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欣斤塔剌思(Chingintalas)地望考释

元代欣斤塔刺思(Chingintalas)是《马可波罗游记》里所记述的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地理名称。迄今为止,这一地名方位不明,是元代西北地理中一个难解的谜。本文试就这一名称略作考证,还请方家指正。一《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欣斤塔刺思”一章紧接在“哈密”一章之尾和“肃州”一章之前。冯承钧中译本(据颇节法译本)列作第59章,新近出版的陈开俊等     

一九八○年以来我国准噶尔史研究概况

准噶尔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族的一部,是明代瓦刺之后,在清代,厄鲁特也称“卫拉特”或“额鲁特”,是一个“逐水草,无城廓(1)”的游牧民族。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分为绰罗斯特即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厄鲁特四部“虽各有牧地,而皆     

清代乌鲁木齐屯田述论

清初,乌鲁木齐是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游牧草场。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这里“千里空虚,渺无人烟”。为了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清政府在乌鲁木齐驻兵移民,大兴屯田,发展生产。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乌鲁木齐人烟稠密,商贾云集,逐渐成为新疆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清代屯田对乌鲁木齐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值得探讨。     

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初探

清朝平定“三藩”后,开始把精力转向准噶尔部,着手解决西北边疆问题。1682年,康熙帝派内大臣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本文爬梳史料、详其始末,揭示此次出使意在了解准部内情,尤其是噶尔丹对清朝的态度,并说明随后清朝对准政策由“笼络、羁縻”为主到“限制、削弱”为主的调整与此息息相关。     

明朝的西域关系

<正> (一) 仿佛一直有着这样一种印象:明朝的西北疆域是很狭促的,仅仅以嘉峪关为内外之界。实际上不是这样。明初洪武、永乐的西域政策与汉武帝、武则天的相似,是积极的。洪武五年(1372),冯胜下河西,就汉朝遮虏障之地、嘉峪山之麓,初筑土城二百二十丈,其地在肃州(今酒泉)西七十里,还是一种比较草率的经营。后来,就逐渐布置得很具规模:关内肃州设“镇”,为“九边”之一,是西北大军区之所在;关外设“关西七卫”,其中四个设在沙洲(今敦煌)迤西南、即今青海省海西地区、亦即柴达木盆地一带。这些少数民族(主要是“撒里·畏兀儿”)与中原的汉族人民进行着严格的茶马交易。茶,对于游牧人来说,是一种肉食生活的必需品;而马,对于明帝国及中原的人民说,则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生产动力。养马差役,被明朝的人民看做是残酷的压榨之一,所以以茶易马,也是减轻人民负担的方式之一。另一卫所,设在哈密。哈密在“七卫”之中,具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除去     

乾隆朝清准贸易研究

清准关系是清初特别是康乾盛世时期最为敏感的边部关系,清代三帝为收复西域而“三朝四顾,旰食仄席”。战争固然是征服的最快手段,却不是最终取得胜利的真实原因,而乾隆前期正是利用对准部的贸易政策来达到怀柔、控制并瓦解准噶尔汗国的。     

清代新疆的驻防八旗与“旗屯”

清太祖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他创建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八旗兵制为满族夺得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1644年(顺治元年),世祖福临定鼎于北京,设“禁旅八旗”警备京师,保卫宫廷;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清廷又先后派遣八旗劲旅分驻各地要冲,在边陲形胜之地,设将军、都统督率镇守,这种八旗官兵被称为“驻防八旗”。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清初为准噶尔部割据,平定之后,清廷设驻防八旗(1)与绿营等共同屯戍天山南北。驻防八旗作为清廷在新疆统治的重要支柱之一,与清廷在新疆长达一个半世纪     

判官方贡孙

吴安朝，绩溪人。南宋成淳间登第入仕，元初，为贺州知州。吴安朝在任上究肃贪污之风，自己持身廉正，“门无私谒”，一发现州内有贪污之吏即予清理，属官中有贪污者坚决予以究问，是贪官的克星。在他的治理下，“州政肃然”。     

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

“西州”及“北州”、“东州”、“南州”、“中州”,这种划分天下的“分域说”或“五州说”,只是汉代人一种习惯上的用法,每一州所指区域并不确实,但在大致范围上还是有共识的。“西州”最初专指益州地区,但是随着西北边疆之开拓,“西州”所指渐延及凉州、朔方;由于西北一隅对两汉国势的影响远大于西南地区,“西州”概念的重心渐次转移到凉州、朔方地区了。     

策妄阿拉布坦侵扰西藏——译自《颇罗鼐传》

清初,祖国西部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其中准噶尔部势力掩有天山南北,后以伊犁为中心。策妄阿拉布坦(?—1727)为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僧格之子,1670年僧格被族人所杀,僧格同母弟噶尔丹以报仇为名篡夺了准噶尔部的领导权,并向外扩张,侵犯清朝边汛。1697年,清军灭准噶尔部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遂拥有准噶尔部,自立     

康熙朝清准贸易与清准关系研究

清准贸易对康熙朝清准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引发了噶尔丹的喀尔喀战争和清准双方战争;另一方面,它又为康熙瓦解噶尔丹政权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康熙利用清准贸易政策的变化以及准部贸易对象的转变最终达到了击败噶尔丹政策权目的.康熙的清准贸易政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羁縻政策有所突破,另一方面这一以夷制夷的清准部贸易政策也具有缺陷,它导致了清廷在内藩与属国和西洋国家关系上的混乱,往往拿处理内藩的方法去处理外部问题.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     

情绪化的批判——从杨光先的《不得已》说起

明末清初的半个世纪是影响中西文化交流最终命运的关键时期。与明末儒士群体地批判天主教文化相比，清初杨光先在批判天主教文化时，则是孤军奋战；在辟教内容上，除了情绪化地批判与指责外，重复明末儒士而并无新的内容则是杨氏辟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这种情绪化的批判，直接影响到了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命运，使得清初的儒士在对西方文化进行评价时很少能心平气和，进而局限了清初儒士开眼看世界的视野。     

论中国现代小说学之成因

20世纪,是中国现代小说学走向成熟的百年。它的成因是:由唐至清,中国古典小说成熟了,明清评点派小说学应运而生,这是先期准备;20世纪之初,中国小说的“俗”性已经确立,有助于小说学融入时代、靠向民众;大时代,大话题,大手笔,催生了小说学大学问;中西文化大交汇,为中国小说学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机缘。     

论清朝管理边疆地区的路票制度

清朝从顺治年间开始,正式实施了路票制度,由官府给发路票,注明持票人籍贯、姓名、货物数量、前往何地、期限、目的,到各关口查验,以配合边禁、民族隔离、边疆贸易政策的实施,加强对边疆的有效管理。而外国人持路票出入中国境内,则使得路票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护照性质。路票制度在加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理、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本身也有不足和消极的一面。到了清末,随着形势巨变,路票制度才名存实亡。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试论明代的中缅贸易

明代的中缅贸易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缅北的陆路边贸和下缅甸地区的海路贸易。明代缅甸南、北方民族地方政权在外交和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中缅贸易的发展。得益于中缅贸易的发展,明代在中缅边境地区新兴起了数个商贸城镇。明代的中缅贸易还促使了两国间的人员和物品流动增多,促进了中缅间的文化交流,从而在历史上开启了一个中缅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更加密切繁荣的时代。在云南省加快实施"桥头堡"战略的今天,曾经在明代繁荣的滇缅商道将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近 2 0年对于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研究 ,基本上围绕着是闭关政策还是开放政策进行的。然而 ,这种模糊于政策的性质与内容之间的类型分析 ,已难以处理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复杂进程 ,表现出诸多的局限性 ,也没有揭示出清朝海外贸易政策是如何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具体原因     

清儒会通传统与现代化思想的“义利合一”观

把儒学"义利之辨"的核心概念,置放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比较视野中观察,可以看到儒学思想早在清末因西力入侵而融入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之前,在明清之际到清代前中叶,尤其是戴震所领军并集大成的乾嘉新义理学,就已经先行迈向现代化转型了。以义利观为例,已历经了从义利对立的"贵义贱利"、到认同义利可以同趋的"兼重义利"转变过程,故清代思想可以被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会通桥梁。     

清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有清一代,由于内地人口突增,人多地少现象严重,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则因地广人稀且资源丰富,大量内地汉族移民于是陆续进入该地,或从军,或垦荒,或开矿,或经商,其中大部分人最终定居下来。他们既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又为边境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人手。他们不仅为开发乌江流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对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