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以新农村建设语境下的贵州民族村寨为例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贵州部分民族村寨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既有传统意蕴又具当代意义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对于当前贵州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有着重要作用。不过,由于部分传统社会资本的时代意识欠缺以及社会变迁的加剧,社会资本在参与乡村治理时显得有所缺失。值此新农村建设高潮迭起之际,有必要充分挖掘贵州民族村寨乡村治理中合理的传统治理资源,对其进行加工或创造性地重构;同时,积极培育并大力发展现代社会资本,力图找到一条适合民族村寨发展的道路,真正实现民族村寨乡村治理的善治。     

建国后少数民族村寨脱贫与文化保护的政策引导分析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村寨地处贫穷落后地区。建国后,我国分阶段进行贫困治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繁荣,加之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政策倾斜,许多民族村寨得到空前发展。进入21世纪,民族村寨基础设施建设和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特色产业得到培育,村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一些民族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村寨管理更加规范。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视对民族村寨文化资源的保护。针对这些问题,国家从治理层面、政策引导角度寻找解决方案,出台有效政策激发群众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拓宽文化资源保护的资金投入渠道,保护民族村寨的特色建筑和独特风貌,培育传承民族文化的各类人才,确保民族村寨实现脱贫攻坚与文化保护双赢。     

文化资本视域下民族村寨文旅业的分化——基于湘西的考察

民族村寨是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农业文化的基础载体。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文旅业成为民族村寨发展经济、带动乡村文化振兴、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入手,以湘西部分民族村寨为样本,结合场域分析,构建了包括场域、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在内的资本分化行动逻辑框架,从文化资源、文旅业发展及其社会组织关系、村落精英能力、社会网络等方面,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场域作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研究引入文化资本理论,拓展了民族地区村寨研究的路径与视角,深化了对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问题的理解和阐释。     

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苗族村寨治理研究——以文山塘子寨为调查对象

文章在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查阅,从民族政治学视野分析塘子寨苗族村寨治理的实践及特征,总结塘子寨村寨治理的宝贵经验,以期为西部少数民族村寨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农民行动逻辑视域下的民族村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传统的民族村寨存在着道义经济观行动模式和理性小农行动模式。这两种行动模式构成了村民集体行动逻辑的基础。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是民族村寨在没有外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介入情形下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在村寨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域中,历经重重博弈,道义克服了小农的自利行动,完成了民族村寨的产业升级转型的艰巨任务。     

绿色减贫助推民族村寨产业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产业生态系统理论为以绿色减贫助推民族村寨产业振兴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与逻辑起点:绿色减贫既有助于促进民族村寨产业优化升级,又能推动民族村寨产业可持续发展。当下,打赢生态治理和精准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紧迫任务,绿色减贫正好构成了这两大攻坚战的链接点。实施绿色减贫不仅有助于促进生态环境改善,而且还能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当代“直过”民族村落发展考察——以泸水县金满勒墨村为例

生态环境、生计模式与社会文化制度,共同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构筑为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共同体。然而,"直过"民族村寨因其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生存环境恶劣、经济结构转型不易等问题严重阻碍少数民族村寨与现代接轨的步伐,抑制了村社的改善与进步,社会高速经济增长下的深度贫困现象在"直过"民族村寨尤为严峻。以绝对贫困的边疆少数民族村寨为个案,探索自我发展能力低、自生能力弱的少数民族村寨如何在现有阶段和条件下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战略措施和相关政策建议。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乡村振兴的契合研究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大力进行第二产业的发展会面临较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在民族村寨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度旅游开发,可以为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创造就业机会,提升他们的能力和素质,能提升当地民众的收入。近年来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推动了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但民族村寨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也凸显出了一些问题,如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的破坏,在利益分配上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们既要让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齐头并进,又要防止旅游开发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拉大,实现“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目标。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研究——以青海省互助县小庄村为例

随着民族传统文化在旅游利用与保护传承等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的角度进行研究是防止传统文化在旅游利用中偏离科学发展轨道和进行优化调控的重要途径。考虑到民族村寨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旅游发展的重要性等因素，构建了预警指标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的预警系统，通过选择典型的民族村寨，对其旅游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实际进行深入调研，得到样本数据进行验证，从而得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利用与保护预警系统的具体应用效果，力求为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科学利用与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     

村社联动：村级有效治理的路径选择——川西平原D村的实践与启示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以来,村级治理采取村-社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实现行政-自治二元治理体系下的联动。行政村承担行政职能并发挥村庄内部的统筹功能,社队具有土地分配、公共品供给及公共规则生产等能力,进而能够承担自治职能。村-社两级既相互分工,又需要彼此协作完成本级组织无法单独完成的工作。随着行政力量的不断介入,行政村的自主空间被压缩且无力回应治理诉求,社队因土地分配权力的丧失、公共品供给能力不足以及治理主体缺失等问题导致治理能力不断弱化,村级治理失效。村级治理的困境不在于基层治理单元的调整,而在于构建良性的村社关系。川西平原一直贯彻着村社传统,并形塑了较为有效的治理效果,对于其他地方的村级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村级有效治理需要重塑村社关系,在再生产社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同时给予村社一定的自主治理空间,并充分依靠村社内生治理资源。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服务型政府转型中的技术治理实践——以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乡村经验为例

随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推进，“民本”思想逐渐在乡村社会得到切实展开。其中，畅通农民权利表达通道成为服务型政府理念在乡村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以12345政府服务热线为代表的技术治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农民权利表达场域，起到了畅通农民权利表达通道和规范村级治权等方面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农民对村级组织的信任度和认可度不断下降的治理后果。村级治权面临合法性被消解的危机，要重构村级治权合法性，必须要打破以政府为主导的技术治理思维，推动村民自治制度实体化运转，提升以村民为治理主体的农村基层社会自主服务能力，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内外有别: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

作为２１世纪乡村政治的重要现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体寡头化的趋势,亦 有提升公共品供给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利他行动.通过区域比较法和深度个案分析 法,探讨了富人村干部发挥积极治村功效的制度环境与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富人村干部采 取何种治村策略,取决于其所处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在党政体制与社会制度皆有效的 情形下,富人村干部会采取道义逻辑(利他)与市场逻辑(利己)内外有别的分区行动策略;富 人治村还可能会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制度化水平,有效规避学界担忧的富人治村寡 头化、货币化弊端.据此提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对乡村精英予以适当的制度规约激励, 将乡村内生性人力资源转化为党政国策落地的接应性力量.     

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关于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初步讨论

在传统时期,乡村具有相对自主的政治空间,从而可以阻止乡村内部边缘人群搭便车行为。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的全面渗入,乡村自主政治空间逐步消失,乡村社会由分配责任与义务的政治向分配权利的政治转变,之前被乡村主导力量所压制的边缘力量崛起。在乡村去政治背景下,不受约束边缘力量的崛起,对当前乡村治理构成重大挑战。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论乡镇改革与乡镇机构改革的性质差异

中国自周代确立“乡制”几千年来,先后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和“政党制”下的多种形式变革,期间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特征。可以说,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乡镇机构改革的实质和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政权与农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等问题,总的改革目标是建立“高效、协调、规范”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提高乡村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法治精神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一个富于创意的表达,它准确地把握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把握了现代性至今难以化解的矛盾。而要实现社会和谐的法治途径有三:其一,社会和谐必须以制度正义为价值理念,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权力与权利、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良性互动,从而达到社会整体结构的稳定运作与平衡;其二,必须形成基于公民个体自我意识的全社会稳定而有效的价值认同,从而为国家政权提供根本的合法性支持;其三,建构完善的法治机制,有机协调普遍利益、特殊利益与个别利益、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效率,追求人权的保障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