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初探

一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订立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纷纷在我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鹰瞵虎视的英帝国主义自夺得印度之后,为了独霸我国西南广大地区,势必要掠取西藏和川边藏区作为它前进的基地。因此,西藏和川边藏区被     

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研究

在清末“新政”“兴学”和川边“改土归流”的大背景下,川边当局设立关外学务局和劝学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划分学区,“强迫”当地藏族子弟入学,注重普及初等教育,重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拨付较为充足的教育经费,采取结合当地特点的教学课程及课本等措施,使川边藏区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有所发展.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存在的问题,则可为今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之借鉴.     

双语教育:清末川边藏区兴学之关键——兼谈清末川边藏区双语教育的基本模式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川边藏区进行了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语言问题,因此,藏汉双语教育成了改革的重要内容。当时双语教育的主要模式有:师资培养模式和普及教育模式。事实表明,两种模式是川边兴学的关键,对目前藏区的双语教育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20世纪上半叶川滇边藏区职业教育发展述论

20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对川滇边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不仅屯垦、练兵、设官、通商、开矿,还大力兴办教育,既办普通学校,又根据《奏定实业学堂通则》的规定,择宜兴办了实业学堂;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为培养生产建设人才,开发边疆民族地区资源,补充抗战物资力量,采取措施发展职业教育.与其他地区相比,川边藏区的职业教育产生较晚,发展规模不大,培养人才有限,但它在藏族教育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一些办学形式和特点,对于当今藏区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宏观历史分析

发生在上世纪初叶的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 ,一直是藏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进入 80年代以来 ,随着藏学研究的不断繁荣 ,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取得了不少学术价值甚高的研究成果。但是 ,综合历年来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 ,笔者以为多数学者由于把分析的切入点定位在对事件本身及其是非功过的评价上 ,尤其是在方法论上往往错误地套用了阶级分析方法 ,以现代人的价值观标准苛责古人 ,所得结论确有失之偏颇 ,影响了对这一在清王朝即将崩溃之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正确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 ,任何具体的、偶然的历史…     

清末屯垦政策在川边藏区的实施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文章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为切入点,利用大量历史文献及档案资料,分析了清末中央政府在川边藏区实行的屯垦政策。根据分析,认为此次屯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边藏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限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清政府对此次屯垦活动持较为理性的态度,开垦力度有限,使之总体上未超出当地自然环境的承载力。     

清末川边改革新探

清末川边改革是一个历史过程,和清末西藏实施新政密切相关。清政府在川边进行改革,既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也是为了解决川边存在的问题。从进程上说,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内容上讲,它包括政治上改土归流,建置府县;经济上鼓励垦荒,兴办厂（场）矿;交通上修筑道路,办理邮政;文教卫生上创办学堂,设立官药局,改革旧的风习等。这一切有利于川边地区的杜会进步。     

清末川边兴学概述

二十世纪初,即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清政府对川边藏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的同时,在川边地区广泛兴办学堂。这在客观上加强了汉藏交往,促进了这一落后地区的开化,也为以后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对研究清末川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所帮助,同时也是研究近代川藏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川边,即指原西康省辖区,主要为藏族居住地。川边界于川藏之间,南接云南,     

清季赵尔丰川边藏区经济改革述论

十九世纪晚期,边疆危机加深,赵尔丰奉命经营川边藏区,在川边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旨在增强清政府在川边地区的控制力以稳定边疆。改土归流内容广泛,影响深远,其中尤以经济方面措施成效显著。赵氏以鼓励垦荒,大力发展农业入手,积极兴办工业,并不失时机的整顿边地金融市场,改革传统徭役制度。赵氏经济改革措施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减轻了边患,为川边藏区的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简析西藏噶厦时期的差乌拉制度

差乌拉是旧西藏领主庄园制的产物。本文以国家财政理论为指导 ,借助大量历史资料考察证明 ,最初 ,差乌拉是包括徭役、领主地租和政府赋税在内的混合概念 ,噶厦设立前后 ,庄园领主的内差和政府的外差有了明确划分 ,外差成为具有国家法规性质的差乌拉制度 ,差乌拉由混合概念演变为涵括庄园领主剥削和国家税赋的复合概念 ,既体现了中央政权的管理意志 ,又显现出鲜明的地方社会经济特征。本文突破了历史和社会工作者对差乌拉一直以来从表象和形式方面的研究 ,转向对其本质的探讨 ,从财税角度再次证明西藏从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继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后又一大规模改流运动。但它的改革范围,则超过了历次改土归流。即不单是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对于与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这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拟就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经营川边的最初措施与改土归流经过,改革内容和改流后的设施,以及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加以论述。     

川甘青毗邻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新探索

川甘青毗邻藏区属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面广、量大、程度深、矛盾多、协调难。同时,该地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发展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贫困农牧民参与意识差、参与能力弱、参与机会少、参与形式单一制约了旅游扶贫的效果。本文运用旅游扶贫基本理论框架,梳理了研究区实施旅游扶贫独特价值,结合320户贫困户调研数据及部门座谈中发现的问题,对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和行为进行了问题诊断,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关系入手,围绕提升农牧民参与旅游业意识、提高旅游从业服务能力、扩大旅游业的就业机会,促进旅游产业区域间协同等方面,提出优化该地区农户参与式旅游扶贫的具体策略。     

甘青川边藏区传统部落非正式社会控制刍议

甘青川边藏区传统部落非正式社会控制注重从精神层面,劝谕与教化,培养成员的部落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警戒那些有可能威胁与危及部落团结与安全的个体或群体行为,并以山神崇拜与脍炙人口的史诗、说唱艺术、谚语等等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发挥着非正式的象征控制与仪式控制的功能.非正式社会控制侧重于预防越轨行为与社会失序,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但其浓厚的部落色彩却是现代化转型中必须扬弃的内容.     

清末川康战事——川西藏区改土归流的前奏

清末川边战事近年来成为康藏研究中透视近代边疆社会变迁和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一个焦点,本文围绕清末一系列针对康区寺院（巴塘丁林寺、乡城桑披寺、盐井腊翁寺）的战事展开讨论,对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边方略以及康巴地方实力派（寺院、土司）在战术上的回应加以分析。清末川边军事化的过程对后来康区政局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改土归流等边疆整合措施作了铺垫。与此同时,川边军事化也引发了四川经济和军事体制的改革,认识清末康区的现代性变革,也应关注四川省政的变化。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将军对川边地区的治理

乾隆年间,先后共有七位将领担任成都将军一职。七任成都将军在川边地区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清政府的一系列边疆教化政策;继续实施朝贡贸易政策,协助派遣川边地区土司轮流觐见;及时传达清朝中央谕旨,宣扬中央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川边地区的驻兵进行屯田,以促进地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都将军在治理川边地区时推行清政思想,采取刚柔并济、恩威并用的治边措施,增强了川边地区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了川边地区的社会秩序,创造了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成都将军设置之初,两金川地区平定之始,成都将军针对川边地区的治理,多侧重于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川边地区的屯兵驻防、清政府政策的推行等方面;在川藏边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时期,治理侧重点则在于以前期的治理为基础,逐渐处理和完善两金川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加强了清政府对该地的统治。     

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川边社会经济状况述论

近代外国人留下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状况的实地考察资料和文著,翔实甚至“琐碎”地记载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宗教、民俗、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资料。本文结合相关中外文献资料,主要从茶叶贸易、货币问题、乌拉制、社会经济生活四个方面,梳理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川边社会经济状况。近代外国人涌入川边,其主要的战略目标不外乎入藏与打通印缅一扬子江流域,同时,这一战略还源于经济上的考量。因此,近代入川边游历考察的外国人,无论在知识探索、地理考察、社会经济考察等方面,其背后无不充斥着其各自国家利益的角逐。对近代到川边实地游历的外国人著述加以考察,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上述“战略轨迹”,以及川边社会经济生活从汉区到“边地”过渡之特点。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绿色包容性发展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绿色包容性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根据川、甘、青藏区近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该区公共服务存在不均等现象,且整体水平落后其他发达地区,未达到绿色包容性发展的目标。因此,通过提出加快地区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建议,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绿色包容性发展。     

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机制研究

经过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川边土司政治影响力逐渐式微,在民国时期逐渐向地方乡绅转变.此间,川边土司一方面依然依靠传统的藏传佛教力量维护其在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与藏传佛教寺院因各种利益关系产生矛盾.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之间冲突体现在“大白事件”和“朱倭土司与灵寿寺械斗”事件,调节这一时期川边土司和辖区外相互没有政教隶属关系的藏传佛教寺院的矛盾,倚重于国民政府以政治调处结合军事威慑的调处机制化解双方矛盾.国民政府对双方矛盾调处的掌控力不断加强,成为民国时期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的主导力量.     

论近代川边治理与国防安全：从赵尔丰到刘文辉

风云激荡的近代“川边”,历任主政者的川边治理成效殊异：赵尔丰籍“平康三策”,锐意进取,开拓出广阔的川边境域,成功践行“固川保藏”方略。尹昌衡藉个人英雄主义维持短暂的绚烂;其后走马灯式的镇守使无法掌控川边局势,失地溃败;颇具政治韬略的刘文辉,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稳固川边,促使西康成功建省。34年的川边治理为现代西南边疆治理留下了鲜活的经验教训,川滇藏结合部需要新的边疆治理统筹。     

川滇毗邻藏区习惯法对国家法的影响及启示——以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为例

通过考察,发现川滇毗邻藏区传统习惯法并未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淡化,相反对国家法的执行依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由此可以看出,习惯法将以其特有的方式长期存在,并与国家法形成长期的互动,理性看待现阶段国家法在民族乡村的有限性并注意引入民间习惯法的一些好的做法,使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进行相互塑造与互动,以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将是国家法在民族地区乡村取得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