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纳入编制管理背景下高校法律主体地位探讨

高校不纳入编制管理是近两年来中国探索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一大重要突破。这一改革实际上是对高校法律主体地位进行再定位的过程,高校不再是行政权力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伸,而是享有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不纳入编制管理在推动高校去行政化的同时,也意味着高校不正当行为所可能遭受的管控减少。因此,必须在这一改革时期内重建非编制化的高校监管体系,以确保改革的风险可控。应当同时从增强内部控制和外部约束两个角度健全高校监管体系,一方面从创新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角度实现"自我监管",另一方面则要从革新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角度实现"他人监管"。     

司法审查视野中的刑事搜查制度构 建简

刑事搜查作为一项强制侦查措施,因立法文本的粗疏,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权力监督制约,易侵害被搜查人员的合法权益。现行刑事搜查监督手段过于软弱,监督效果较差。未来立法有必要以改革搜查令状审批主体为中心,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无证搜查备案审查制度与搜查实时监督制度、健全相关辅助措施等方法构建司法化的刑事搜查制度,实现刑事搜查由单一惩罚犯罪功能向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双重功能并重的转变。     

借鉴与调适:贿赂犯罪调查模式宪法化探索

分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贿赂犯罪侦查模式的基本特征、表象及其失范困境,对推进国家监察改革语境下贿赂犯罪调查从立法到实践有重要的意义及价值。我国贿赂犯罪侦查主要表现为侦查主体独立性缺失与启动侦查随意性扩张;侦查手段独立性不足与创新性缺失;被调查对象防御权受限与人权保障缺位;"口供中心主义"的依赖与侦查逻辑积重难返。在未来的监察立法及《监察法》修订和完善中,藉由现行宪法基本价值为承载,借鉴贿赂犯罪侦查模式中的合理内核,探索宪法化的监察机制调适,为调查活动有序展开、高效实施提供指引。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垂直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的权责对称取向

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以及环境治理困境倒逼环保管理体制改革,省级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实行垂直管理正是结合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一种应然的理性选择。基于地方政府限权和环保部门放权的分析框架认为,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体制虽然能突破"属地管理"和"双重领导"带来的执法困境,但并不能完全抵制地方政府以其他形式进行合法性行政干预造成的权责不对称。因此,应通过加强"权责匹配"与"执法下沉"协同规避"地方化";突出"责任倒查"与"执法督察"结合强化"行政问责";注重"跨部门合作"与"社会参与"互动实现"协同治理"等方式动态调整地方政府限权与环保部门放权之间的平衡点,进而实现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权责对称。     

Multi-party game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quality supervi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du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 Belt and Road" is a strategic decision for China to expand and deepen its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This grand plan further strengthens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provides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medicine to go abroad and achieve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medicine is also facing many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such as background differences, lo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ade barriers, and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The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s based on the existing well-function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model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fully considers domestic enterprises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volved in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The product quality monitoring behavior of the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and the joint regulatory agencies, with the goal of maximiz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constructed a three-party static game model. By studying the impact of factors such as monitoring costs on the quality monitoring behavior of tripartite product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ost of supervision, the intensity of supervision, and the possible losses caused by non-regulation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whether or not the parties conduct product quality monitoring.     

转型期水权管理的进展研判及改革路径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水权为水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水权管理是从水权分配、交易到监督、补偿的一个完整水资源权属管理过程,其中水权制度是水权管理的核心内容。目前缺乏对水权管理全过程的系统研究以及对水权制度的系统构建。面对经济转型、体制转轨的时代特点,水权管理必须优先突出制度导向,水权赋予确认制度、转让交易制度、监督管理制度以及补偿激励制度构成最严格水权制度的主体内容。在改进的“水权科层概念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以最严格水权制度为核心的水权管理改革框架体系,为转型期我国的水权管理提供了一种整体思路与改革对策。     

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法规梳理与司法实践考察

我国确立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十多年来，立法机关积极推进出台了一系列新规范，实务部门抵制过多，导致落实不力。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的现实是：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分野颇大，立法规范上进步不小，但还需完善；司法实践中执行走样亟待落实；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应有权利于法无据、既有权利难以落实而依然难有作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完善，需要从立法规范和制度实践两方面着力推进。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政府失灵及对策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的自利性是造成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治理政府失灵,必须从制度上克制其自利性,一方面限制政府经济职权范围和立法活动,并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政垄断,移植市场化的经营模式改进政府运作,通过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手段提高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效率。     

林权改革的宪法学思考

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布,引发了新阶段的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从宪法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一方面林权改革过程中＂林＂本身涉及到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这关涉到《宪法》第9条森林资源权利问题和《宪法》第10条土地制度问题。另一方面,林权改革是以政府主导型模式进行推进,主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指导下进行,而对制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政府权力行使的合宪性考察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论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的完善

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对防止侦查权滥用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主要存在主体权威性缺失、监控范围狭窄、监控方式缺乏操作性和监控时间滞后性等缺陷。应通过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与自循环监督、扩大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公安机关主动避免侦查权力滥用三方面来着手完善我国的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特点和经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一方面领导边区军民英勇抗敌,另一方面又在边区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之人权”。鉴于当时的国情,陕甘宁边区的人权保障具有广泛性、真实性、阶级性、统一性四大特征,并给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留下深刻的历史启示:即社会主义人权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工作,让人权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人权建设必须健全监督机制,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金融开放、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市场稳定——基于宏观审慎监管视角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构建MS-VAR模型实证分析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稳定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由于我国资本账户仍处于较严格的管制状态,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资本市场的直接影响较弱且不显著;（2）在间接影响机制中,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货币供给渠道的传导冲击作用较为强烈,而通过银行信贷和汇率变动渠道的传导作用较弱;（3）当受到外界突发事件冲击时,各变量波动性显著增加,并形成非对称效应。针对金融开放进程下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应构建宏观审慎视角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并促进宏观经济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结构性改革间的协调配合,从而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有关产权明晰问题的若干质疑

通过对"产权明晰私有化论”、"产权明晰决定论”以及"产权明晰不对称论”三种观点的辨析,认为产权明晰不是搞私有化,不是国企改革成功唯一决定因素,用充分竞争取代产权明晰不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应当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跳出国企自身的框架范围去探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的思路,国企改革思路应是多元的、综合性的.     

调解程序中的律师：功能定位及障碍消减

律师职业伦理以利他性为中心。调解程序中律师的使命则应致力于向当事人提供法律信息,以利于当事人而不是代替当事人作出正确的决定,促进当事人自治的实现。但律师自身的利益诉求和职业惯性有可能成为承担这一使命的障碍。因此,应该建立律师参与调解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包括将法律援助引入调解程序、改革律师收费制度、建立相关费用的分散化机制等,以保障当事人接近律师的权利。此外,律师还可以通过直接担任调解员和参与律师的和解制度等方式促进合意的纠纷解决。     

我国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构建的法律思考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水污染的治理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平衡,而水排污权交易是一种通过经济手段来治理水污染的政策,能够很好地达到两者的协调统一。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水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探索,近年来更是加快了市场建设的步伐,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国水排污权制度依然存在着以下问题：未在法律上明确排污权的地位,地方性立法之间缺乏衔接,行政手段过于浓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水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已非常成熟,为我国的水排污权交易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为了促进我国水排污权市场的建设,应该从三方面来完善水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其一,在法律上明确有关排污权的相关概念和地位;其二,加强流域内跨行政区域立法工作;其三,建立行政执法监督、加强公众参与等相关配套制度。     

简论刑事侦查阶段辩护制度之完善

律师在侦查阶段即可介入刑事诉讼是我国诉讼文明的一大进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案实施几年来逐渐暴露出法律和实际工作中的诸多问题。完善以律师为主的辩护制度 ,首先要着手确定律师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 ,还要克服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难、调查取证难以及执业风险等突出问题 ,这些问题的及时解决已成为律师能否在侦查阶段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     

论执行体制改革

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人民法院既裁判又执行的体制,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执行难"问题.现行的执行体制违反了对权力必须进行制约与监督的原则,严重影响着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权威性,不利于仲裁制度的真正实施,不利于建设高水平的法官队伍和提高审判工作的效率,不符合执行工作的性质.因此必须在执行机构、执行立法、执行措施、执行工作制约与监督等方面进行改革.     

后工业化背景下的"德制"构想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一方面需要致力于工业化、现代化,另一方面全球性的后工业化也对中国社会构成了巨大压力,它必须解决后工业化的课题.在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伦理学的研究需要有着远大的社会目标,那就是努力追寻道德制度确立的可能性,以求通过道德制度的建构去解决后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论乡村振兴立法的功能定位与基本原则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完善的顶层法律制度设计的规范、保障和引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农"领域立法虽已取得较快发展,但随着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现有立法在回应乡村发展与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新问题时仍显不足。因而,乡村振兴立法需要在修正现行基础立法不足、重塑"三农"法律体系以及克服过分依赖政策推进"三农"领域改革的弊端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制定有关乡村振兴的统一立法时,应当遵循纲领性与可操作性并重、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及科学、民主、依法立法等原则。一方面,既要注重构建乡村振兴的基本组织架构及法律制度框架,又要明确相关措施的实施标准、程序和监督问责机制;另一方面,应当以实现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依归,强化立法对农民平等参与及发展权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