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生育数量趋同行为研究的理论架构与实证分析

生育数量趋同表现为一孩、二孩和多孩趋同。生育数量趋同受社会、家庭和个人因素影响,根据2000年福建省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物力资本,生育政策、生育文化、女性家庭地位、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对生育数量趋同行为产生影响。创造良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条件,塑造良性的生育数量趋同行为,是事半功倍地解决人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从生育行为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基于江西X村的研究

通过对农村妇女生育行为及其家庭地位的个案访谈,发现从农村妇女的生育行为,主要是生育孩子的数量和性别,已经无法准确判断她们的家庭地位.即生育行为与妇女的家庭地位之间的联系正在弱化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包括妇女的性别意识、经济独立性、知识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提高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途径也变得多样化,其中,增强农村女性自身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基于孩次的验证

低生育率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找出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为生育主体提供良好氛围和相关机制极其重要。以2016年中国金融家庭数据为基础,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不同孩次的相关情况加以区分,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对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影响,从而揭示女性"低生育之谜"。结合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模型,采用二元变量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并验证其内生性。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一孩和二孩生育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女性配偶的劳动参与对家庭中生育一孩和孩子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和社会应当共同给予女性支持,分担女性的育儿负担,在政策层面上转移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生育意愿的代际差异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数据,文章从意愿生育子女数、意愿子女性别、意愿生育年龄等三个维度出发,考察了不同代际(60后、70后、80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的差异.研究发现,80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少生、晚生、优生的意愿趋势明显,以孩子为中心的观念也在弱化,性别选择更趋向无偏好化.新型生育文化及观念在我国发达的农村地区已成现实,这些事实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秦汉女性生育水平评估

秦汉时期,在鼓励性生育政策之下,女性生育水平与制度的关系尤显重要。总体评估,秦汉处于低生育水平。虽制度干预初婚年龄等,使平均初育年龄(21岁)提前,再育年龄(26岁)偏早,一半以上育龄女性初育4年内完成1-2孩生育。但平均生育数量仅约2.2个,并且生育群体不平衡,平民阶层出身女性平均生育数量偏低,只有2个。由于家庭生活经济压力的主导因素,秦汉生育性别比呈现出分阶层、时段与区域性严重失衡的现象,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发展。秦汉国家制度干预不能有效提升生育水平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国家制度与家庭经济生活之矛盾;二是国家制度对家庭生育的直接干预忽微。     

公平视角下生育保险制度革新研究

放开生育三孩的人口政策后，生育保险制度应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提出相适应的制度方案，以促进三孩政策的现实有效性。当前，生育保险制度设计公平性考量不够，在不同类型企业间、不同用工情况的企业间、孩子数量不同的家庭间造成了不公平的对待，不能很好地作为实现促进生育的政策目标。因此，应根据制度公平的要求，在生育保险制度的设计上突出其福利制度的理念，强调政府在生育保险待遇支付中的主要责任，在负担比例、缴交方式、保险待遇种类和水平、覆盖范围等方面做出新的制度安排，以彰显制度公平。     

家庭友好政策对职业女性生育决策影响机理及生育支持路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面临家庭—工作的矛盾冲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本文基于家庭友好政策的视角,着重从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入手,在明晰家庭友好政策内涵和具体内容的基础上,捋清家庭友好政策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内在关系,考察家庭友好政策对职业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从健全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优化社会服务体系、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等层面提出生育支持路径。     

新加坡生育政策的变迁、成效及启示

新加坡的生育政策经历了抑制生育、鼓励优生和鼓励生育三个阶段,从1987年开始的鼓励生育政策目前已经涵盖鼓励结婚、生育、养育、平衡工作与家庭及鼓励性别平等等多方面,但效果并不很明显。这与新加坡华人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及由此造成的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和性别歧视密不可分。同时,新加坡精英教育也使新加坡人更重视孩子的教育质量而不是生育数量。因此,新加坡政府应该加强政策支持以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我国也应从这两方面出发制定鼓励女性生育和改善女性劳动力市场供给的相关政策。     

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

农村人口动态、生育观念与意愿对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国家长久稳定以及乡村振兴工作意义重大。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且“少子化”问题加剧;大量育龄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地区生育潜力日益衰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婚育观念的转变,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且在不同地域、性别、世代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促进生育的多项政策中,农村育龄人口最为关注的是住房和养老政策、就业政策以及针对多孩家庭的生育津贴和推动教育公平的举措,表明农村人口发展政策的制定需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政策的适应性、阶段性、差异性等特征,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农村独女户生育意愿与动机的变化--宜昌市调查报告

根据“宜昌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生育意愿与行为研究”专题调研获得的有关数据 ,讨论分析了该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群体生育意愿与生育动机的构成 ,揭示这一特殊群体在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时间与间隔、优生等方面的意愿、态度、知识与行为的变化 ,以及在生育上将家庭幸福和对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的开明、进步思想。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群众的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和生育观念开始向现代文明进步方向转变     

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     

货币政策、财政补贴与生育决策——基于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文章以中国"人口红利"优势消失、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及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为背景,在新凯恩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家庭生育过程,考察了货币政策规则与财政补贴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能显著减少生育时间,降低生育投资,导致生育数量下降;(2)机制分析表明负利率冲击提高了工资水平,增加了劳动时间,从而避免生育带来的劳动机会成本损失,减少了投资意愿和生育投资;(3)政府的生育补贴能显著提高生育水平,但会挤出产出和消费,因此政府的生育补贴政策需要结合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性别观念、家庭—工作冲突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

基于CGSS2015数据,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观念和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观念越传统,则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越多且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家庭—工作冲突越严重,则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越少,且更希望生育男孩。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制定社会政策时需注意"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两种取向,既要弥补由于女性生育造成的工作损失,又要建立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同时,倡导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起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责任。     

当代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探析——基于安徽省芜湖市四个社区的实地调研

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口数量的有效调控.2013年底我国开始推行“单独二孩”政策,期望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本文采取抽样数据统计和实地调研访谈,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对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影响.结果显示,当代城市青年夫妇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背离现象,经济压力、工作压力、政策不配套、婚育年龄推迟、代际冲突等是重要原因.把当前城市青年夫妇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多方合力.     

生育政策、经济状况对农村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

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幅度大、增长快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对生育政策、经济状况与出生性别比相关关系的分析,得出:(1)以生育政策率为1.5~2.0作为分界线,生育政策率等于该值时,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出现偏高的态势;高于或者低于该值时,逐渐趋于正常值域。(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处于3 000元时,出生性别比最高;低于该值时逐渐上升;高于该值时逐渐出现下降的态势,并趋于正常值域。(3)生育政策、经济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有限,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

落实"三孩"生育政策,重在加强配套支持措施。以6省市19 363个婴幼儿家庭为调查对象,探讨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普遍期待生育两个孩子,"三孩"生育意向不高,但生育计划较明确,且不同家庭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在家庭获得的婴幼儿照护支持中,安全性支持供需不匹配,关系性支持总体较佳,成长性支持上期待减少宣传、增加婴幼儿游戏场地和普惠托育服务;此外,婴幼儿照护支持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尤其受到经济成本、时间精力及孩子成长相关因素的影响。建议关注家庭生育意愿低迷现实,尽快完善生育经济支持政策,健全生育休假制度,提供配套儿童活动设施和托育服务资源,以减轻家庭后顾之忧,更好地释放生育潜能。     

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查了人口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三类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第一阶段(由没有生育意愿到意愿生育1个孩子),经济状况对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已有孩子情况及心理健康等人口和健康状况因素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在第二阶段(由意愿生育1个孩子到意愿生育2个或以上孩子),年龄、民族、户口、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已有孩子情况、收入、住房面积、心理健康等人口、经济和健康三类个人因素均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在人口特征不易改变的情况下,提高居民健康素质、提高居民收入或设置生育补贴、保障居民住房面积等是未来促进居民生育意愿,尤其是二孩意愿的三个政策方向.     

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计方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

已有研究运用全国生育率统计数据,验证了利用初育年龄能够对终身生育率进行较为准确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文章应用2010年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和四川五省以及2013年吉林省的农村人口整村抽样调查数据,对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的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进行了再次验证,并通过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分析,发现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他因素对二者同时产生的反向影响,并从队列视角讨论了农村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实证结果表明,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初次生育前有过外出非农就业经历的,初育年龄越大,同时终身生育数量越少;其配偶的上述个人特征对于生育时机和数量的影响则表现出与前者相异的作用。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二者之间的负相关性,但是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宽,文章所使用方法的可靠性也将增强。因此,对于经历了明显时代变迁的农村人口而言,利用同样为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水平的方法,更有利于对农村人口的变化趋势进行长期预测,从而为人口预测工作以及相关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生育政策、姊妹结构与教育福祉关系研究

为进一步探究现行生育政策下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以及多孩家庭姊妹结构与青少年教育福祉之间的独立关系,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教育福祉的异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独生子女可以享受更多的家庭教育资源,故在每个年龄段,他们的教育福祉都显著超过非独生子女,尤其超过有多个兄弟或（和）姐妹的孩子。可见,生育政策至少通过限制孩子数量、简化姊妹结构改善了青少年的教育福祉,但其影响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对小学、高中教育获得和机会的影响大于初中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