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陈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及其在史学中的运用

我自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毕生坚持学术著述,直至晚年仍孜孜不倦。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只简要介绍他论及的考据方法,以及考据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这是根据个人学习体会整理而成,一管之见不足以窥全豹,误解更属难免,尤望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专家指正。     

解行相应传心法--蔡鸿生《仰望陈寅恪》读后

蔡鸿生的《仰望陈寅恪》是在已有 15本专著、 7本论文集和 30 0多篇论文之后 ,又推出的一本研究陈寅恪其人其学的专著。在这一篇幅不算太大的著作中 ,作者不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陈寅恪之史学 ,其特色在“发覆” ,其宗旨在“求真” ,其功夫在“精思”的新知、新见、新解 ,而且 ,通过几篇研究中西文化史的示范性力作 ,展示了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发覆”史学的可操作性和可学习性 ;通过对当今学术界种种弊端的分析 ,展示了一个比“解读”陈寅恪更为紧迫的任务 ,那就是学习陈寅恪 ,继承其学 ,光大其术 ;而要继承、发扬陈寅恪倡导之“发覆”史学 ,必须力戒当今浮躁之学风 ,以求真为宗旨 ,以“治心”为基础 ,以创新为手段 ,还学术以本来面目。如果说 ,以前的陈寅恪研究多在“解”上下功夫的话 ,蔡著则不仅着眼于“解” ,而且着力于“行” ,堪称一本解行相应的创新之作。     

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散论

陈寅恪是著名的中古史与文化史专家。他对于中古史实的考证,诗文证史方法的创获,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探讨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他成为继王国维之后的又一位史学大师,其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代学者的研究与思想过程中。近几年对于陈氏学术思想与成就的介绍和研究的论著纷呈迭现,几乎成为与“钱学”不分轩轾的又一学术景观——美籍华人汪荣祖教授著《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出版公司84年版),就陈氏的生平与学术成就做了较全面的叙述与评介,是为继陈氏弟子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之后最为详实的传记。刘梦溪先生《中西体用资循诱——谈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一文就陈氏中国文化本位论思想中包含的文化底蕴做了辩证深入的阐发。卞僧慧先生的《试述陈寅恪治学特点》一文则对陈氏治学特点与成就做了生动具体而又较为全面的评介。傅璇琮先生在《一种文化史的批评     

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境界

作为学者与诗人两种品格兼备的历史学家 ,陈寅恪先生在史学研究领域中达到了极高的学术境界。本文从“最渊博、最有识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神游冥想真了解”、“以诗证史”五个方面 ,论述陈先生的史学境界。这种学术境界渊博、自信、独立、幽远、新颖 ,是冷静与情感、理性与价值交融之产物。学术境界作为人生境界的反映 ,体现着他广博而深刻的人文关怀     

陈寅恪与当代中国

陈寅恪与当代中国常乐史学大师陈寅恪近年被学界或非学界的文人爆炒得很有声势,以至于懂史学或不懂史学的人涉及文史科学时都要扯到陈寅恪,似乎成为“开口不谈陈寅恪,读尽诗书亦枉然”了。人们极力推崇陈氏标举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以此为陈氏学术之真价值所...     

陈寅恪先生对华夏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述略稿

一、为华夏民族独立文明创立的永世准则1 在吸收输入外来思想学说的同时 ,不忘本来民族的地位2 再度申明夷夏之大防3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二、为出现超过“贞观之治”的光辉时期而讲学授业三、贬斥势利 ,尊崇气节本文为纪念恩师陈寅恪先生诞辰 110周年而作。弟子王永兴敬述寅恪先生在 1964年夏所作一文 (《赠蒋秉南序》 ,见《寒柳堂集》)、三诗 (《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 ,见《陈寅恪诗集》)是了解寅恪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文献 ,妻李锦绣在以《圣籍神皋寄所思》为题的论文 (见拙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代序 )中 ,对寅恪先生的一文三…     

陈寅恪的史学成就与治史方法

陈寅恪先生是一位蜚声国际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他的研究范围甚广,在很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史学领域如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史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本文主要是介绍其史学成就与方法。 (一) 先生最初以中古佛教史和西域民族史的研究崛起于史学界。先生在欧美所师事诸名家,大都以宗教史、民族史见长,如路德施研究佛教典籍,缪勒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民族,黑尼士研究元朝史等等。时先生虽专攻语言文字,但自称所注意者二:一历史,一佛教。他学习东方古文字时,常用一佛教典籍的不同文字译本相比较阅读,以掌握语言规律及变化,因而熟习佛教内典,对中亚史地及民族亦有涉猎。这些学科,当时国内鲜有人为,而先生的东方文字学,特别是     

吴宓推荐陈寅恪入清华研究院任导师考

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时.既无正式学历,亦无著作出版,却被破格聘用,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三个著名学者并列为清华四大导师,学术界传为美谈.那么,是谁向清华大学推荐了陈寅恪呢?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认为是梁启超.曹聚仁在其影响甚大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中说:“一九二六年春天.梁启超推荐了陈寅恪先生,……当梁     

"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

“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意思为“高昌王”。“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之间交汇、融合的结果。正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吉利”钱币便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     

《西域行程记》与别失八里西迁考

本文对明代陈诚《西域行程记》的路线、内容、成书时间、原抄本面貌、文献价值做了系统料理,并对所涉洪武、永乐时期明王朝与别失八里王国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考察,订正了别失八里王国西迁的时间。     

卍儿与茗烟:生殖符号的还原演示

卍字诸说:佛教吉祥标记说、太阳符号说、蛙肢纹女性生殖器说、胜凸组合说等。闻一多《伏羲考》有助于揭示卍字。青铜器上大量蟠虺、蟠夔、蟠螭纹演进为卍符号。原自生殖崇拜。《诗·小雅·斯干》"梦虺生女"与卍儿之母梦卍生女一脉相承。卍儿与茗烟偷情是卍字符号的还原演示。"茗烟"之名也是生殖符号。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陈寅恪佛教研究的文化范式

在陈寅恪的中古民族文化研究中,佛教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涉及到晋唐佛学史、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学、佛教与政治伦理、佛教与语言文艺等方面。陈寅恪佛教研究最大的学术特色是,从佛经比较校勘出发,扩展到中古民族文化渊源探求中去。一方面寻求佛教文化本原,另一方面探求佛教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由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比较文化渊源研究范式。     

“复”与“变”的互动──论陈子昂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创新

唐代诗僧皎然认为陈子昂的诗歌“复多而变少”。如若其然，则子昂何以成为有唐一代诗风的开创者？若无新变，则不能代雄。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推陈出新，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样富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理想，并将唐代诗歌的审美品位标定在一个崭新的高度。唯其如此，才有嗣后盛唐诗歌创作“文质半取，风骚两块。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的特征。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古体还是律体，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风格声律，都能在继承的基础上颇多创新。这可谓由“复”求“变”，“变”中有“复”。盛唐诗歌之所以能“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陈子昂功不可没。     

后稷弃孕生及其被弃传说故事新考

周始祖后稷的降生故事极具传奇色彩,后稷弃是帝喾长子的古史传说是不可信的,但后稷弃应是帝喾的后裔。姜嫄祈神而生后稷,结果却因胞衣连体的怪异现象被弃,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迷信神谕及其神权崇拜的现象。     

儒、释、道对初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并行发展,并逐渐形成鼎足之势的初唐时代,道家的自然旨趣通过王绩而实现着“从脂粉绮罗走向荆钗布裙”的努力,佛教的民间传播通过王梵志等人实现着“从帝王将相走向凡夫俗子”的发展,儒家的社会理想通过“四杰”和陈子昂等人实现着“从宫廷台阁走向江山朔漠”的开拓。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初唐诗歌渐渐摆脱了六朝宫体的遗风余绪,而开启了万象更新的唐诗气象。     

论前人对庄子"逍遥"的不同阐释

在《庄子》内七篇中 ,《逍遥游》是极为重要的一篇。但前人对庄子《逍遥游》意旨的理解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用玄学“各适其性”之思想解释 ;二是用佛、老的“空无”思想理解 ;其三是用儒家思想解释 ,认为体现了“自在快适”的人生境界。这些解释表现了前人对庄子“逍遥”的理解以及与庄子本意的差别。这种差别的产生 ,一是由庄子独特的表达思想的方式和在庄子思想中存在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矛盾造成的 ;二是因为解释主体所处时代及主体因素的不同 ,导致了前人对庄子“逍遥”理解的差异。所以 ,比较前人对庄子“逍遥”的不同理解 ,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古代思想的发展及存在的状态     

陈乐素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宋史研究——陈乐素教授逝世十周年祭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宋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陈乐素教授便是最早从事宋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之一.本文简略介绍丁陈教授的生平大略,缕述了陈教授在宋代政治史、文献学、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其贡献,分析了他的治学特点与育人方法,指出陈乐素教授堪称是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2000年是陈教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为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