歌体裁方面的要求等角度,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文论家的诗评标准.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四季”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获得巨大发展。那时的中国,一年四季,四季分明,不同季节具有不同的气候特点、物候特征。众多诗人感应着四季不同的物候变化,感物兴思,诗情勃发,创作了大量季节特点鲜明的"四季"诗。相较而言,春秋二季,气温变化最明显,物候变化最显著,人们的情思也最活跃,所以成为诗歌创作的丰收季节。而夏冬二季,气候炎热或冷寒,人们的思维活动受限,情思也就较为单一,诗歌创作也就稍逊许多。     

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与审美

对于人的＂自由＂、＂自觉＂,马克思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的三重关系中作了考察与论述。即作为＂类存在＂的人在＂真正的生产＂中得到规定的＂自由＂、＂自觉＂;作为在生产发展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实际实现的＂自由＂、＂自觉＂;作为人对实践对象自身必然性的能动适应中获得的＂自由＂、＂自觉＂。三者分别揭示了＂自由＂、＂自觉＂的历史起点（历史根据）、历史形式和最高本质,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同时也显示了＂自由＂、＂自觉＂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始终处于具体历史的关系中;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把＂自由＂、＂自觉＂当做人和审美的＂本质＂,不仅倒置了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也将人和审美等同了起来,使其变成为非现实的知性抽象品,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妾的来源与归宿——兼驳“东魏无妾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多妾的时代。在东魏时期,元孝友曾有"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的说法,有学者据此提出"东魏无妾说"。但实际上,东魏乃至整个北朝仍是一个多妾的社会,与魏晋南北朝其他时期并无太大的差别。魏晋南北朝的妾主要来源于战俘、买卖和聘娶,也有的是由婢、妓上升为妾。关于妾的归宿,她们有的被正以为妻,有的出家为尼,有的被夫所放。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业”的基本涵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业"指代的对象有具体财物、学术与技能、封爵与家族地位、政权.其中,指代具体财物是"家业"最基本、最原始的涵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他涵义都退出历史舞台.不管"家业"的内容如何变化,都是基于"可继承性"这个因素上,只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给"家业"披上了时代的外衣而已.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树神”崇拜与生态审美教化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记载了不少“树神”崇拜活动。“树神”崇拜活动具有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教化意旨,其祭祀礼仪、巫术舞蹈中蕴藉着审美意味,整个崇拜活动与初始生态审美教化是合一的,应该属于生态审美教化的一种初始形态。崇拜活动多以“巫术”为主,“巫”表演图腾舞蹈,“事神人之事”,以向所有参与者潜移默化地传达出一种敬畏“树神”,尊崇自然、爱护树木、保护生态、顺应自然,不得破坏树木的生态审美意识。通过祭祀活动以生成敬畏“树神”的心理意念,以实现生态审美教化。生态审美教化与信奉、敬畏、信仰精神密切结合,教化功效呈现出多元性,诸如“人”“树”互济与互佑、人神和煦、天地圆融、人世和睦,期盼与祈求合一。祭祀场景、祭祀仪式,一切都井然有序,使参与者通过强烈的情绪感染而获得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     

“世界文学”与全球化文学界说

在谈到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问题时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 ,并认为“全球化”在文学领域就意味着出现“世界文学”现象。歌德的“世界文学”建立在一元论文化观念之上 ,是对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前景的期待 ,而非简单的全世界文学的集合体 ,其文化关系背景与当下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当下以经济领域为基点的全球化 ,反映了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而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实体间的相互反馈与对话。相应地 ,当下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和相互影响 ,也就不再是简单的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对抗 ,而是不同文化的相互反馈、影响和对话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魏晋南北朝文学接受的三大类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接受类型有三种：娱乐式、赏评式和文学教育式。娱情悦性式的文学接受反映了这一时期重娱乐、重性倩的文学思潮,它由建安时期的崇尚自我表现发展为南朝时期的追求感官刺激;清赏品评式的文学接受由品鉴人物和山水的风气发展而来,它注重揭示作品的审美特征,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文学教育式的文学接受是当时重文风气的产物,它注重培养文学修养、指导创作,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创作风气。     

说“不可说”——庄子的“道”“言”悖论及其超越方式

庄子发现了"道"既"不可说"却又"不可不说"的哲学悖论,把哲学的沉思由"说什么"("可说"还是"不可说")而转向了"怎么说"("思维的说"还是"诗意的说");其方法和路径便在于使哲学言说方式从"思维的说"("俗言")转向"诗意的说"("道言"),从而克服"不可说"这一语言困境,完成其"说‘不可说'"的哲学使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形态说”“五形态说”解释

本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大图式———“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的关系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和论证 ,并以此为分析框架 ,进一步解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实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统一。其主要论点是 :( 1)提出马克思划分三种社会形态的依据是社会生产类型 ,划分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据是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 =社会生产类型 基本生产关系 )。 ( 2 )认为社会生产类型是抽象把握而不是现实形态 ,作为现实形态的是具体的生产方式 ,“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 3)把握社会历史进程要以“三形态说”为基本尺度 ,但仅用抽象形态的“三形态说”(抽象的往往是简单的 )尚不足以把握表现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生产方式。 (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商品市场经济不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其核心问题是解决商品市场经济社会生产类型与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统一。     

论“吏民”的社会属性——原“吏民”之二

“吏民”一词虽然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和广泛使用,但涵义模糊,且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注意,偶有论及者亦莫衷一是。实际上,“吏民”并非指庶民中有爵位的、富有的特定群体,也不是“吏户”与“民户”的合称。“吏民”中的“吏”是与“长吏”相对应的“下吏”,秦汉以降两者之间的界线呈逐步下移趋势。这些“下吏”来自于“民”,又复归于“民”,与普通农民共同组成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之基础——“吏民”。从社会结构而言,他们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从国家政治统治来说,他们是地方政府管治的基本民众。     

《天问》文体与屈原“呵壁”说再检讨

王逸《〈天问章句〉序》提出屈原“呵壁”而作《天问》.这是研究《天问》创作问题的起点.历代学者对此说持续进行讨论,到目前为止,仍有诸多疑问尚未解决.从《天问》的文体辨析出发,对“呵壁”说重新审视,可知王逸所言虽有合理之处,但与《天问》的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契合.     

女性意识的自觉与女性世界的自主——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散点透视

“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专门反映女性生活、女性心理与女性情感的作品。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虽然令人欣慰,但也不难发现在其成长过程中总有一种挣脱不掉的痛心疾首和焦灼不安。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最早是以寻找爱情为起点的,当然寻找爱情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寻找爱情找回失落的自我并超越自我。继而又在追求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上初建了自身的女性世界,但这一时期建立的这个世界在精神上缺乏理性的自我关照,在形态上是狭窄和封闭的世界。只有女性主体意识发生了全面意义上的觉醒和张扬,女性文学才能最终走向繁荣和成熟。可喜的是已有一批年轻女作家以其创作为我们显示了这片前景。     

“知行说”“学知行说”考辨

《尚书》的“知行说”产生于青铜文明的商代,孔子的“学知行说”产生于钢铁文明的春秋时代,二者都是官员培养和国家治理的理论,都强调君子躬亲实践国家治理之学的极端重要性。前者虽然包含了理论学习的含义,但并不重视理论学习;后者则特别强调学习国家治理理论对培养官员、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是春秋至今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哲学。战国至今长期轻忽“学知行说”,而将“知行说”抽象化为教育哲学,这对国家治理、教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