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屈原爱国思想及其历史进步性

屈原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和爱国情感,有较强的现实基础,合乎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出土文献表明,开创了荆楚文化的楚人富有开放创新的民族意识,屈原时期的楚国依然具有一统中国的实力。屈原对故土邦国的热爱,是中华民族传统爱国思想的源头。     

浅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

屈原思想中存在儒家、法家、道家思想成分,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承认,但是屈原法治思想部分却最被忽视,研究最不深入,据于此,讨论屈原法治思想将从屈原时代的法治思想特点出发,以屈原辞为依据,探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应是齐法家学派。     

韩非绝对君主专制理论的昙花一现——秦汉时期君主专制理论的发展之一

战国百家争鸣,法家力主君主专制集权。韩非揉杂法、术、势,集法家学说之大成,主张绝对的君主专制,深为秦始皇所倾慕,韩非的思想学说事实上成了我国第一个专制主义封建王朝实施统治的理论指导。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秦王朝在仪文制度上为其后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封建王朝奠定了基础,但韩非的理论体系在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却随着秦王     

康有为对韩非的身份归属与对法的矛盾心态

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韩非纳入视野。就身份归属而言,康有为有时将韩非视为老子后学,有时又将韩非归为法家。韩非在康有为视界中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身份归属具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韩非思想以法为重心。正因为如此,康有为对法的态度和理解奠定了对韩非的矛盾心态和评价。康有为强调韩非思想与老子、杨朱代表的道家,与荀子代表的儒家以及与申不害、商鞅代表的法家思想具有内在关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韩非应为"势家"论

传统意义上,学界习惯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划入"法家"的阵营,这其实是对韩非政治思想极大的误解。在韩非思想中,"法"或"术"都只是他用以维护专制君主绝对统治的得力工具和必要手段,并非他的政治思想的最终目的。因此,若将韩非称为"法家"、"术家"或"法术家"都是存有疑问的。而"势"治的思想则可以说是韩非政治思想的归旨和核心所在,在理论上充分体现出其坚决捍卫专制统治的绝对君权的政治主张。因此,韩非应该称为"势家"。     

论韩非的法治思想与伦理观

论韩非的法治思想与伦理观余光贵韩非在继承和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韩非同时又是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因此在他的法治思想中，是否也继承有儒家思想？他的法治思想，是否与传统的...     

汉代文人与屈原

屈原的思想与艺术,无疑是衣被百代、泽润千古的,但汉代文人所受的影响却格外直接,格外显豁.尤其是他们的政治伦理观念、审美意识,与屈原作品的思想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影响往往因汉代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特点和具体人物的不同遭遇而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认真加以探究和辨析.     

试论《韩非子》中所引“孔子”材料——兼及韩非对于孔子思想的舍取

韩非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对于儒家学派多有责难和排斥。但是儒家思想与孔子思想并不完全是等同的,韩非对于孔子的思想并不是一味地批判。《韩非子》55篇当中记载有大量关于孔子言行思想的材料,基于这些材料的剖析,从而试着探讨韩非对于孔子思想的舍取。与此同时,进而对韩非思想给予一个中肯的定位。     

独尊法术的速亡——秦王朝政治文化选择的历史教训

从春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绝对皇权和民本主义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思想交锋,百家争呜是这种思想交锋的体现.孔子、孟子和吕不韦是民本主义的代表,他们在认可王权的前提下,力主限制之,维护初级的人权;韩非等法家主张把皇权绝对化,扼杀人权与平等意识.两大政治文化主张在秦统一后,因焚书坑儒,致使限制皇权的声音从此消声匿迹,文化生态受到空前破坏.这种极端的文化环境促使了秦王朝迅速灭亡,也从长久的历史上阻碍了人权、平等与民主观念的形成.     

屈原与贾谊不同生死观产生的原因

通过阅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得知屈原与贾谊因有着相似的命运而被合传,但是二人却持着截然不同的生死观。二者的产生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即受各自时代的文化的影响,受到身份以及为官观念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而产生了本质的不同。通过对产生原因的讨论来了解二人的人生轨迹,并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吸收借鉴和中肯的评价。     

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之比较研究

在政治学领域,中国的韩非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都是不可忽略的人物。他们对于特殊政治形式———君主专制的深刻认识和大力鼓吹,不仅在实践上对于他们分别所处的时代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在理论上对于人类政治学说的发展,也贡献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论韩非的立法艺术的思想及对现代的启示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立法艺术思想丰富,主要散见于《韩非子》中,主要表现在立法权的归属,立法时机的判断与选择,立法原则,法律规范的表达方式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立法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屈原的痛苦内容及其解脱方式

屈原的诗篇记录了诗人深重的痛苦内容,如其对民生多艰的痛惜、无人理解的痛心、国君昏庸的痛恨和去国忧谗的痛楚等等。他对这些痛苦的解脱方式主要包括写作抒愤、寄想占卜、精神远游和从容沉江。他的痛苦遭遇,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所经历的多种困境,具有典型意义。其对痛苦的解脱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屈原既继承了儒道精神又超越了儒道精神,并且是对儒道精神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橘与屈子精神--重读《橘颂》

历代关于《橘颂》意旨主要是两个方面不能统一 :一是《橘颂》的写作时间 ,早年 ?晚年 ?二是《橘颂》歌颂的对象 ,屈原自己 ?君子 ?楚王 ?又有一个共通点 :《橘颂》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笔者从与屈原的其他作品思想的比较中得出结论 :《橘颂》的写作时间当是屈原青年时代从政初期。《橘颂》歌颂的对象应是橘树。同时 ,笔者以为此文是解读屈子精神的重要文献 ,但历来因为屈原的另一篇文章《离骚》的存在而被忽略了     

《说岳全传》辨疑——兼论《说岳全传》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关系

现在对《说岳全传》的认识通行三个基本结论：《说岳全传》的作者是下层文人、故事前后部分差异过大、前身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其实并不准确。通过作品内容自证发现：钱彩是评话艺人、金丰是小书商,文化程度必定不高;《说岳全传》前后部分差异自有原因,实出一人之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说岳全传》影响极小,甚至《说岳全传》的作者可能就没有看过《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这中间的缘由,可以通过“钱彩原本《说岳全传》”和“今本《说岳全传》”即金丰增订本两个版本的形成来解释。     

读礼札记（五则）

《聘礼》郑注“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是指主国摈者五人加使者之介七人,其每两人间距皆为三丈六尺,合之约为七十步;又《聘礼》郑注“相人偶为敬”之“人偶”乃名词,“相人偶为敬”意为以佐嘉宾行礼为敬;虎贲本为周王之近卫队,后逐渐成为勇士的代称,与军队编制无关,其长虎贲氏也非高级职官;北大本《仪礼注疏》断《仪礼·丧服》郑注“则劬非慈母也”为一句,乃误从贾公彦之说;《汉书·艺文志》“今删其要”之“要”,当依《周礼》郑注解释为典册。     

马基雅维里与韩非权力观之比较

马基雅维里与韩非是分属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政治家,但他们在"权力"问题上的观点,却有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韩非强调"势"(权势)要与"法"、"术"结合使用。马基雅维里对"权力"的使用也有精辟见解,同时,对"权力"的取得方式也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屈原作品叙述方式刍议

楚辞是以抒情为特征的，但是，其抒情的特点又蕴涵在对事件、个人遭遇、感情的叙述之中。其独特的遭遇和感情正是通过奇特的叙述方式体现的，因此，屈原作品经久不衰的艺术成就也体现在作为抒情诗的叙述方式方面，屈原作品叙述方式的奇特是其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作品在叙述方式方面表现为叙述结构的极端无序化，以女人自比以及大量出入于鬼神之境，叙述语言的华艳与悲剧性的叙述基调等。     

杜诗对屈赋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屈原是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在艺术手法方面,杜诗深受屈赋的影响,利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论证法,对杜诗中与屈赋有关的内容进行梳理分析。研究认为,杜甫有着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追求,在其创作中对屈赋有多处直接的运用和点化,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化心态也对杜甫产生了影响;杜诗受到《离骚》等以比兴手法表达丰富感情的创作影响,屈原首以男女喻君臣关系,用自然界的动物花鸟表达美丑好恶,杜诗在意象的选择上以屈赋为基础,但扩大为自然万物都可以拿来做象征的意象;杜甫部分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作可见屈赋浪漫主义手法的影响,与其一脉相承,屈赋的浪漫主义通过幻想和神灵世界描绘出了瑰丽奇异的画面,又通过热烈奔放与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来表现,杜诗也通过奇特的想象来构造虚幻世界,但形象往往有现实人物的身影,并富有乐观开朗和浪漫的情思;杜甫的一些诗歌创作继承了屈赋的悲秋主题,杜诗中频现枯木、秋雨、秋风等意象,悲愁主题的诗歌创作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屈原,杜诗充实并发展了这一主题并在其基础上扩展了表达内容。     

论屈原的人格意识

屈原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格意识。屈原生活在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最为频繁活跃的战国中后期,从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圣贤意识、历史意识等思想意识可以明显地看到南北文化的精神特质在屈原身上的体现,战国“士”文化精神以及血缘、家族、宗法观念对屈原人格意识的生成影响颇深。屈原忧国、忧民、忧己的深厚的忧患意识以及他受孔、孟、庄生死观的影响同时又有所超越而做出的对死亡的坚定选择是其人格精神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