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绩效的动态演化、地区差距与成因识别——基于一种新型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变动指标

基于"全要素"与"产出多样性"双重约束,提出一种新型的生态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变动指标,从静态和动态的双重视角出发,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区域能源绩效。研究发现:我国能源尚未实现由低效率向高效率的转型,呈现"上升—下降—下降—回升"的演进态势;能源效率的总体差距趋于加大,地区间和地区内均不存在收敛现象,区域间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是主要贡献因素;忽略非合意产出将导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指标被高估,尤其是能源使用技术进步率的高估现象更为明显;我国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实现累积性增长,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能源效率并未出现"追赶效应";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由"不平衡导向"向"协调导向"转变,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并未出现"协调发展"与"加速增长",四大地区普遍呈现增速放缓态势,东部归因于技术进步速率降低,中部、西部和东北则归因于技术进步速率下降和能源效率下滑双重影响;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增速峰值区由珠三角和长三角向京津冀转移;资源型省份陷入"资源诅咒",生态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基于CES生产函数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考察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证明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会通过改变要素结构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据显示,我国整体经济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程度逐年减弱;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化趋势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且技术进步偏向性与要素结构适配性逐年增强,并呈现出愈加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趋势。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论文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及生产率变动作了细致的估计。数据估计工作包括,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率作了修正,对各地区要素投入和要素收入份额作了测算以及利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生产率测算方法,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各地区生产率变动进行了估计。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密切相关。     

产业结构调控与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在既考虑"好"产出、又考虑"坏"产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好"产出划分为"实物"产出和"服务"产出。测算1995~2010年中国各省区在不同程度产业结构调控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成份,并尝试解释中国现实产业结构调控程度的选择原因。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控出发点应该侧重于经济稳定增长;大力发展生产服务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控对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较之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较低,但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强;中国现实产业结构调控程度是两方面力量的博弈结果。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TFP增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

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分省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采用Theil指数测算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并按照多种空间尺度进行区域分解;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最小二乘法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2010年之前,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差异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地区内而非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和科技创新水平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等结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采用"留有余地"的设定方式时,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硬约束表述时,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目标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效率(TE)上。(2)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在2006年以后更加严重并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组成部分。(3)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留有余地"设定方式,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则会更好,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得到一定地提升。(4)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通过竞相投资的潮涌效应,扭曲投资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挤占以及导致企业间资源要素错配等机制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较为稳健。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如GDP水分、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进口关税减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本文运用最为细化的微观数据从企业层面首次研究了进口关税减免对中国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进口关税减免带来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最终品关税减免的要大。     

论西部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助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我国西部地区表现为突出的二元经济特征,除了农业与非农产业部门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也存在着的农村与城市之间地理二元经济结构。西部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可以提高农业、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弱化,对于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整个宏观经济的有序发展都意义重大。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现行税收优惠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

现行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给西部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对西部地区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排除负面影响，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步伐，使西部经济早日腾飞，必须完善现行税收优惠体制。     

对我国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及分析

本文通过对1978￣2003年间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测算了我国及长三角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索洛剩余。实证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年均索洛剩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技术进步的动力主要源于市场化、国际化取向的制度变迁,这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对沪、苏、浙三地的索洛剩余作了测算与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其区域技术进步机制的不同特点。这可为我国其他地区经济效率的提升提供有益的思路。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哈尔滨市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奋力走出哈尔滨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新路子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确定了经济增长仍属于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哈尔滨经济提质增效,需要在体制机制、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区域布局、人才培养和环境建设等多个方面采取推进措施。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2011-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为中介变量，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在控制内生性、更换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剔除特定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技术进步上。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家科技部副部长邓楠近日撰文指出:西部大开发 科技要先行

西部大开发，朱镕基总理特别讲了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这是西部大开发的基础。二是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这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三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这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四是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条件。针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是朱总理强调的四个方面，科技部门和广大科技界应当率先行动起来，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作出贡献。科技怎样先行，应当考虑以下方面。 1．制定针对西部大开发的科学规划。科学的计划和规划是减少盲目性的重要保证。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科技部门要尽快拿出针对西部的行动计划。同时，要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积极协助有关部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当地政府制定地方大开发计划和规划，切实提高计划和规划的科技含量、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区域金融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研究

西部大开发期间,国家制定并实施了相关政策以推动西部地区区域金融的发展,试图保障西部大开发的顺利实施。西部大开发期间,存款、贷款和金融相关比例均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其中,贷款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显著;但是其促进作用呈现递减规律,因此西部地区应继续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实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及货币政策等,继续完善以区域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政策。     

对贵州省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以及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极大的改善了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贵州省作为西部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近些年来,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各项政策的倾斜,贵州省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贵州省的投资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本文通过对贵州省的经济发展空间、投资基本情况以及投资环境的优势等进行分析和论证,最后对贵州省的投资环境给予一个客观的综合评价,期望能对那些计划在贵州投资的企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民间投资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既有文献较少关注民间投资在波特假说实现过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本文采用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方向距离函数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以民间投资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研究了环境规制、民间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中国处于拐点左侧，只有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民间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环境规制与民间投资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加大民间投资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3)民间投资具有门槛效应，当民间投资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且不显著，只有当民间投资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才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边际效应随民间投资的增长而递增。本文结果表明，民间投资发展是推动“波特假说”实现的必要前提。     

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对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启示

作为我国生产力布局一级主轴线和主要骨架之一的长江经济带和一些的建设取得很大的成就,其主要经验和成功的做法对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启示。启示一:修路、修路再修路基础设施是投资硬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交通设施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和跨地区配置的主要渠道,也是沟通地区之间的联系、推动地区之间合作的纽带。因此,以交通通道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始终把以跨地区的交     

人民币国际化、银行业开放与商业银行效率

本文基于2011年至2019年中国商业银行季度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对中资银行效率的影响并分析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结算业务规模与股权结构不同的商业银行产生差异化影响。另外，银行业对外开放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为中资银行“走出去”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促进作用，外资银行“引进来”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促进作用。     

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

近期有学者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以往高速追赶过程中贡献很小,且低于相似阶段的东亚经济体的水平。本报告通过文献梳理、实证研究和国际比较,对中国生产率提升的历史贡献和未来潜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升,对高速经济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考虑到进口中间投入品技术含量的提升,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将更加显著;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确实呈现放缓趋势,这与成功追赶的经济体类似阶段的经验规律是相吻合的,但与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情形有着根本区别;今后中国生产率的提升,应由过去主要依靠技术追赶和要素跨部门流动,向更加注重原始性创新和部门内部竞争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