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用人“核之乡闾”试释

曹操用人是否“核之乡闾”?按照传统看法,曹操唯才是举,不重操行,因而用人未曾“核之乡闾”。其根据主要是《三国志·魏志·何夔传》所载夔言于曹操的一段话:     

试论名士之死与《三国演义》曹操形象塑造

汉末三国时期,曹操依靠政治手段,笼络了一大批世家大族的信任与支持,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与名士的合作中,曹操表现出礼遇的姿态;同时,他又清洗了部分名士,以打压士族势力。《三国演义》中一批名士之死都与曹操有关,小说正是通过“无中生有”“移形换影”“抽丝剥茧”“添油加醋”等手法,将名士之死与曹操的品行相关联,塑造出一个无情寡义、残忍凶狠、猜忌多疑的曹操形象,究其原因,主要由“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和小说艺术性的追求所造成。     

曹操位列下品之原因解析

曹操作为建安文坛和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其文学成就被后世所认可。然钟嵘《诗品》却将其列为下品,引发后代诗评家的许多争论。本文认为钟嵘在"风力"与"丹采"二者之中更重视后者,曹操诗却不符合这一标准;钟嵘评诗"止乎五言",而曹操诗歌成就主要在四言诗;曹操五言诗均属乐府诗,尚属"汉音",不是钟嵘关注的文人五言徒诗;后代对曹操的接受是一种非纯文学的接受,曹操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从事文学创作,其文才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政事所掩,这也是其文学家身份并不为钟嵘所充分重视的一个原因;后代对曹操诗的等级品评有非议的属于少数,从而也反证钟嵘的品评在当时及后世批评家眼里是受到认可的。     

“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唐初西州治理的社会基础

唐平高昌之后,通过授予勋官等方式,将留居高昌的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纳入唐王朝的官阶体系之中。所谓“旧官人”当主要指在高昌国时期任第五等级以下的中低级官吏,“首望”指乡闾之中的名望之家,“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指百姓之中为人正直、处事公平,为乡民所钦服之人。唐王朝通过授勋、任职和授田等方式,维护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以达到与之“共守”西州的目标。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乃是唐王朝在西州建立并稳定其统治秩序的社会基础。     

士族门阀政治与九品中正制

士族集团形成于东汉 ,并于东汉后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阶层的代表曹操终其一生对士族豪强实行抑制与打击的政策 ,但迫于形势 ,又不得不同时实行拉拢政策。正是由于曹氏集团对士族集团的拉拢与妥协 ,九品中正制得以创设 ,从而 ,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咏新曲于故声——改造旧经典、再造新范型的陆机乐府

魏晋文人乐府大致有三种类型:一为曹操乐府,一为(曹)丕(曹)植乐府,一为陆(机)谢(灵运)乐府。曹操乐府乃英雄之乐府,其诗中的忧患意识,天下襟怀,千古一人;曹丕曹植乐府乃文士之乐府,子桓乐府多吟人生之忧,子建后期乐府多咏失志之痛,在后世文人中最容易引起共鸣;陆机谢灵运乐府乃是士族文人之乐府,其声誉隆盛于中古之时,沉寂于明清之后。太康时代,陆机把文士乐府引入到士族文人乐府的苑囿之中。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出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在六朝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异常兴盛的时代,陆机乐府比三曹乐府更具有典范性。     

论荀彧与曹操的合作

东汉末年,在群雄逐鹿的激烈斗争中,荀彧为了实现维护汉室统治的目的,选择曹操为合作对象。两人的合作相辅相成,荀彧作为士族的代表,协调了曹操与世家大族的关系,同时依靠曹操的军事力量使汉朝统治得以延续。荀彧与曹操的政治理想不同,因反对曹操而被杀,后世对二人合作的评价则褒贬不一。     

“天下打拼”说孙权

三国时代,群雄奋起,孙权与曹操、刘备相比,在"天下打拼"中属于晚辈,但他继承父兄之基业,不负重托,不仅靠自己"打拼",还善于用人,国力逐步增长。在决定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中,他采取灵活机动的外交策略、后发制人以少胜多的军事方略,都取得了胜利。孙权不愧是一位务实的目标明确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在曹操、刘备、曹丕相继去世后,孙权失去了竞争对手,虚骄之心日益滋长。他称帝后好大喜功,处理家事不当,造成公主干政,"二宫构争"的局面,成为国家纷乱的先兆。"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论曹操的政治举措、文化品格及其历史影响

曹操势力之崛起及其统一北方中国,在于其德业内举,即施政方针与措施产生的效用。曹操出自寒门,与世家大族的政治观念有异,具体表现为:治军施政尤重法术;重视选举制度改革,用人唯才;倡导节俭,务以俭率人。在思想文化上,曹操及其家族主要人物多崇尚通脱,轻视礼法,大力倡导并致力于文学艺术活动,引领了士风与文化风尚的深刻变化。     

李德裕“奖拔孤寒”考论

唐代名相李德裕的选材方针颇令人费解。一方面,李德裕重用高门士族子弟,牛李党争中的李党代表了传统山东士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李德裕又十分重视选拔孤寒之士,受到寒士的拥戴。这两种用人策略并不矛盾,唐代山东高门早就丧失了其北朝时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沦为孤寒之士。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之士多出自山东士族,社会地位崇高的唐代山东士族很多沦为孤寒。     

《让县自明本志令》评议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曹操在政治气候极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写成的。文中谈其早年的心志是客观的,至于谈到迎汉献帝于许都以后如何诩戴汉室,绝无“不逊之志”云云,则纯属英雄欺人。那种认为曹操此文字字是实、句句是真的传统观点值得商榷。评价历史人物,尤其伟大的政治家,我们所凭据的只能是他的行为,言谈则只有在做评价的参考时才有其意义。     

论曹禺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贡献

曹禺是现代著名的剧作家,但在戏剧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曹禺的悲剧观念,虽然受到了古希腊命运悲剧的深刻影响,但又有新的超越。曹禺把命运理解为"机遇"或"环境",具有浓重的唯物主义色彩。因而,他的剧作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创作上,曹禺主张写"真知道"的东西。他认为情和理都是从生活中来,要真知道才能使作品做到情理交融,这是关系到作品成败的重大问题。在编剧理论上,他要求编剧要考虑到演员的表演,应尽量多找动作,以便增强观赏性。在演剧理论上,他特别强调演出的真实性。他还指出演员感情的表现,要注意控制,要懂节制。曹禺的这些极富个性特征的戏剧思想,为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宝库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的反日行动

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国难家仇系于一身,反日思想极为浓烈,先后在东北推行了一系列反日政策,并付诸实施。如摆脱日本羁绊毅然“易帜”;推行“Q型计划”包围满铁;实施反日教育等等。     

从《道连·格雷画像》看王尔德的文学道德观

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画像》既揭露和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上流社会道德的堕落,又对人们进行了严肃的道德教育;而他提出的“艺术不应受道德的约束”,是他反叛资产阶级时代道德的策略武器。更难能可贵的是,王尔德明知该小说要遭到非议,但他却冒着巨大的风险,将小说展示给人们。他是一位反叛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斗士。     

“德治”到“法治”：哲学家的理想和无奈——柏拉图治国理想变化原因透视

柏拉图是西方古希腊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之一,他开创了西方哲学史上研究政治哲学的先河,他的"德治"或"哲学王"治国的思想给后人留下许多美好的遐想;早期他由于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环境熏陶,使他心中存有一腔报国之志,决意创建"理想"之国;现实的严酷却粉碎了他的理想之梦,他意识到要达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目的,必须辅之以"法治"的帮助;而以"德"治国又是他一生之中永远不愿撒手的理想情结,故辅以"法治"时又把认识善的理念之"德"置于法律之上,这就充分表现了哲学家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无奈心境.作为后人,我们应该从柏拉图身上吸取和学习他那对治国理想的不懈的实践追求精神.     

“家族传袭”与红楼“四仆”——读红偶录之一

中华民族一向视家庭与家族为社会的基础,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族传袭"既是人生与生命的"绵延",更是"家族文化"的传承。在《红楼梦》中,我们随处可见曹雪芹对自己家世的追忆和感慨,这既是血缘的"家族传袭",更是文化的"家族传承"。雪芹借焦大之口痛骂宁府,正是对造成家族衰败某一方面原因的愤激与痛惜的无意间的流露。通过赵嬷嬷与凤姐等人对话,把眼前的"省亲"与往日的"接驾"的家族记忆融合在一起。赖嬷嬷在与凤姐等人对话中,透露了曹家虽然有过昔日的显赫,但那骨子里的包衣"情结"依然长久地熔铸在"家族传袭"之中。在贾府其家族秩序由主人和以林之孝家的为代表的上等的奴仆们共同维护,形成了"超稳定"的家庭与家族。     

在儒、商之间架起仁德与信义的津梁——秦简夫杂剧的道德内涵与时代思致

秦简夫是活跃于元代后期剧坛上的知名作家。与大多数具有离心倾向的在野文人迥然不同，他自觉地以灌输传统道德观念、救世劝俗、整饬人伦秩序为已任。他直接取材于现实或以历史故事为依托的社会剧，无一例外地具有明确的伦理教化性质。可贵的是，在他的功利劝化色彩十分浓厚的家庭道德剧中，非但没有兜售重义轻利、贬斥商贾“游食之民”的世袭偏见，而是对靠勤苦经营获利致富且具有古道热肠的正粤商人大加褒奖，并努力寻找儒、商之间在道德判断、 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契合点，显现出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思想和新观念。     

再议曹操高陵葬制——以对曹丕黄初三年诏的分析为中心

对于曹操葬制存在诸多争议。曹丕黄初三年(222年)诏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也为相关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现在看来,高陵"陵上祭殿"确实存在。被称为曹丕"终制"的诏令被赋予传世之戒条的意义,当时已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公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文件。不论魏文帝曹丕的本意如何,这一诏令所取得的宣传效应是明显的。我们以为这篇措辞严厉的文字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曹丕对于违诏"妄有所变改造施"的诅咒,体现曹操宣告薄葬的遗制,应当得以遵行。我们通过魏文帝曹丕"终制"的文字可以推知,如果他确实对于曹操"薄葬"遗令"有所变改造施",一定不会痛斥反薄葬行为是"愚俗所为",也不会自认"弃君于恶"、"爱以害亲"、"不忠不孝"之名,当然更不会使用"为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一类激烈言辞。很可能文帝黄初三年诏和文帝"终制"原本属于一个文件,也许统称为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诏"是适宜的。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马端临注意到的"魏武父子遗令俱欲薄葬"就表现出了连贯性和完整性,其中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亦有更值得我们确信的价值。     

曹操《孙子略解》的兵学成就

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中国的兵学领域也影响深远。他的兵学著述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其他兵书的集抄,二是基于个人军事思想的创作,三是对诸兵家经典的注解。除《孙子略解》外,其他各书皆已亡佚。曹操单独将"十三篇"注解流传,恢复了孙武"兵经"原貌,纠正了人们对《孙子》认知的混乱。曹操《孙子略解》的特点,一是主旨鲜明,行文简练而切要;二是立足人事,贯彻理性精神。可以说,在对一些关键篇章和字句涵义的把握上,曹操最能得《孙子》之真谛。     

名誉本性论

人无不具有极为深重的名誉心,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每个人的一切利益都是社会和他人给予的名誉攸关每个人最为根本的利害。这样一来,名誉便具有使每个人遵守道德的巨大作用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便会从社会和他人那里得到荣誉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他的极为深重的名誉心便会得到满足而体验到巨大的快乐,从而极有成效地推动他遵守道德;反之,如果他的行为违背道德,那么,他便会从社会和他人那里得到坏名誉、遭受耻辱和舆论谴责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利益损失,他的极为深重的名誉心便得不到满足而体验到巨大的痛苦,从而极有成效地阻止他违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