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中,杨家将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然而对于杨家将的历史研究,却并不深入;尤其是其中的几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史料与史观,而且涉及到历史与艺术的关系。《河北学刊》1982年第3期发表了恩泽《杨六郎河北事迹考》一文,对杨家将的考证研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然而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仍然因袭旧说。本文不是对杨家将历史的全面评价与研究,而是就杨家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结合《杨六郎河北事迹考》,提出商榷。     

杨六郎河北事迹考

民歌《小放牛》说:“杨六郎把守三关口”;话本说:“六郎三关为元帅”。三关者何地?史家有考,乃瓦桥关(今雄县城)、益津关(今霸县城)、高阳关(今高阳东旧城村)是也。其实,杨六郎把守的不独三关而已,从泰州(今满城县)狼牙山到泥沽海口(今天津军粮城泥沽村),曲折两千里,都是杨六郎的防地。 “六郎”威名,契丹畏称 杨六郎即北宋名将杨业(亦称杨继业)的长子杨延昭。延昭本名延朗,因避圣祖赵玄朗之讳,于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名延昭。他既然是杨业的长子,为什么     

杨六郎与天津——读天津史札记

一 我国北宋时代杨家将的抗辽历史,已成为妇孺皆知的英雄爱国故事。晋、冀二省以及其他地方,有不少与杨家将战斗故事传说有关的地名和名胜。 天津与杨家将的关系,是一个颇令人     

杨家将故事与水浒故事关系考述

杨家将故事和水浒故事极为类似：小说构成方面,杨家将小说和《水浒传》都是分段缀合结构,成书过程都与南宋时期的抗金斗争相关;人物渊源方面,杨志是杨家将后裔,鲁智深和杨五郎很相像,杨温的故事被《水浒传》吸收;具体情节方面,双方都有衅起良马、五台山参禅、征辽、还愿等内容,而且彼此之间明显有借鉴关系。考察双方的这些相似,有助于我们了解世代累积型小说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也谈“嚼杨木”的由来

去年第四期《学术研究》的《书海酌蠡》栏载有易名同志《“嚼杨木”辨》一文,辨析“嚼杨木”典故的由来.易名同志引清人赵松谷注,认为嚼杨木是以杨枝漱刷口齿,杨木即齿木,即今之牙刷。言有未尽,似乎还有可补充的地方。因为说来这是一个古代的“洋”典故。嚼齿木本是古代一般印度人的卫生习惯,古代印度佛教徒在寺庙里也有这种习惯,而且这后来几乎成为了寺庙中一种固定的卫生规定。嚼齿木为什么又称为嚼杨木?这里面实际上有一点小小的误会。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即称:“(那烂陀寺)有奇树,高八九尺,其干两枝,在昔如来嚼杨枝弃地,因植根柢,岁月虽久,初无增减。”讲的就是嚼杨木。但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在提到同一地方的佛齿木树时,却指出齿木树不是杨柳。嚼齿木确也不限于只嚼杨枝。因为《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又云:“(齿木)或可大木破     

“嚼杨木”辨

金圣叹在伪作施耐庵序中,曾经谈起“嚼杨木”一事。什么叫“嚼杨木”呢?刘逸生同志认为清人程穆衡之说很有道理,“这可以说把‘嚼杨木’的来历找出来了”。(《金圣叹伪造施耐庵序显证》,刊《学术研究》1981年第3期)对于程说,尚有疑焉,为了说明问题,兹将原文引出: 余雍正初,始见(具也)赠奉直大夫周翁,翁首以此句为询。余对曰:“忆得《大唐西域记》云:罗婆路山北岩泉,是佛受山神饭处。饭已,嗽口,嚼杨枝,因生。今为茂林,专号杨枝,盖佛时未     

关于于方舟同志的生卒时间

读《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董振修同志《关于于方舟、李培良同志生卒时间的考证》后,我认为对于于方舟烈士的生卒时间还应进行再考证。 董振修同志从《马千里日记》(1920年4月10日)“八月二十二(日)生”而导出“于方舟同志的生日应为1900年9月15日”。根据《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恰闰八月,故于方舟的生日还有闰八月二十二日(1900年10月15日)的可能。     

杨家将考辨

“杨家将”中,杨业领诸子率宋军在幽州大战辽军、六郎延昭镇守三关、延昭孙文广征西等事,虽来自戏剧、小说,但是否为真实历史,史学界见解不一。这是应该按史实予以辨证的。一、杨业及其子孙杨业亦称继业,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曾任云州(山西大同)观察使等职,多次大败辽国。后与辽战时,由于主将潘美(仁美)及护军王侁忌业功,临战不救,业以寡不敌众战死。     

《论束脩》引文校勘

<正> 《齐鲁学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刊出杨佐仁同志《论束脩》一文(以下简称杨文),对《论语》中束脩的“真正涵义”提出了一些看法,其论证方式颇新颖,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不少引文中或错漏字、或错标点、或错篇章名目等,疏漏较多,有损该文形象。为使《论束脩》更臻完善,今特将错漏之处检出,代为校勘,并就正于杨同志。至于该文论述过程中的一些新论,亦有不敢苟同者,拟另文请教,此文就不涉及了。 (1) 杨文说:“郑玄解束脩为‘谓男子年十五以上也’”,全文直接引此句凡四次,均同。郑氏《论语注》已佚,今查多本转引、辑录者,均为“谓年十五以上也”,并无“男子”二字。盖其时男女有别,尚无女子外出求学,孔门亦未收女弟子,是不必有“男子”二     

关于认识源泉问题的几点补充看法

《社会科学》今年第一期发表了则鸣同志的《再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第五期又发表了一组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文章。我赞同姚伯茂同志的观点。这里,再补充几点看法。 第一,“认识源泉”是什么? 有的同志认为:“认识源泉指的就是认识的本原,认识的客观内容是哪里来的。”这种把认识的     

秦汉时期赵地社会文化的特色

秦汉时期赵地社会文化的特色王子今秦实现统一，在原赵国故地置邯郸、恒山、巨鹿、太原、云中、上党诸郡。据《汉书·地理志下》的记载，当时人所认定的“赵地”的界域，大致即：“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球都之高阳、州乡；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渤...     

在“天津教案”中被杀的中国人数考误

清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爱国群众因为不满法国领事丰大业及外国传教士的胡作非为,奋起打死丰大业等若干人,其中包括俄人三名。事发后,清政府曾派曾国藩到天津查办,史称“天津教案”。关于被杀的中国人数,从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①《中国近代史辞典》、《辞海》上的有关章节条目,均作“杀死二十人”。其实,这个     

“折家将”与辽、金和“杨家将”的关系论述

与“杨家将”齐名、在抗夏(宋末抗金)防辽中屡建功勋的“折家将”——折氏家族,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研究课题。但是,现在所能见到的研究文章仅两篇:一是韩荫晟先生的《麟府州建置与折氏源流》一文,一是日本学者畑地正宪的《五代、北宋的府州折氏》。他们对府州折氏研究作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但对于府州折氏与辽(契丹)、金和麟州杨氏的关系则基本上没有述及。笔者谨就这一问题作一系统阐述,借以抛砖引玉。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还是存在主义的人学本体论

<正> 何中华同志在《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发表的《哲学体系的逻辑基础探析》(《新华文摘》1991年第8期转栽,以下简称“何文”)一文,为了探析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基础,以存在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解释“实践唯物主义”,在论述中的一系列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根本对立。因此,我们认为有澄清之必要。     

雍熙北伐分兵几路?

宋太宗于雍熙三年(986年)大举伐辽.最近,李一氓同志在《读〈辽史〉》一文中(《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认为是“宋五路攻辽”;常征在其《杨家将史事考》中,也认为宋军兵分五路,北攻辽朝.雍熙北伐究竟兵分几路?常征说,除了山西、河北三路宋军攻辽外,还有高琼“曾率水军浮海北攻平州,并占领今滦河下游及秦皇岛地区,为北伐中宋军重要的一路.史传疏漏其事,而观于《辽史》,其军事行动曾严重危胁契丹,故肖太后曾派重兵御之也.”考《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四年三月十四日,“诏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备守”;又《耶律化哥     

中国古典诗歌的末路英雄——陈三立诗坛地位的重新评价

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陈三立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之鼎说陈三立“天下久震矜其诗,以为足绍西江诗派”(《宜秋馆诗话》),杨声昭说“光宣诗坛,首称陈(三立)、郑(孝胥)”(《读散原诗漫记》),而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则以“都头领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可见陈三立显赫的地位。     

“同志”称呼的由来

“同志”一词并非现代语言的产物。早在春秋时期,左丘明就对“同志”一词下注脚:“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东汉人郑玄更明确地说:同志就是朋友;同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中有“好友同志”之语。元初名医朱丹溪在《格致馀论》一书的“饮食色欲箴序”中也写道:“饮食之欲,于身尤切……因作饮食色欲二箴,以示弟侄;并告诸同志云。”可见,古人用“同志”来表达的是志同道合的意思。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发表的《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中,也开始用“同志”这个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一大”通…     

《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

《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解放以来却有着不同的说法。例如邓牛顿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八年夏秋开始试作新诗。”(《南开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谷铺林同志说:“郭沫若同志从一九一八年初夏从事文学活动……”,并且具体地指出:“第一篇《死的诱惑》写于一九一八年初夏”(《破与立》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楼栖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九年就开始写诗”(《论郭沫若的诗》一九七八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韩立群同志说:“《女神》写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破与立》一九七九     

《文心雕龙》論“道”

(一) 关于《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思想体系,在学术界曾引起热烈的争论。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里说他“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而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哲学上倾向于唯物主义,不同于玄学和佛学。”茅盾同志则指出他的“二元论倾向。”最近《文学遗产》上发表了     

读大钊同志的“史学与哲学”

1923年4月间,李大钊同志来上海期间,曾应邀前往复旦大学作“史学与哲学”的演讲。由于学术界发现这次演讲稿较迟,目前尚未引起注意。解放以来,学术界很重视大钊同志遗著的编录工作,曾先后发表数篇大钊同志的著作年表。但在1957年以前,所有各种年表,均未提及“史学与哲学”的演讲。直到这一年《学术月刊》7月号刊出文操:“试编李大钊(守常)遗著系年目录补正”,才首次提到此次演讲,并指出由黄维荣、温崇信记录,刊1923年4月17-19日天津《新民意报》。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