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与魏晋风流

蒲松龄首先体味了魏晋风流性情层面的“真”,将“真”发展为更加执着的“痴”,塑造了一系列痴男痴女形象 ;其次是自我层面的“狂”,使“狂”具有了审美的浓厚意味 ,塑造了一系列狂生形象 ,肯定了越出名教的爱情与行为 ;最后 ,是超我层面的旷达自然 ,为其理想的境界加入了和谐浪漫、平凡而又超凡的爱情因素。蒲松龄得益于魏晋风流的不仅仅是精神内容方面的“痴”“狂”“旷”,还有艺术形式方面的“语典”“意象”“模式”等。     

东亚美学中的“风流”概念

考察中国、韩国、日本历史上的“风流”概念,虽各有其不同的民族特点,但大都包含着美、艺术和感性认识这三方面的内涵,因而可被视为东亚美学的基础概念。在日常生活中,“风流”指一种超脱于世俗伦理和行为规范的风度和气质。当这种具有自由精神和反叛色彩的风度和气质脱离了日常生活,以个性的方式直接寻求某种内容的充实时,“风流”就会上升为一种超脱的艺术或美的境界。     

论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的背离和补充——兼谈《世说新语》何以不收陶渊明

陶渊明一般被认为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但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性故事集《世说新语》却只字未提陶渊明,这不禁让人感到诸多遗憾。事实上,只要我们分析一下魏晋风流的具体表现。加以比照。就会发现,陶渊明与魏晋风流是有所背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选入《世说新语》当然有诸多的原因．但总体上．他不符合《世说新语》的选入标准。当然,陶渊明生活在那个时代,身上难免会有一些魏晋风流的影子,而且,陶渊明所追求的“真”与“自然”对魏晋风流“佯狂”的表现缺陷有所补充．其三教融合的思想也纠正了魏晋名士玄学人生观的不可实践性。     

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

魏晋时期是中国社会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大比拼,儒家思想统治的坍塌,以及各种时髦的、落伍的、离奇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流行,使魏晋社会出现了政治上的篡乱不断,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文化上的主从难辨.这一时期,文学由附庸而独立,并开始走向全面自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了时代的原因而最具代表性.解剖和梳理魏晋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表现形态、形成原因,揭示其发生、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探讨二者的强弱趋势及相互影响,对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找准文学在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位置,都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魏晋文学自觉"辨

中国文学的自觉与否,不可能是某人的某句话确定下来的,它应是一段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中国文学获得自己独立发展的地位其实与三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文学需从其它艺术形式中得以分离出来;二是有一批符合文学定义的创作成绩;三是在大量创作实践基础上,文论上对文学有所自觉与总结.由此, "魏晋文学自觉"的定论就很值得我们重新思索辨析.     

论"魏晋风度"崇尚自然之理念的生态主义价值

"魏晋风度"崇尚自然的理念,造就了对自然万物的赞美、尊重与平等的传统文化.塑造了醇和内敛、乐天安命的民族精神和注重精神修养、神思遐想的思维方式.其超越时代的意义在于和谐大同社会的探讨和憧憬.历史地看,传统文化虽然造成工业时代国力的衰弱.但不能够以此评断为文明的落后.     

吴虞与章太炎的诸子学及"魏晋文章"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猛将,吴虞之于章太炎,既有不少感兴式的评论,更有颇为用心的汲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汲取章太炎的诸子学思想,尤其是章太炎的"非儒"与"别法家"的思想;二是对章太炎的文实宏雅的"魏晋文章"的多有领会.     

略论东晋风流与盛唐精神之异

谢安以其卓越超群的政治才能和独特多姿的性格魅力,为历代士人所仰慕。东晋士人欣赏谢安的名士风范,盛唐士人推崇谢安的隐逸与事功行为。通过对比二者对谢安的接受,可以发现盛唐精神与东晋风流之异:前者在向往个体自由独立的同时并不放弃对入世的强烈追求,后者则抛弃了社会责任而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与满足。     

器量和魏晋士风

器量这个评判人物的范畴大行于魏晋,一方面源于把人自身视为独立的价值存在,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器量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由此决定了自觉追求器量成为魏晋士风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试论魏晋名士风度

魏晋名士是成份复杂、历来颇遭非议的一群人。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忧谗畏讥的忧患之士,在他们潇洒不群、异于常人的言行后面,是对黑暗现实的无奈和消极对抗。历史注定他们在身心上要承受那个时代的巨大苦痛。     

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魏晋名士放达不羁简论

放达不羁是魏晋名士的一种时代性标记。透过外在表象,我们发现不同的名士个体和名士群体是有区别的,有的因愤世嫉俗而放浪形骸以示抗议,有的因道德沦丧而尽情纵欲,有的因仰慕名流而盲目仿效。     

重现一代士人生活的美学情韵——读李修建《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

讲魏晋风流,总绕不过宗白华先生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溉那就像听真正的侠客讲江湖的风雨,在情在意,尽气尽才,拨动人内心无边的歆羡。不过歆羡叹赏之余,不免留有一份好奇：那一代士子的唯美与深情,到底成就的是怎样一份完整的生活影像？     

文化生态:透视民国文人魏晋情结的一个重要维度

魏晋风流是文化长河中不绝的嗣响,民国文人追慕魏晋六朝,显示传统文化更新的生机与活力。建构贴近民国文化的阐释框架,在国家民族文化情态中重估传统文化价值,文化生态成为透视民国文人情结的一个重要维度。从民国文人的精神文化生态出发,充分考虑影响文人情结的民国机制,揭示文人情结的民国风范和中国气派。贴近民国文化生态的学术阐释框架,或可成为探索民国文人情结或当下知识分子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魏晋审美意识的嬗变

两汉时代 ,儒学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 ,由于定儒学于一尊 ,汉朝士人的思想趋于保守复古。汉儒繁琐的思想方法导致了经学家重章句不重义理 ,逐渐形成了僵化的思维模式 ,对两汉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末期 ,外戚与宦官专权 ,按照儒家的君臣之义直言上书的官员和儒生不但其忠言不被采纳 ,反而屡遭杀身之祸 ,极大地动摇了士人对皇权的信心。他们开始自觉地与统治者保持距离 ,出现了远离朝廷的归隐名士 ,这些名士虽然身怀济世之志 ,但却不为朝廷所用 ,只好以奇言异行的名士风度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儒学的正统地位逐渐地丧失了     

略论稼轩词中的魏晋典故

稼轩词多用魏晋典故,其中有深刻的时代文化原因:一是稼轩所生活的南宋一朝动荡偏安的时局与魏晋时期相似,稼轩自身遭际亦与魏晋士人有暗合之处,故易引起稼轩今古同悲之叹;二是稼轩在精神情怀上与魏晋风度的接近使其更易受魏晋风度的影响。稼轩在酒、深情、陶渊明三者上对魏晋风度的接受和扬弃反映了其独特的精神内涵,而在词中运用魏晋典故亦对稼轩词深沉厚重、刚柔相济的风格有重要影响。     

悠远的回响:魏晋风度与新生代作家

新生代作家以与传统断裂的姿态立于文坛,其实他们叛逆文学秩序的姿态,欲望化的自由书写,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对小说美学的自觉追求等方面与"魏晋风度"时期的狂狷任诞、摇荡性情、越名任心、文的自觉等审美特质有着精神命脉的契合与绵延性。     

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资源和"鲁迅神话"

鲁迅对魏晋文章十分钟爱,他的一些论述尽管是“杂文笔法”,却对后来的魏晋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今人动辄引用鲁迅的话以为依据,这在魏晋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形成鲁迅资源的同时又几乎形成了“鲁迅神话”。但是,通过对鲁迅关于魏晋文学具体事例研究的分析,我们认为,鲁迅的“杂文笔法”不应该与严谨的学术研究混淆起来。何况,即使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学术式研究,也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需要将人为的“鲁迅神话”还原为现实中的“人话”,客观地分析其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