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述评

胡适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五四”时期的胡适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提出了新的观点,但是,对于“五四”时期胡适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社会改良主义,研究的还不多。本文拟对“五四”时期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作一介绍和评论,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同仁。     

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高峰——李渔戏曲美学片论

李渔的戏曲美学思想是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高峰。他提出的“三美”说，对戏曲本质及功能的看法相当全面，兼顾到戏曲的真善美三个方面，突出了戏曲的审美特点，可视为李渔对戏曲的总观点。他将结构列为剧本的基础，提出“结构第一”的观点，这是他戏曲美学的主体。同时，他对戏曲语言有独到见解，十分强调戏曲剧本的表演性，要求创作戏本时充满“机趣”，多为导演与观众“设身处地”。     

人生体验的感情投射——胡适的《终身大事》再读

胡适的《终身大事》在现代性启蒙与现代性审美方面都有极自觉的追求。它有社会问题剧的外在形态，更有表现作者缺失性体验的情感内核。作者借艺术的幻境发泄郁积已久的苦闷，实现在现实中没有实现的愿望。在戏剧形式上融会了中外戏剧的特点，建构了“五四”时期话剧独幕剧的基本形式。     

胡适“五四文艺复兴”说发微

胡适“五四文艺复兴”说发微洪峻峰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人们在不同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对它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评说。现在，我们大都把新文化运动叫做启蒙运动，然而在五四时期，胡适则称它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在当...     

“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李渔戏剧理论浅议

随着戏剧的繁荣,自明以来戏剧理论也日益发展起来了,戏剧的社会意义、音律、词采、结构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诸如钟嗣成的《录鬼薄》、徐渭的《南词叙录》、王骥德的《曲律》、李开先的《词谑》、凌濛初的《谭曲杂扎》等,这些论著均有独树之处。然而虽是珍贵,但终嫌太偏或太散。清初著名戏剧理论家李渔,在借鉴吸收前人戏曲理论研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戏剧创作和演出的实际经验,系统地论述了戏曲领域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戏曲理论体系。《闲情偶寄》(主要是《词曲部》《演习部》)就是李渔戏曲生涯     

李渔对我国戏剧理论的贡献

李渔(1611—1680?),浙江兰溪人,字笠鸿,又字谪凡,号笠翁。李渔一生最主要的成就在戏剧理论方面,这集中表现在他的《闲情偶寄》之中,也散见于他的某些诗文,特别是《窥词管见》二十二则。李渔剧论的重大成就,在于相当精辟地总结了中国戏曲的特殊规律,揭示了中国戏曲的民族特点。他对中国戏曲艺术的审美特性、真实性问题、结构、语言及导演、表演等都进行了论述,成为我国古典戏剧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本文限于篇幅,对李渔论真实性与典型性,论戏曲的语言部分略去,就他对戏曲的审美特性、结构、导演等方面的贡献作些阐述评论。     

五四戏剧论争：以胡适和宋春舫的戏剧观为中心的考察

胡适与宋春舫作为《新青年》的同人,其不同的戏剧观给"五四戏剧论争"带来了"不和谐"的声音,而这也凸显了《新青年》同人内部始终呈现为一种分裂的状态。胡适对《新青年》1918年第五卷第四号(戏剧改良号)上刊登的宋春舫《近世名戏百种目》的删改从文献的角度印证了这种裂隙的存在,尽管胡适在尽力弥合宋春舫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裂痕,但是"五四"退潮之后,不同的思潮将他们导向了不同的理论取向。胡适以社会变革为主要诉求大力倡导社会问题剧、取较激进的全面学习西方戏剧,宋春舫则始终坚持戏剧的本体特质,提倡新剧、保留旧剧,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寻求中国戏剧的生存之道。     

李渔的剧本论

李渔毕生戏剧实践的经验与理论思考的成果主要集中在<闲情偶寄>一书的"曲话"中.在这部分著述里,李渔充分表达了他对戏曲的写剧和编剧、演剧理论的见解.就当下的话语环境而言,其中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的是编剧和演剧理论.它构成了李渔"戏曲导演学"的主要内容.而李渔关于剧本理论的一些论断如剧本的意义的认定以及"变调"的艺术等则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编剧工作的理论参照.     

浅析《闲情偶寄》中的戏曲叙事理论

李渔的《闲情偶寄》不仅是对前人戏曲理论的总结,更是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戏曲认识的全新角度,即叙事学角度.对于戏曲结构的重视实际上是以叙事为中心的戏曲文学观.李渔认为,叙事艺术的中心问题是整个故事如何围绕一个关键行动展开.李渔的观点在今天的叙事艺术研究中仍然是一个具有重要特色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新颖的思想.     

门外谈诗—— 一篇序

五四时期胡适同胡先马肃关于新诗的论争，显示了五四新诗虽然从内容到形式都形成对旧体诗的超越，但对自身建设应遵循的艺术规律和方法，却有所忽略。同道研究中国现代派诗歌着眼于研究其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系，重诗道、重资料、重个性，这都是很可取的；但也有一些论点值得讨论     

苏轼想象的颠覆——从林语堂、余秋雨到胡兰成

林语堂、余秋雨、胡兰成的苏轼想象各个不同。林、余二人的苏轼建构看似相异,却都是以戏剧化的方式想象苏轼,袭用旧观点,更落了传统思维的窠臼。相较之下,胡兰成的苏轼解读则颇为独特。他打破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思维定势,有着自己的思维特质和视角,以此为起点,我们得以走近胡兰成。     

胡适与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

胡适一生提倡传记文学,理论与创作并举,对发展、推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和实现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适是从发展“新文学”和革新旧体传记文体的要求中把“传记文学”独立出来的,而他提倡传记文学的目的不只是介绍西方传记文学思想。而是“发现”中国的传记文学传统乃至建立中国的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应是“胡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野与重构

1915年9月,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发起了一场反对封建思想,解放“人性”的新文化运动。它使中国知识界进入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处于挽救民族危机的的迫切形势下,新文化运动的结果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野,使他们以自身不同的信仰、立场进行了历史性的重构,走上不同的“救国道路”。正是这期间,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革命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     

论胡适全面西化方法论的意义与局限性

胡适一生自觉地推行西化的方法论，特别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引起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这样的方法在世界舞台上并没有多少创新，容易破坏中国文化内部的生态平衡，往往让西方文化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得出他强我弱的结论，不容易深度发掘中国文化现代价值。他的这种做法，用严复的观点来说，就是把马蹄装在牛身上，既不能日行千里，又失去了耕田的能力。当然胡适也试过折衷主义和中国文化本位，但这不是他的方法论的主体。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元好问杂记类散文风格探源

元好问是金代散文创作的集大成者。他的杂记类散文,从风格上看极具特色,既顺应赵秉文、王若虚等人宗法欧、苏的倾向,也借鉴李纯甫、雷渊等人宗法韩、柳的趣味,同时还能从史家角度汲取北朝郦道元、杨炫之的实录品格,最终形成了集考证与抒情、质朴与灵动、典雅与明达、知性与审美于一身的成熟文风。     

李渔建筑人文思想摭遗

李渔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戏曲和小说家,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主张建筑要表现建筑家个性,反对模仿抄袭,提倡创新。在“空间”“采光”“治墙”“叠石”等方面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人性化观点。李渔建筑人文思想是中国古代人文意识在建筑上的集中反映,是对中国古代建筑人文意识的发扬光大,对现代建筑设计和施工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渔家班系年

李渔家班在清初享有盛名，它对李渔戏曲创作、戏曲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在目前研究中，其成员组成、存在时间、戏曲活动等基本情况仍模糊不清。本文对李渔留存的诗、文、词、小说、戏曲及李渔友人诗文集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以年表形式对李渔家班作若干的考述。     

浮华背后的哀叹——李煜其人其词之扞格与融通

文章联系李煜的经历,把其作品分为三个时期,并作概括式的论述,以经历为主线,以作品为印证挖掘李煜的内心矛盾,揭示其内在的人格心理变化。李煜华美的词章与其亡国之君的身份在读者的接受心理上产生了冲突,李煜作品是其人生的经历和感悟,所以读者阅读其作品时应联系其人生经历,以平静之心去读那些凄美词篇所流露出的浮华背后的哀叹。     

胡适的实用主义对“五四”时期中国的影响及其启示

胡适的经验主义实在观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原则;工具主义真理观否定了终极真理论;重疑求证的方法论突出了理性主义精神;改良主义历史观表达了反封建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因此胡适的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曾被广大知识分子接受,它无情冲击封建文化的堡垒,大力破除封建思想的束缚,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促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对＂五四＂时期的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