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的知行观及其与二程的差异——兼论蒙培元先生关于理学知行问题的论述

邵雍的知行观一直是个被人忽略的问题,在关于邵雍本人思想的论述中很少被论及,在专门的知行问题的讨论中也少被提及。比如蒙培元先生《理学范畴系统》中的知行部分就是一个例子。邵雍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不是很系统,而且主要以诗歌形式出现,这是被人忽略的主要原因。     

先秦儒家学派道德修养的知行观

注重道德修养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之一.知行论在道德修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先秦儒家学派在道德修养的知行观上,强调知行的辩证统一,重践行,肯定主体自觉.其合理思想对现代人提高道德修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北京交大“知行”校训的精神底蕴与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的历史价值

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交通大学确立的“知行”校训，与孙中山当时提出的著名的“知难行易”知行观有直接联系。孙中山主张“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强调科学认识的重要性以及正确理论对于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决定性意义，并以此推动史无前例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步伐。校训“知行”二字体现了从古至今人们不懈追求的大学精神，是古老文化传统与现代学术理念的完美结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并推动社会经济大发展、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建设研究型大学仍需要把握好知行关系，继续传承“知行”校训的精神底蕴。作者建议“知行”校训字体恢复取自孙中山的亲笔题字。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创造性转化的 内在机理及实践反思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根本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刚需。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的知行范畴、知行主体、知行关系以及认识过程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主要是由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促使他思考传统知行观存在的弊端,近代知识分子对知行观的探讨为他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启发,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他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指引,自身学习和革命实践经历为他实现创造性转化奠定了基础。系统诠释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对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启示,即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注重以时代诉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指导以及重视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知行客家”理念的产生及其应用

"知行客家"的理念是时代的产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和思想基础,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深远的影响。"知行客家"为客家文化研究、客家的社会活动及客家人的精神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准则。     

宋明理学知行观道德内涵刍议

宋明时期,知行关系成为理学家关注的焦点,从“知先行后”到“知行合一”,知行及知行关系被理学家赋予积极的道德内涵。由知行关系到格物致知,理学家同样赋予格物致知以丰富的道德意蕴,并把格物致知作为一种提高个体道德修养的必要手段。理学家的知行观,迎合了统治阶级加强道德教化,巩固宗法等级秩序的需要,对促进封建统治的稳定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重视知行关系道德价值的同时,却漠视了人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     

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知行观比较

朱熹理学的"知先行后"和阳明学的"知行合一"的知行观,说到底都是在做格心的工夫。明清实学实现了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的转变,强调要从不断变化的"气"中去探求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规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行为贵"的知行观,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     

船山于朱子、阳明“知行之辩”互斥模式之解构

在价值层面,朱子、阳明都企图达到知行统一之目标。在学理的架构上,朱子、阳明因时立言,其“知行”在先后上,呈互斥模式：朱子主张知先行后,偏重于求知;阳明企图扭转此局面,而倡“知行同时发动”之说,更强调“行”。船山也有知行统一之宏愿,在同情了解之后,指出朱子、阳明二人均重知而轻行,随后赋予知行之“先后”以“缓急”的内蕴。在理论架构上,船山主张“知缓行急”,将行作为知的目的与归宿,无分先后,解构了朱王二人的知行观,化解了其互斥模式,力争使得知行统一在学理上成为可能,亦试图求得圣人原意,使得己说不止于因时立言,而赋予其“千万年语”之意涵。     

孙奇逢知行统一风格新议

孙奇逢知行统一的主张贯穿其治学经世的整个过程,并逐渐形成了知行统一的处世风格,其核心是知行统一观。这一价值取向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在立身方面,尊儒崇礼,内孝外忠,不但对儒学有着精到的研究,而且切身践行儒家道德规范,在行孝义方面树立了规范;在性格气质方面,正直坦荡,不慕权责,既敢同阉党的邪恶势力抗争,又淡薄名利,行事端正,不依附权贵;在学术追求上调和朱陆,兼采理学和心学精华,并将学问和经世恰当地结合起来。孙奇逢治学和经世的态度是统一的,这种黜虚崇实的作风对后世影响深远,深受后世赞誉。     

试论道德教育中的知行问题

人类道德是知与行的统一,道德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知”与“行”两个方面.重视道德修养中知行的统一,强调身体力行的重要性,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应当倡导知行统一,鼓励力行践履.     

杨万里性论的儒学构成

杨万里气学由性学涵衍、又与性学界别,正合乎张岱年先生所论“杨万里,可说是南宋初年独立的思想家,但也与程门有一定联系”。杨万里气学优游于宋代理学的理、气、心、性之间,而出乎性学,提出了“情可去,性亦可去矣。不惟性可去,阴阳亦可去矣”。杨万里性论在面向人间世和立足气本的同时,进而论证了他的性论是“三才体用不息”的道、善、性在体、用、质三个方面的反映。杨万里论性区分内、外,他是看到了性的内在超越和外在客观性的,由此将他自己的性论从善恶论、性本论中析离出来,就不能不是南宋理学有特色的一族。     

“知在先”与“行为重”：朱熹知行观探究

朱熹的知行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常相须"),二是知先行后("论先后,知在先"),三是以行为重("论轻重,行为重").这三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知行相互依赖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朱熹知行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因而不可将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王守仁对朱熹的指责恰恰是犯了将其中的一个方面"论先后.知在先"孤立看待的错误.     

《诚斋易传》的历史与意义的世界--杨万里易学思想研究

杨万里的《诚斋易传》是义理派史事宗非常重要并独具特点的著作.此书思想与程颐的《伊川易传》相一致,并注重人事,引史传印证《周易》,将《周易》一书的本质概括为通变,并确立以心为主体的本体论,引史证经只不过是达此目的手段而已,是对意义世界的展示,杨万里关于意义世界的学说认为"易之道,天理而已",认为这个理想的意义世界的核心是"中正"原则,其根源是天理,由此建立起一整套关于意义世界的学说.     

“篇不谋而合,辞不修而工”——杨万里文学创作论探讨

杨万里是南宋创作成就斐然的文学家,他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学主张独具个性,自成一家。他在文学的创作方法上讲＂活法＂,强调＂活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师法＂自然。本文主要探讨杨万里文学创作思想中对创作方法的思考。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     

"知行"观视角下的写作教育

知行关系失衡是导致写作教育低效的主要原因.这种失衡在写作教育的观念、教材、教法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来.写作教育既然是教育的一项科目,就必须遵循教育的普遍规律,并尊重写作的特殊性.写作教育要达到"知行合一"与"知行并进",应该从新的理论背景下创新教育理念.知识形态上的理论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并进,思维方式上的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的并进,训练内容上知识领会和技术运用相结合,应该成为当前写作教育的三项主要任务.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格物致知”对“诚斋体”诗学品格的影响探析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将"格物致知"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他所创立的"诚斋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自然物象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并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诚斋体"的这种审美特质与"格物致知"在本体论、认识论中所体现出的美学意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力图通过"格物致知"与"诚斋体"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表明文化学术思想经过诗人这个中介,可以化为诗人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并经过心灵与情感的融会,成为审美化的诗性流露,杨万里则充分体现了这一中介作用.     

“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之区别及其意义——张载《大心篇》解读兼论其知识论

学界一般将张载的＂德性所知＂等同于＂德性之知＂,但是两者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凭借德性所认识到的大全、整体的知识,其实质是对世界的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后者则单纯是指关于道德的知识。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都属于＂德性所知＂,都是＂德性所知＂的一个部分和局部。在张载看来,任何局部、片面的知识都不能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只有整全的知识才能够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张载是在＂知识——人性＂的框架内思考知识问题的,人性美好问题成为张载知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杨万里与周必大交谊考论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为“中兴四大家”之一;周必大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和学者。绍兴二十年（1150）,两人同时参加庐陵解试并获得解额,此为两人交往之始。入仕后,杨万里和周必大游宦各地,难以相见,两人多以书信交往。隆兴年间,周必大贬归庐陵,杨万里父亲病逝,回庐陵丁忧。二人在家乡相见。乾道六年（1170）,杨万里赴任奉新县宰,由是分别。其后,两人各自宦海浮沉,甚难相见。绍熙三年（1192）,杨万里辞知赣州回到庐陵,此后便一直居住于此,直到开禧二年（1206）去逝。绍熙五年（1194）,周必大辞知潭州亦回到庐陵,直到嘉泰四年（1204）去逝。在晚居庐陵的十几年中,他们交往甚密,既经常互访,又频繁书启往来,还共同关爱后辈。这段交谊被传为佳话,以致被时人誉为“庐陵二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