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湘学派朝鲜传播的内在逻辑——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中心

胡安国所撰《春秋传》是南宋时期湖湘学派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文本之一,不仅在宋元明时期被封为科举官方定本,在朝鲜也广为传播,至今仍能找到当时刊行、收藏的诸多版本。南宋以后,华夏各族交融,东亚诸国加速了深度融合的进程,这为春秋学的繁荣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古以后的朝鲜,佛教影响力式微,儒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胡氏《春秋传》上承汉儒王官之学,废考据训诂之途,对华夷之辨、经世致用的强调,进一步推动了春秋学的理论转向;朝鲜地缘政治之现实,惟吸纳《春秋》“尊王”要义,坚守“夷夏”之辨,方有利于其在宋、辽、元、清等强势政权的威压下强化自我身份建构。     

乾嘉扬州学派与《镜花缘》

清中叶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 ,其学者大致可分为纯考据派和通经明理派两类 ,通经明理派在重视音训考据的同时 ,也着力批判封建道德和程朱理学。李汝珍与扬州学派的学者有广泛的联系 ,《镜花缘》中以学问为小说的特征和反封建、反理学的思想倾向 ,都与作者李汝珍受扬州学派影响有关     

黄宗羲《孟子师说》述论

明末清初 ,社会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学术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清算旧的学术传统 ,反对明末腐朽学风的思潮中 ,涌现了一批阐释儒家经典 ,批判理学末流 ,旨在经世致用的哲学著作。《孟子师说》便是其中之一 ,它是黄宗羲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     

敬与静--二程"主敬"思想对先秦儒家之"敬"及佛道"静"的思想整合

“敬”作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之一，在治学修身治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先秦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敬的内涵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先秦，人们将“敬”看作治国的一种必备德行，是礼和仁的内在要求。就修身而言，它是目的而非手段。二程吸收了佛道二教静坐的修行方法，将佛教的“禅定”和传统儒家的“诚”相结合，赋予“敬”新的内涵，将其作为明理存诚的根本方法。此外，敬还是修身养性、入道入学之本。二程“敬”的思想被朱熹继承吸收，成为程朱理学穷理尽性的工夫和方法。     

精神分析学对张爱玲小说的影响——以《留情》为例

文章从潜意识分析角度分析了张爱玲小说呈现的或深或浅的精神分析色调,并以《留情》为例,指出张爱玲从一个全新角度体验人生,透视社会,并将精神分析手法在作品中加以借鉴和运用,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经验。     

朱子学的当代发展与创新——"朱子学与理学学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子学与理学学派”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4日至6日在江西省上饶市召开。这次研讨会是国内朱子思想研究的一次规模较大、包容性较强的学术盛会,显示了当今国内外朱子学与理学学派研究的新进展。与会学者主要就朱子哲学、朱子学与理学学派、朱子后学以及朱子学在当代的传播、发展与创新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     

《马氏文通》转词说试析

转词是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不过马氏的这个概念却存在诸多问题,对于问题的原因,前辈学者虽曾有所论及,但还不够全面.本文从形式、意义、语法功能等角度对<马氏文通>中的转词进行了综合考察,分析了转词说存在问题的原因,对其存在问题的原因提了一点自己的看法.     

“孔颜之乐”在元代理学中的价值意蕴——吴澄境界论探析

＂孔颜之乐＂是指高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历代儒者均以＂孔颜之乐＂为最高理想境界。元代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元代儒者如何达到人生之＂乐＂,怎样获得人生之＂乐＂的问题便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他通过对孔颜之乐的阐发,使得儒家的理想人格得到了重新全面的肯定,为元代儒者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支柱。     

回到理学之前：周敦颐“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周敦颐被尊为理学宗祖,后世对其思想的理解定于朱熹的注说,《太极图说》中“主静”遂成为理学工夫论的重要依据。明代心学也上溯“主静”,诟争不断。“主静”源于先秦儒家,汉人明辨 “静”字含安静、主宰二义,至周敦颐独取主宰义以揭明人独立于“生生”的道德根据。然而朱熹注《太极图说》只取安静义纳入理学体系,从而开启明代倡“静坐”一系,始终无法厘清与禅修的关系。另一系主张在日用酬酢中实践道德,真正理解并继承“主静”思想,对人的道德理性有深刻的察识。可见,周敦颐“主静”说虽然因理学为后世所重视,却因偏读抹杀其道德建构的首创性,有必要回到理学之前重新发现“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论语》的修己思想探析

修己思想在《论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论语》一书不仅提出了修己的学理依据及具体要求,并且描绘了修己所能达到的不同层次。通过对修己思想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的精义所在。     

宋代理学的逻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察文本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载体,朱熹为此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工夫.<四书集注>表明,朱熹通过发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关键论述的深刻涵义,证明了创建宋代理学的首功者当属二程(程颢、程颐),从而揭示了宋代理学成立的历史逻辑.同时,朱熹还从孟子的"性善论"演绎出"四端皆善"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元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宋代理学建立起了它的伦理逻辑系统.     

陆陇其“工夫论”思想研究——以《问学录》和《三鱼堂剩言》为中心

陆陇其为明清之际尊朱辟王、践履笃实的理学代表。基于对学术的认知和时代的要求,他较少措意冥想,而侧重对“工夫论”的阐发。其虽解释“格物”之意义在明善,非是博物洽闻,却并不因此认同只须求诸心,而主张格物与存心两进。他剖析“敬”之内涵,在“敬”“静”之辨上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以及师承中的分离倾向。总体而言,陆陇其的“工夫论”思想消解了传统道德的形上色彩,对清初理学之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析薛瑄的复性说——兼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薛瑄的评价

理即性是薛瑄对程朱性即理理学范式的重大修改与完善,如果说程朱的性即理是道德主体通过后天修养所达到的性与理的经验统一,那么,薛瑄的理即性是天理在根源上与性的先天统一,并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薛瑄的学术宗旨是以复性为宗,又指出其恪守宋人矩矱。相对于程朱,以复性为宗就是薛瑄的一个突破,而非恪守宋人矩矱。     

也说《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本文本着学术商榷的态度,系统论述了孔子、孟子和宋代理学妇女观的真实内含及其成因,指出了周俊玲先生《从儒家思想看〈水浒传〉妇女观》一文的若干不够缜密的论述与判断,并论及中国历史上妇女歧视形成的性质及原因、＂内圣外王＂的内涵、《水浒传》妇女观主要来自绿林文化而非儒家思想等。     

“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方苞的实学、心学与佛老思想发微

方苞以“程、朱之后”自任,在坚守程朱义理的同时,也游于“程、朱之外”,对颜李“实学”、陆王“心学”以及佛老思想发表议论。他敦崇颜李,主张“济于实用”之学;共友阳明,秉持“毋标讲学宗指”的评价原则;承认佛道“彼家有人”,济佛老而入儒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维护程、朱理学地位。学界曾提出过“程、朱之后”“程、朱并世”“程、朱之前”的方苞人设,而“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是桐城之学能“适时调整”,并绵延成派的动力所在。     

《麦克白》中的精神分析

麦克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形象，对他充满矛盾的精神痛苦，高尚灵魂走向堕落的痛苦呻吟，不少文章都进行了细微的分析。本文另辟蹊径，通过女巫形象的两次出现，以及幻觉与梦游等情境的分析，对麦克白隐蔽的潜意识活动作了较细微的说明。从而使麦克白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论元代公案题材剧的文人品性——以《元曲选》和《元刊杂剧三十种》所选为例

元代公案剧题材在现存156种元杂剧中大放异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案题材剧与当时政治严酷、宗法松弛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同时深刻反映出元代文人对生存困境的时代思考.此类题材剧独特的文人品性隐含着对宋儒理学秩序的呼唤,并与文人叙事策略相得益彰,表露出剧作家的文人身份.     

双重性格的艾米莉——《我站在这儿熨烫》新探

《我站在这儿熨烫》通过对话式的内心独白表现了一位心力交瘁的母亲对她19岁的女儿成长历程的回忆,展示了人类的天性、欲望和永不枯竭的潜力与抑制、压迫、扭曲、扼杀的现实生活间的碰撞与冲突。本文运用心理学潜意识理论剖析小说中女儿艾米莉的双重性格,揭示她成长过程中天性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