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文体性质与刘备形象塑造

经由刘备形象塑造问题,深度揭示<三国演义>文体性质.历史叙述与文学描写交织在<三国演义>的文本之中,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到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的经典论述,是在忽略<三国演义>文体性质的情况下作出的误判.从动机上看,小说历史叙述的部分并未完全回避刘备性格中"伪"的方面.从效果上看,文学描写部分所作的"长厚"的性格规定也受历史叙述的影响而失去权威.     

《三国演义》中马超的悲剧形象

马超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位著名的悲剧性英雄人物。他武功盖世,英勇无比,然而在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为了报家仇,马超与曹操打了4年,牵制了大量曹操的部队;他投奔刘备,凭借自己的能力,为刘蜀政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镇守西凉和阳平关,既保卫了蜀国北门,又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然而马超在《三国演义》中前后变化太大,前期他英勇善战,霸气夺人,后期却谨慎小心,渐渐暗淡无光。得不到刘备的信任,自然也得不到重用,还任人摆布。特定的时期,独特的人生际遇,自然形成了马超特殊的性格。由于马超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使得他只能沦为权贵者们的附庸,自己的家仇报不了,郁郁不得志。     

论《三国演义》“年少大志”塑造模式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上体现出“年少大志”塑造模式。该模式所塑造的小说人物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领袖型、武将型和谋士型。这一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古代教育文化传统的影响、古代小说家对史家纪传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时,还与《三国演义》的集体创作方式,以及作家主体意识有密切关系。“年少大志”塑造模式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有较重要的地位,此外,该模式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笑怒皆由我，天妒英才——简析《三国演义》对于周瑜的形象塑造

三国正史中的周瑜实在是一位宏才大略、远见卓识、气度非凡的将才，且不说他的文韬武略，亦不提他的误弦回首，只是那一种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豪迈就能使人深深折服。然而到了明清小说《三国演义》中，作者罗贯中却将他塑造成了一个既弘才壮力又气短善妒的矛赁形象，虽与正史不尽相同，但亦写出了个性，写出了精彩，     

《黄帝内经》语录参与者形象刻画探析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社科公共部,福建泉州362021     

《三国演义》对朱然形象的矮化及其历史原因

三国时期,朱然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名将,在吴国政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他在截杀关羽之战、猇亭之战、江陵守卫战等著名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但在罗贯中等小说家笔下,朱然形象被严重矮化贬损。这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贬孙”的基本倾向分不开,和历史上朱然截杀关羽、追杀刘备等事件更是有着直接的关联。     

解读《小鲍庄》——在“仁义”与“仁义”之间

“仁义”是小鲍庄评价人事的最高标准,捞渣的“仁义”与小鲍庄的“仁义”不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捞渣的“仁义”是纯粹的、发自人性的,小鲍庄的“仁义”是虚假的甚至是病态的。《小鲍庄》通过“仁义”的对比,完成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解读。     

《三国演义》与“魏晋风度”的关系探析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知识群体士族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人格表现,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审美理想.这些名士崇尚自由,超然世俗,率真随意而风流自赏,既有儒家的修齐治平、胸怀天下的大我情怀,也有弃世独享、自我陶醉的道家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二者的适度互补,这为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点上来说,无论是三国诸书作者还是三国人物都带有魏晋风度的痕迹,其间,孔融是极具代表性的.     

论姚剧《王阳明》“真三不朽”形象的塑造

姚剧《王阳明》塑造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真三不朽”的圣贤形象,王阳明一生为社稷和黎民百姓立德、立功、立言,并将三者有机地统一在“致良知”的人生境界中.姚剧《王阳明》全面地展示了主人公坎坷和美好的一生,性格鲜明,气势恢弘,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完人的形象,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及其人格内涵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倾注全部热情和笔力塑造的艺术典型。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形象有一个较漫长的形成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魏晋野史传说中的名士形象、宋代词作中的儒将形象、元明杂剧中的道教军师形象。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外部形象流泻出疏淡闲雅、潇洒飘逸、从容不迫的精神风范,表现出道家“自然”人格的特征。同时,诸葛亮又具有“儒者气象”,体现了“以道持守”的儒家道德人格,两者相济互补、相辅相成。     

仁义德行的结构——《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章的道德哲学问题探析

《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章的仁义关系是具体的仁义德行之间的关系。从德行现象来看,父子不相夷,是德行"仁"的基础,父子伦常中的仁与义,具有相反相成的关系,并且,仁义之间,仁是主导。从德行的本体论基础来看,落实在日常生活伦理关系的行为中的具体结构,即是基于"仁包四端"的仁本体的仁义相反相成的结构。总体而言,仁义相反相成的本源、本体就是仁,仁自身的行为限度,决定了义的存在、持续和施行方式。而仁的行为限度,取决于相应的伦理关系中双方的情感反应。     

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的顺序象似性原则及其文体效果

象似性是当今认知语言学中的热门话题之一,其研究对了解语言和认知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语言结构的象似性是指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或概念结构之间的自然联系,而顺序象似原则是其重要原则之一.本文分析了"葛底斯堡演说"中的顺序象似性,并对它在这篇演讲稿中所起到的文体效果进行了探讨,旨在加深对这篇演讲稿的理解和欣赏。     

谍战英雄的“弱势”形象及其叙事力量——《暗算》和《潜伏》人物形象的平行分析

作为新生代谍战剧集的代表力作,《暗算》和《潜伏》持续走热荧屏,掀起了谍战、特情片的新高潮,它们成功地突破了传统英雄主义叙事风格的束缚,颠覆了“高、大、全”完美无暇、无懈可击的正统形象。与以往银幕中出现的英雄不同,谍战英雄往往有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比普通人更处于“弱势”。这种“弱势”在不同的题材或情境中有着不同的处置方式,但在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效果方面又殊途同归,从平常人的视角释放着七情六欲,以普通人的方式再现着悲欢离合,从而营造一种平凡却又真实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推动人物性格发展的同时,情节上形成一种引而不发的内在叙事张力。     

《三国演义》“贼”义解析

大量使用“贼”是《三国演义》（毛评本，下同）的一大特色。“贼”在《三国演义》中有诸多义项：一、表狠毒凶残，罪恶滔天者。其贬义程度最重；二、表不忠不义者。其贬义程度重；三、表阳奉阴违者。其贬义程度较轻；四、表才能低下者。其贬义程度轻；五、表敌对者。其贬义不明显。     

“至真、至情、至性”——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杨过形象之分析

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塑造了一个颇具“另类”和富有争议的侠的形象——杨过。他狡狭轻浮、任性偏激,“正中有邪”,“邪中有正”。然而他狡狭中透着机灵,偏激中夹着狂放,最终历经磨难成为一代大侠,而且以其人格魅力深受读者的喜爱。     

《淮南子》论“道”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继承了春秋以来的道家思想,其道论探究了宇宙的本原,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应作具体分析。张允熠认为,《淮南子》处于西汉意识形态由"黄老之学"转向"独尊儒术"的过渡阶段,故其思想主旨是调和儒道。丁原明认为,《淮南子》的道论、无为论及其综百家之长的特色均表明《淮南子》建构的是一个以道德为统领而兼容百家的黄老学体系。陈广忠认为,史书所载刘安"谋反"案为冤案,刘安的自杀有其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     

《红楼梦》“冷”、“热”环境与人物形象塑造

清代著名长篇小说《红楼梦》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作者曹雪芹的笔下,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特别是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曹雪芹把环境描写与人物形象塑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人物形象在周围"冷"、"热"环境的正面衬托或反面映衬下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说《边城》诗意背后的“人事”思索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代表作《边城》,以诗意的浪漫笔调,通过少男少女古朴的爱情故事描写,展现了湘西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充满人性美与人情美的风俗民情,一直以来受到接受者的喜爱.本文对小说的深入解读,试图探究《边城》诗意背后的审美接受价值,给人们带来一些有关“人事”的思考.     

《裸体吃中餐》中“父亲”形象探析

《裸体吃中餐》探讨了中美文化差异下的母女关系,并对年轻女性对母体依恋又抗拒的复杂心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而,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也不容忽视。在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影响下,华裔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往往是＂隐退＂的或者被＂女性化＂的。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也在尝试对长期以来的这种男性形象描写进行着小小的反抗。本文旨在通过对小说中父亲形象的分析,使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并体会这部作品对男性形象描写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