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引起的思考

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主线,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追溯了我国自秦朝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村民自治是要以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为背景;提出要以社会逐渐重新收回国家权力为取向,把小康社会农村政治文明的大战略——村民自治推向深入。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可以透视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轨迹,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相。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四个阶段:传统时期是从乡绅主导的自治体制、晚清民国时期的混合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则实现了从带有理想色彩的人民公社体制向现代性的乡政村治体制转型。     

乡村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

从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来探讨乡村社会性质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追溯历史，我们发现乡村社会的性质虽然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但是，一旦随着某种制度的确立和强化机制的形成，国家政权建设反过来又影响和决定乡村社会的种种性质和特征。     

现阶段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的解读——兼论乡村地权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一段时期内我国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政策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乡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乡村经济权威能人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国家基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时受到代理问题及度量成本问题等的限制而寻求一定的代理人管理乡村社会,与乡村社会出现的经济能人自身强烈的政权欲望相迎合,使国家毫无成本地寻求到乡村治理代理人.由于国家乡村治理的代理人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非完全一致,现阶段国家对乡村权力的释放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理念变迁与路径思考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党和国家在治国理念和思维上一次重大的转变,是治国方略总体思想的新提升。理念上的变迁就必然要求新的路径建构。文章通过对"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一字之差的内涵解析,指出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最后,对我国未来社会治理的路径发展进行了思考:加强现代化公民社会建设,为社会治理创造坚实的社会基础;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加强社会治理机制建设,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水平;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20世纪晚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与变迁

本文旨在回顾和描述20世纪晚期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探讨改革的原因、动力、特点及其发展走向,分析改革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为当前正在进行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提供参考.作者认为,20世纪晚期中国乡村治理体系改革主要致力于农村基层党、政、企、村组织的分权,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及其合法性的重建.这一改革是一种"支助型"的制度变迁过程,但是,"分权"与"重建"任务并没有完成,这不仅依然是新世纪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构成新时期乡村改革的困难.     

乡村互联网治理的兴起与制度变迁

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学界也给予高度重视,并取得不少成绩,但其最大不足是,研究者较重当下,对产生缘起和历史发展多有忽略。互联网乡村治理在中国可追溯到2000年前后,从2007年开始进入探索发展期,十八大以后得到巨大推动和快速发展。互联网为乡村治理装上了智慧的大脑,产生互联网思维,使其变得简便、快捷、高效,具有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信息的真实与安全问题,避免形成路径依赖。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     

土地治权的变动与政权变迁

在传统农耕社会的制度框架中,土地不仅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活动的对象而存在。国家以政权的形式赋予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方式以合法性的依据。土地治权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土地治权作为国家意志在土地之中的凝结,其变动是对于社会利益的一种强制性的分割,与传统社会的政权变动有着内在性的相关。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转变消费观念 发展循环经济

在人类文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循环经济理论应运而生.只有转变消费观念,才能进行理智消费,适应循环经济的要求.本文重点分析转交消费观念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促使消费者转变观念,树立绿色消费观.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论近代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

184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家性质的剧烈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中间环节(乡村基层组织)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乡村出现了衰败动荡的局面.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乡村治理和经济衰败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革命提供了成功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将现代政府权力下延到乡村、直接面对农民的乡村治理结构."人民公社"虽能有效控制农民,但不能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在后来的改革中放弃"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2004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由以"取"为主向以"予"为主转变,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目标和职能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和政策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保证国家"反哺"资金发挥出应有的效益,这也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乡村旅游升级发展的创新理念及实践路径

乡村旅游作为联结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场、一产和三产的纽带,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随着消费者休闲度假、文化、审美等需求的不断提高,乡村旅游需要融入“精致乡村、休闲乡村、社区营造、月光经济、微旅游、乡村+”等新的发展理念,并使之通过有效处理乡村旅游中的“加和减”“大和小”“内和外”等关系得以落地,促进乡村旅游产业朝品质化、专业化、高级化转向,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洛克论人的自然状态

关于人的自然状态的观念是洛克社会思想的基石。他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同时也是一种人人平等的状态。洛克所说的人的自然状态,并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他对自然状态的说明总是与现实社会的情况联系在一起,最终落实到对君主专制统治的批判以及对公民社会原则的确立。洛克在关于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的关系等问题上还有论说得不太清楚的地方,需要我们给予细致的辨析。     

检察权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三个维度

检察权是现代国家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按照权力分立的原则设立的一项专门权力，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检察权的政治维度、社会维度、法律维度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法律的守护人”的客观地位、实现国家治理的司法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检察权与生俱来的行政与司法的双重属性，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却桎梏了其良性发展。唯有全面研究检察权制度设立运行的历史轨迹，各国发展演变的探索道路，并且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布局中寻找检察权制度改革发展的合适途径与方式，才能抓住发展并完善我国检察权制度的历史契机，从而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改革道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重大创新的典范 ,为我们全面理解“先进生产力”的内涵 ,敏锐把握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趋势 ,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指明了方向。     

刘猛将军庙及其所反映的明末清初害虫防治观念的变化

"刘猛将军庙"始于宋末,初始祭祀目的与驱逐外族有关。明末再现刘猛将军庙祭祀,清初广为盛行,目的主要是驱蝗。刘猛将军庙祭祀反映了中国古代害虫防治观念从八蜡祭祀、修德驱蝗到刘猛将军作为害虫的对立面、灭虫英雄受到祭奉,反映了一种重大的观念变化,即从通过讨好、敬畏神灵实现消弭虫灾的目的,体现对害虫的"敬",到人类从此不再惧怕、敬畏蝗虫,而是进行力所能及的捕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