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失地农户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特殊群体,其生计策略选择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为此,构建失地农户“生计资本 适应能力 制度环境 生计策略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利用西安市的调查数据,采用网络分析法(ANP),分析生计资本、适应能力、制度环境对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并构建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支持向量机(SVM)构建其应用模型。研究结果显示:(1)失地农户可选择的生计策略包括以农业种植活动为主、以个体经营为主、以外出打工为主和以获取工资性收入为主4种类型。(2)具有不同资本禀赋的家庭在生计策略选择方面存在差异,通过ANP和SVM构建的模型可为失地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提供指导。     

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

利用九江和襄阳两地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刻画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特征;并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失地前后农户的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兼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某种关联;2）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扩展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3）生计多样化虽然是失地农户发展生计的重要途径,但当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农户不再将生计多样化作为其最优的选择。     

贫困县农户现金收入的调查与分析——以湖南新化县为例

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从农户家庭的视角,对贫困县农户的现金收入进行调查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新化县农户家庭现金收入增长的源泉已经不再是农业收入,而是非农业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且外出从业收入已发展成为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一步地,通过建立数理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兼业性转移对新化县农户家庭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但农村劳动力兼业性转移的收入效应主要是指异地转移,就地转移即农村第二、三产业所起的收入效应微弱。因此,促进贫困县农户现金收入增长的有效途径在于加快农村劳动力的兼业性转移。     

城市近郊被征地农户生计变化分析——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

通过对武汉市江夏区被征地农户的调查,从农户的收入来源和水平、生活消费支出和农业生产支出、闲暇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等方面考察土地征收前后农户生计是否发生变化及变化的方向。研究表明:土地被征收之后,农户农业收入相应减少,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征地并不一定会减少农户总收入;土地被征收之后,农户的收入来源发生了较大变化,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增加,生产投入略有增加,用于农业种植、农业养殖的时间减少,休息的时间增加。提出建立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是解决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关键。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分化特征及其治理方向——基于山东沂水县农村的实证调查

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通过对１６个典型样点村所作的参与式农村评估调查, 选取农户就业、收入和时间３个指标探索农户生计结构特征,并基于农户就业主导行为及其 地域差异,对农户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兼业和农户农业生产４种类 型进行了测算分析,以期准确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特征与趋势.结果显示:县城近郊农户生 计非农化突出,农户多选择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非农就业和时间投入与收入结构比例一 致;远郊传统农区农户自主非农化发展趋势明显,农户多选择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生计分 化行为与传统农区经济结构环境不一致;兼业农户非农化就业不稳定,但农户非农化就业的 倾向明显;农业生产农户多选择种植经济作物作为农业收入的来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经济 作物种植区,农户开展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潜力大.提出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分化 特征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针对性的政策安排.     

农户家庭禀赋、结构制约与劳动力资源配置

使用2017年甘肃省“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农村调研数据,采用Mlogit模型研究分析家庭特征对贫困地区农户劳动力资源在务农、兼业、务工间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禀赋中,丰富的社会资本与良好的人力资本可以促进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在结构制约中,核心家庭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负向影响,仅与配偶居住家庭对劳动力务工配置有负向影响,家庭结构中家庭学生数、劳动力占比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务工占劳比仅对劳动力资源务工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总数、家庭赡养负担与家庭非健康人口比例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负向影响。最后,针对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村社会公共保障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农户兼业行为研究——以河南粮食主产县为例

文章采用样本农户数据分类对比和Logit多值响应模型的方法,对样本农户不同兼业类型的选择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影响农户兼业类型选择的相关因素,并分析它们对农户选择不同兼业类型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农户家庭总人口越多,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劳动力的最高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户主在家庭生产经营过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户主年龄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出现降低趋势;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农户家庭实际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     

农户兼业行为研究——以河南粮食主产县为例北大核心

文章采用样本农户数据分类对比和Logit多值响应模型的方法,对样本农户不同兼业类型的选择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影响农户兼业类型选择的相关因素,并分析它们对农户选择不同兼业类型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农户家庭总人口越多,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劳动力的最高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户主在家庭生产经营过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户主年龄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出现降低趋势;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农户家庭实际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     

养老保险对中国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CHARLS两期数据的PSM-DID方法

利用CHARLS的面板数据,选取PSM-DID模型,研究养老保险是否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对不同区域农户产生怎样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养老保险对不同类型农户所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领取养老保险会使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意愿下降,会增加农户选择农业兼业型生计策略、非农兼业型生计策略以及非农业型生计策略的意愿;(2)养老保险对不同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类型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在领取养老保险后北方农户比南方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意愿下降更多,对于农业兼业以及非农业型的生计策略,南方农户选择意愿较多于北方农户;然而对于非农兼业型生计策略而言,北方农户选择意愿较高于南方农户。研究结果经过半径匹配、近邻+半径匹配、核匹配以及安慰剂检验,进一步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     

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 ——基于湘皖两省水稻种植户的实证研究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实现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有效路径,其对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湘皖两省302个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从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和收入兼业化水平两个角度出发,采用probit模型和IV probit工具变量法分析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和收入兼业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相较于技术密集型环节,农户兼业化对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的促进作用更大。②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在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行为中表现出不同特征,规模户倾向于购买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服务,低兼业户则会减少在此环节的外包;通过工具变量法纠正农户兼业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重点扶持薄弱环节,制定差异性的外包支持制度,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     

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及其离农意愿的影响

推动农户兼业行为演化及其离农决策的最终动力是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发展,而非农职业因素构成了衡量非农就业水平的核心特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分析了作为农户家庭主要劳动成员的夫妻双方非农职业层次、收入及安全风险等不同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类型及其离农意愿之间的理论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二元Logit模型对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夫妻总体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对推动农户非农化兼业结构升级,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比较发现,其中非农职业层次因素对经济更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结构发展影响程度较大,而作为女性的妻子职业安全风险因素对次发达地区农户离农决策影响更为显著,但总体上即期收入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农成员的非农就业发展作为推动其家庭兼业结构升级,进而最终主动离农的重要政策切入点;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中,要重视扶持失地农民的非农职业层次提升和职业安全风险降低等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而非仅关注短期"收入补偿"。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的调研数据

采用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不同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外出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劳动力在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对东部和中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不显著;打工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值、兼业劳动力占农户劳动力的比值都对东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别: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东部和中部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会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不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重要影响。     

农户生计与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 ——基于301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对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市30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有相当比例（41.5%）的农村劳动力愿意成为职业农民,当前农村社会并非无人愿意种地,而是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及其家庭面临“无地可种”的困境。（2）农户生计显著影响其劳动力的职业务农意愿。就生计模式而言,相比于纯非农户,兼业农户中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职业务农;就资源禀赋而言,拥有可代替劳动力的农机具及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就生计状态而言,家庭货币支出压力越大,其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越强。此外,个体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政府农业补贴力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转入耕地难易程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武陵山民族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分析——基于恩施州农户的调查

基于恩施州农户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户主的年龄、户主的非农兼业化程度、家庭劳动力的非农倾向、家里是否有上学的子女以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程度的预期等多种因素从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影响了农户农地流转。因此,针对武陵山民族地区农地流转的特征,尤其是农户层面的流转,应充分尊重农民的理性,因地制宜地创造条件,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

基于江西省307份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用水协会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参与用水协会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于未参与用水协会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第二,校正了选择性偏差后,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家庭劳动力数量、经营规模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晋宁县的调查

以云南省晋宁县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状况、年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农地在家庭养老保障中的重要性、农户年龄对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强农村教育,发展流转中介组织,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农户收入结构异质性视角下水库移民农业安置需求研究

以湖南皂市水库移民为研究对象,利用聚类分析和Bootstrap多元回归方法,在农户类型划分的基础上,计算不同类型农户差别化的农业安置需求。结果表明：（1）皂市水库移民农户收入结构差异与户主对安置情况满意度评价之间存在明显的规律性;（2）依据模型测算得出不同类型移民家庭的人均耕园地安置需求为务工型农户0.88亩/人、兼业型农户1.00亩/人、务农型农户1.54亩/人,不同类型土地可根据各类农产品产值折算互换;（3）皂市水库移民农业安置标准难以满足务农型农户家庭需求,但对务工型和兼业型农户来说略显盈余,土地集约化程度有待提高。为此,政府在编制移民安置规划报告时可选择依据项目区内农户之间差异化的农业安置需求确定该项目移民农业安置所需耕园地总面积,并最终筛选满足出地条件的安置区选址范围。     

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以成都311户乡村家庭为实证

以率先在全国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创新实践模式的成都市为实证,基于4个乡镇12个村311户乡村家庭的调查,运用典型相关模型从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差异的视角探索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为定位参与补偿政策相对有效的农户类型及重点对象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兼业经营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评价表现最好(0.153 7),非农经营户评价值最低(0.120 4),而禀赋异质的农户家庭对于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状况不同。政策满意度是决定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成效的首要指标,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感知政策满意度最为敏感;农业生产积极性是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另一指标,和农户的家庭物质资本禀赋有较大的关联。其中,家庭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兼业经营户感知政策效应的指标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物质资本;家庭金融资本与非农经营户的政策实施满意度相关,相关部门可根据农户家庭的生计禀赋状况采取相应对策。     

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的微观考察——基于湖北16个地市州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科学地识别贫困人口特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2016年湖北省扶贫办在16个地市州开展的大规模脱贫攻坚督查活动得到的问卷数据,建立Logit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基本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等三类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视角出发,对影响农户贫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影响农户贫困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户主性别、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个数、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居住状况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户主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户主学历越高、劳动力越多和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越不容易陷入贫困。     

宿州市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安徽省的宿州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的调查分析,研究运用Log it模型计量分析了影响宿州市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结果发现：家庭劳动力比重、家庭非农收入比重以及家庭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比重等都是影响宿州市农村土地流转意愿的重要因素,而这其中又以家庭劳动力比重和家庭非农收入比重的贡献最为突出。最后,结合该研究的发现,提出了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培育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以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促进宿州土地流转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