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环境法的历史发展

日本当初为解决诸如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音等公害问题而被动地制定了公害对策法,但仍然局限于从传统的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考虑公害对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顺应人类环境伦理观的转变和国际环境保护思潮,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融合了现代全球环境保护的基本理念,并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纳入环境法之中。     

传统环境法与现代环境法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传统环境法是指经济优先,以环境污染防治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现代环境法是指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兼顾,污染防治与资源保护并重,包含可持续发展精神在内的环境法体系。两者在立法精神、保护对象、法律价值方面存在着不同,环境法应走向现代化,实现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变,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保护共同的可持续发展。     

对日本公害诉讼处理经验的借鉴与思考

公害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日本从"公害先进国"转变为"公害防治先进国"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以诉讼推动立法,通过一系列立法活动,构建完善的环境法体系.总结日本公害诉讼的发展历程及对立法的推动作用,在注重行政救济,强调公众参与,完善损害赔偿制度等方面可资我国处理公害诉讼借鉴.根据我国国情,在借鉴中需要克服以诉讼推动立法缺乏社会基础、群众基础、舆论基础、司法基础等四大障碍.     

环境法可持续发展原则研究

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来加以认识，因此，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的密切联系也就表现在不同层面上。在规范和制度层面上，可持续发展是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环境法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内容，包括环境与发展一体化和环境公平，其中，环境公平由环境利益的公平享有和环境责任的公平承担两个方面组成。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环境法的贯彻，需要从改变环境法立法目的、专门领域立法和建立健全相关环境法制度等方面着手。     

论环境法目的理念及其实现路径

长期以来,人类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等不同的环境价值观.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战略,作为环境法目的理念,不仅是因人类生存的选择,而且因其本质属性决定.可持续发展观入宪,创新环境立法,健全救济制度,是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环境法目的理念的实现路径.     

日本环境法理念的转变对我国环境法发展的启示

立法目的是各个国家立法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通过研究日本环境法目的理念发生的演变，并与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进行比较，对我国环境保护法“二元目的”进行探讨，提出我国环境保护立法应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最终的“一元目的”。     

日本环境法中非规制调整方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环境法的调整方法除规制方法之外,还有综合性方法、经济方法、信息型方法、行政指导、环境协定、事后措施等非规制调整方法。规制方法与和非规制方法各有其优劣,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应当注意将该两种方法运用在不同的情形;同时,应当注意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引导合意方法的运用方向应为不确定的环境风险、生活型公害及环境舒适问题,我国环境法的调整方法存在合意方法即行政指导、环境协定应用得很少等缺陷,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加以改进。     

现代环境法理念的伦理诠释

环境危机在当代的加剧是现代环境法发端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环境法的整个体系乃是构建于现代环境伦理的若干理念之上的,这就为从伦理特别是环境伦理的视角诠释现代环境法提供某种理论可能。选取秩序、正义、安全、效益等若干范畴进行展开,试图以伦理学的视角对现代环境法的某些基本理念做出诠释。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完善中国环境法体系之我见

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基本形成, 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保证。但是我国环境法体系仍存在不少问题,亟需完善。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 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环境立法,加强环境法律、法规的立、废、改工作, 建立和健全有中国特色又切实可行的环境法体系。     

环境法的修改与历史转型

我国可以新制定一部环境基本法或修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环境基本法,以实现环境法的历史转型.环境基本法的修改坚持国家生态安全与公民生态环境生存权相结合、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结合、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国家干预与公众参与相结合、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相结合等原则.环境基本法的基本框架应包括总则、政府环境保护管理的组织体制与决策机制、环境法基本制度、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损害救济、附则等部分.     

《环境保护法》修改中的法律目的条款探究(续)

环境资源法部门应当以被修正了的,以“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其伦理学起点,以科学发展观为其政治思想基础。如果将《环境保护法》定位为该法律部门的基本法,就应当修改其法律目的条款为:本法的目的是保障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处于良好的状态,不受不可恢复的污染、破坏,实现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环境保护法》修改中的法律目的条款探究

环境资源法部门应当以被修正了的,以“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其伦理学起点,以科学发展观为其政治思想基础。如果将《环境保护法》定位为该法律部门的基本法,那么应当修改其法律目的条款为:本法的目的是保障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处于良好的状态,不受不可恢复的污染、破坏,实现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论科学发展观与我国环境法治的完善

法律推动了发展观的变迁。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加强环境法治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和有力保障。当前,我国环境法治还不完善。完善环境法治,推动科学发展,需要更新立法理念、科学规划立法、变革法律制度、严格法律责任。     

中国环境执法的“负熵化”

随着中国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中国环境法的建设也不断的发展起来。但目前,中国环境法建设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立法方面、执法方面以及司法方面等。通过引入“熵”这一物理概念,重点地分析了中国环境执法“正熵”现状的三个方面及其根源,并从“负熵化”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方案与建议。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环境法形式理性的困境

随着福利国家兴起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现代法律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反形式化倾向。一方面,中国法治发展在客观上深受现代法律反形式化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法治发展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也在冲击着法律的形式理性。作为现代法律代表的环境法,同时作为当代中国最具活力法律代表的中国环境法,在上述背景之下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法律形式理性的困境之中。具体表现为现代环境法律都必然面对的法律目的超实证化、立法碎片化、司法权自由扩张、行政权自我编程,以及中国本土法治资源所形成的形式法治传统缺失、实质合理性的偏好、政策与法律的抵牾。     

论国际环境法“共同责任”原则

学界对于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上一直存有争议,目前尚不统一。在阐明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特点的基础上,从学理论证和文本实证的角度分析＂共同责任＂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明确＂共同责任＂是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仅是＂共同责任＂基本原则在国际气候变化应对领域中的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