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牧之与“电影村”

"电影村"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以前很少涉及这一段史实。1950年袁牧之任中央电影局长期间,由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拟订了"首都电影村建筑计划草案",后受到批评停建。1957年袁牧之为此写了检查报告。     

对电影家袁牧之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出生于宁波市的袁牧之是一位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艺术家,他是中国电影史上多 个"第一"的创造者。文章从袁牧之与鲁迅、"左联"的关系,袁牧之在苏联的情况及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袁牧之早期电影观念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找到了适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电影观念,袁牧之是 促进中国电影观念成熟的代表人物。他的电影观念代表了平衡的综合的电影观基本成形,即把电影作 为一种进步文化,体现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     

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全才" ——宁波籍电影家袁牧之的艺术道路

出生于宁波市的袁牧之是一位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艺术家,他是中国电影史上多个“第一”的创造者;在表演、编剧、导演、电影组织管理诸方面均有突出的贡献;同时在电影美学的理论和实践上也有不同凡响的创造．     

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互文性关系探析

新世纪初,台湾"后新电影"浪潮的崛起,不仅重新点燃了台湾影业的复兴之火,而且也极大激发了大陆、香港新生代导演美学观念革新的步伐。新世纪的台湾"后新电影"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呈现出相互指涉的互文性关系。笔者认为,台湾"后新电影"运动以"原画复现"的形式映现出"新电影"的艺术探索印痕,并以新生代的成长叙事表征着"新电影"的文化内蕴。台湾"后新电影"导演深受"新电影"导演创作观念的影响,体现为魏德圣、戴立忍、钮承泽、陈怀恩等导演对"新电影"核心导演创作经验的承续。台湾"后新电影"的"太超过世代"意义,体现为新生代导演在承续"新电影"经验基础上,实现了对"新电影"美学的整体超越。本文通过梳理三十年间台湾"新电影""后新电影"运动传承与流变的历史脉络,深入探析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美学经验的同异,以期为当代台湾艺术电影研究视野的拓展及当下"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构建提供成果的参照。     

开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之先河--论电影家干学伟的《内蒙人民的胜利》

干学伟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电影家,他曾创造了中国电影三个"第一".他1950年拍摄完成的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内蒙人民的胜利>,不仅开了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之先河,而且该片在选用少数民族演员饰演本民族角色、表现少数民族特性等多方面给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以先导性的启示.     

论中国电影大片

新中国电影60年的发展历程中,新世纪以来从《英雄》开始的中国电影大片现象引人注目：＂大片＂的票房成就和文化意义,＂大片＂概念的约定俗成及相关电影观念的深入人心。作为新中国电影发展60年之重要成果的中国电影大片,已经初步成为了一个中国电影的重要新类型。《集结号》是中国大片的一个转折。大片逐渐呈现出若干类型性特征。从类型的角度看,中国电影大片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大片类型。但一些大片在类型定位上并没有遵循类型电影的规则,自觉或不自觉的非类型或反类型实践,使得大片留下一些矛盾和尴尬。尽管中国大片问题仍多,但当下的中国电影事业是需要大片的,大片可以带动电影市场。当然,大片类型需要成熟和优化,需要妥善平衡艺术/商业,本土/国际等复杂二元对立。     

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国新主流体育电影研究

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实践是构成电影共同体美学的主要现实根基。新主流体育电影家国叙事与个体叙事共通、现实质感与激情镜语共美、体育精神与生命意义共融的艺术特征,集中体现了电影共同体美学的要义,实践着对这一电影类型“再现代化”的探索,并因其题材优势,或为中国新主流电影实现“我者思维”与“他者思维”的融通探寻新的路径。     

在个性意识中的抉择——从《画皮》看中国电影对传统文化的解读

在外来影片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侵袭下,如何坚守中国的文化传统,取得商业利益和文化艺术的双赢,2008年版东方新魔幻电影《画皮》似乎做了成功的实践。从电影《画皮》对原著《聊斋志异》的坚守、传统妇女观的延承、现代爱情观的渗透等在影片中的呈现角度,探讨《画皮》对中国式文化的沿袭与弘扬。尤其是发掘2008版《画皮》所施行的传统文化之魂与现代影像之魄的结合,以此成功诉求现代影片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因子,进而探寻中国电影的发展路径。     

新世纪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溯源

自20世纪末以降"后技术时代"肇始,美国技术电影渐次呈现自我悖反的发展范式:一方面不断推进"技术化","前置"创新技术,追求观影体验"陌生化";另一方面影片所操持的"意识形态腹术语"表面看来歧义丛生,撕碎暗箱秘密咬合的齿轮,便可窥见电影文本所呈现的诸多症候性因素赫然指向"技术异化"甚或"反技术"。技术作为美国电影"常数"在新世纪萦绕的"二项对立式"——崇拜和否定,是美国技术电影形式和内容在新时期遭遇之新倾向。在观影体验"陌生化"和电影"文学性"诉求的互交中发轫的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是美国技术电影形式和内容动态自洽之产物,也是其实践对当代性进行影像书写的客观存在。     

权利时代司法赔偿 理念与法律文化的构建

中国现行司法赔偿理念应是善理念、平等理念、秩序理念、公平正义与效率理念等的有机体。应努力构建权利型法律文化、限权型法律文化、程序正义型法律文化和信仰型法律文化，以推动司法赔偿制度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银幕上的乡土中国 ———新中国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管窥

如何研究农村?人们倾向于从现实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中寻找答案。而对于现实之外的农村——比如说银幕上的农村,无论是研究电影的学者还是研究农村的学者关注都还不多。实际上,如果不了解农村,对于农村题材电影的研究则只能浮在表面,而不研究电影,我们对农村的研究将会失去很多有意义的部分。文章通过对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研究,旨在揭示出一个银幕上的乡土中国,由此出发也许可以从农村研究与电影研究结合的角度拓展中国电影的相关研究。     

中国传统生育观念的形成及原因

以多育为核心的传统生育观念长期以来支配着中国普通民众的生育行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生育观念建立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心理文化土壤中。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促使很多有识之士对传统生育观念进行了反思和质疑,科学生育观因此得以在中国社会日益建立起来。     

从农业文明特征看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意念

农业社会生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创造、发展的基础。农业文明深刻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格、心理及社会结构特征,进而影响着中国建筑的设计理念,从而产生并发展出源远流长而丰富深刻的建筑美学思想。从华夏民族重实际轻玄想的务实精神、师法自然、恒久变易、封闭、保守的围合心态,及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特征,论述中国传统建筑迥异于西方建筑的以人为本、因任自然、反本开新、重重包围、院院相套及门、堂分立的设计意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及其对构建和谐世界的现实意义

“和谐”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和谐”观念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包括“天人合一”、“和为贵”、“兼相爱,交相利”等理念,构建和谐世界”是对“和合”思想的传承和发扬,“和合”思想是“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基础,其对构建和谐世界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特有的逻辑观和逻辑史观出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颇具特色的:涉及了与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推理理论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汪奠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结果,但他的单纯历史分析方法、特殊的逻辑观和特殊的逻辑史观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反思,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第三极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电影美学

第三极文化理论对中国电影美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在第三极理论的视野下,对中国电影的美学渊源、美学精神、美学内涵进行重新观照,有助于解释或解答许多困惑性的问题,尤其对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梁启超小说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阐释

梁启超的“新小说”观念，作为现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逻辑起点”的重要构成内容，鲜明地体现着偏重小说社会功利性的现代理论诉求。其以“小说界革命”、“小说为国民之魂”、“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等为鲜明思想标志的“新小说”理论批评，使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的价值观念、本体观念、类型观念、叙事观念乃至小说文论话语方式等方面发生从古典向现代的急遽转换，呈现出勿庸置疑的现代性特征。     

中医心身思想对医学模式转换的启示

文章从现代医学模式的提出及当前医学模式转换的现状为切入点,对“形神统一论”、“五脏情志论”、“体质气质学说”、“天人合一论”等中医心身相关思想中贯穿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思维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现代医学要实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换要从治疗、预防、保健几个方面借鉴中医学的心身相关思想和理论并对中医学在人文内涵和生态意义上的启示给予关注。     

"仁"对中国人基本人格结构的影响

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核心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仁” ,“仁”是二人定义一人的人伦理念。文化的核心理念造成了个体的基本人格结构 ,文化对个体人格形成的根本影响方式是同构投射。根据文化核心理念理解个体的基本人格结构是理解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关键。基于“仁”的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格结构 ,而这正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依然按照“仁”的核心理念行为的中国人之所以具有基本的民族性、国民性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