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糈(禾焦)

“礼记”“内则”:“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糈、(禾焦)。”郑玄注:“孰(?)曰稰,生(?)曰(木焦)”,舆“说文”稰训(?),(米焦)训早取(?)大同小异。孔颖连说:“(禾焦)是敛缩之名,以其生(?),故敛缩也。稰既封(禾焦),故为孰(?)。”孙希旦“礼记集解”说:“稰(禾焦))者,言六種之饭,其(?)皆有生(?)孰(?)之异也。”自汉至清,小学家舆“礼记”注疏家皆(目未)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索解

《论语·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一章,历来众说纷纭,难得确解。旧解多谓"先进"、"后进"或"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各自成词,联系上古时期的语言特点,"先进""后进"以及"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皆不成词。此处"进"当为"进献"义,同"荐","于"义同"以","野人"为孔子时代居于城外的殷代遗民,那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即"(祭祀时)先施礼奏乐的是城外的殷人,后施礼奏乐的是国都里的贵族",如此理解,正好可以和《礼记·郊特牲》"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相互印证。孔子对殷周礼俗的态度是择善而从的。     

孔子尚武试说

<正> 孔子“从周”尚“文”,表明了他对礼乐文化的兴趣;“故殷”求“质”,则表明了他对殷代和春秋时代的尚武精神的神往与追求。孔子是文武兼备,但是,他留给人们的仅是一个仁者形象;那么,孔子的武土色彩、尚武精神怎样呢? 一、孔子尚武思想存在的必然性春秋时代处于部落性领主制国家向纯粹封建专制国家过渡的后期。这时去古未远,英雄时代以勇力“射选诸侯卿大夫士”(《礼记·射义》)的影子,依然存留在武士心中。处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人们特别重视军事。信而好古的孔子,不仅承继了古代的祭礼传统,也承继了戎事传统。“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同上《礼器》)这似可意会于孔子的才识与本领。     

从“世妇”之称谓看今古文经说之异同

从“世妇”之称谓看今古文经说之异同陈建（香港中文大学）“世妇”一词，颇见于先秦文献之所载，其中以《礼记》、《左传》、《周礼》三书出现较多；从此词结合古代之史实及官制，正可窥见我国自先秦以来即有颇为完备之“后妃”制度。可是古代学术上素有今古文经学之争，...     

卢植《礼记解诂》探微

卢植《礼记解诂》一书已亡佚,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此书当亡佚于唐末五代时期。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礼记解诂》的训诂内容主要是释词和解句,训诂方式和方法主要有声训、义训、征古例和征今例。郑玄在作《礼记注》时曾以卢植《礼记解诂》作为参考。     

地方志浅说—兼谈新修南京市志

南京市委于去年八月决定成立“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准备着手新修《南京市志》。这是南京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分门别类地记载一个行政地区的自然、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它有四个基本特征,即地方性、广泛性、连续性和资料性。因此它也是地方上的一种百科全书。地方志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产生、发展过程。据《周礼》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所以一般人认为地方志萌芽于东周时期。如当时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郑《志》等诸侯国史,对周王朝来说都是“邦国之志”,它们都是后来方志的一个源头。方志学的奠基者清人章学诚     

两部儒家礼典的不同命运──论大、小戴(礼记)的关系及《大戴礼记》的被冷落

西汉时期的戴德与其从兄之子戴圣同受学于后苍；二人分别编订的两部《礼记》，都来自七十子后学所撰著的二百余篇“记”．可是它们的学术命运却大相径庭．以至于戴圣（小戴）所传的（礼记）４９篇后来由“记”变“经”．自魏晋以后一直被皇家奉为礼学经典；而戴德（大戴）所传的《礼记》８５篇则长期被人冷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丢失大半，今人永远不能再窥其全貌。大、小戴礼学命运的这种不同，直接导因于他们各自在官学中所占有的地位的不同。４０多年前，著名经学史专家周予同先生就强调过大、小戴（礼记）的研究价值，他说大、小戴《礼记…     

有关元稹几个问题的新考订

中唐文坛元白并称，但对元稹的研究历来萧条得多，以致使一些基本问题长时期未得到解决，如所谓元稹初仕于河东或河中，其实是子虚乌有；所谓段氏志的不同“版本”意味着元稹品行低劣，其实不过是用“邻人偷斧”的眼光看问题的结果；所谓元稹拜相前后曾移居安仁里，其实是误信了《唐诗纪事》、《云溪友议》误合元稹与元载为一人的记载；所谓元稹《除夜酬乐天》作于长庆三年，其实应作于大和二年；所谓《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作于长庆元年十月后，其实应作于十月前。澄清事实真相，将有助于促进元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孔子“正名”思想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影响

孔子“正名”思想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影响杨树森“名”是中国古代逻辑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名实”问题是先秦诸子争论最激烈的逻辑问题。“名”作为逻辑范畴，最先是由谁提出来的呢？《礼记·祭法》有“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的记载，而黄帝只是上古神话传...     

论殷周的文祭——兼再释“文献”

从对殷商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 ,在殷商的祭礼中有用文章典册祭祀祖先神灵的内容。从《周礼》、《礼记》等古代文籍中看 ,周代亦仍有以文章典籍祭祀祖先神灵的情况。因而 ,文祭应是殷周祭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周礼》、《礼记》中有“羹献”、“玉献”、“饩献”、“禽献”、“币献”等祭品名称 ,“文献”一词的构词法与它们相同 ,因而“文献”亦应为祭品之一种 ,即用以祭祀祖先神灵的文章典籍名。自郑玄以来对古“文献”一词的解释当是错误的。     

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

谥是周代大夫以上贵族有爵者死后命名的一种称号。此据下引《礼记》各文可以证知: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檀弓》) 先王谥,以尊名。(《表记》) 大夫没矣,则称谥若字。名士。(《玉藻》) 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郊特牲》)《郊特牲》云“死而谥,今也”者,言古者凡有爵者死后乃有谥,而今则虽生时无爵,死后即命谥。故郑玄注云“周制爵及命士,虽及之,犹不谥耳。今记时,死则谥之。非礼也。”虽然《郊特牲》所云古者未必如郑注云“谓殷以前”,但如谓为周之古代,应可无疑。     

“白艻子弟”考索——兼论宋代乡兵的一个特例

“白艻子弟”考索─—兼论宋代乡兵的一个特例刘复生“白子弟”之名出现在北宋时期，有关宋代的主要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书中均见记载。本文通过对“白子弟”活动的考察，探索其性质和作用，同时对北宋川峡地区乡兵的一个特例进行扼要的...     

卜辞取祭考

卜辞取祭考彭明瀚殷人特别迷信，信鬼而尊神，先鬼后礼，奉行多神崇拜。据甲骨文反映，殷人有繁杂的祭谱和祭仪。笔者已考订出殷人用人牲的祭把在卜辞中称为“伐祭”，用毛（兽）牲的祭祀为“兽祭”①，那么，用羽牲的祭祀是否有特殊的祭名呢？我们认为有，那就是“取祭”...     

“成于乐”索解

一、一个发展失衡的传统《论语·泰伯》篇有几句非常著名的论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孔子不仅认为“诗”“礼”、“乐”各有其用、不可偏废，而且明确把“乐”摆到了“诗”和“礼”的上位。其对“乐”之重视可见一斑。这是否是偶然的呢？回答是否定的。仅《论语》这部原典就至少有两点可以为证：第一，《论语》之《述而》、《八佾》、《泰伯》、《阳货》、《宪问》、《子罕》、《卫灵公》等篇中都直接写道了孔子好乐、赏乐、奏乐、正乐、歌吟的故事。而且，这些记载还可在《礼记》之《檀弓》、《庄子》之…     

“礼不下庶人”发覆

对于《礼记》的“礼不下庶人”的记载，学者们大多深信不疑，将它看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特点。其实，“礼不下庶人”是讲具体的礼仪规定的，不能抽象成阶级原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看，庶人都是有“礼”的。目前学术界流行的酬酢之礼不下庶人、庶人无力行礼、庶人假士礼而行、战国以前礼不下庶人、贵族之礼不下庶人、宗法礼不下庶人等说皆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究其原因，是由于理论前提、思维方式、论证方法等方面的错误所致。     

菊花拾趣

菊花原产于我国,又叫黄花。春秋时的《礼记·月令》曰:“季秋之月,鞠有黄华。”华,即花。这是我国关于菊花最早的记载。 菊花为菊科,多年生宿根草本,叶卵圆形至披针形。花色有白、粉红、雪青、玫红、紫红、墨红、淡黄、金黄、棕黄、棕红、淡绿等多种。菊花在野生状态时,只能开出铜钱似的小花,经过千百年来的自然和人工杂交,     

云南契丹青牛白马图与古契丹八部考辨

云南契丹青牛白马图与古契丹八部考辨杨毓骧一、青牛白马图解说“青牛白马”是古代北方民族契丹人对其祖先溯源的一个神奇而有趣的传说。在《辽史》卷３２《营卫志》中就有一段记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白马盂山浮土河而来，有天女驾青牛由平地松林，泛黄河而下，至木叶...     

炎帝与楚人

炎帝是上古传说中的华夏族祖先，楚人则自称是炎帝的后裔，文献中也多有楚人先祖听命和从属于炎帝的记载。炎帝与楚人的关系，也就是华夏族与楚民族的关系；楚人习炎帝的结合，也就是楚民族与华夏族的融合。一、帝高阳之苗裔兮伟大诗人屈原在《离骚》开篇就“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帝高阳之南裔兮，联是考日伯庸。”王逸《楚辞章句》；“高阳．新项有天下之号也……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古往今来，文人学土多从此说，以为屈原所称的“带高阳”即指古帝撷顶、“伯庸”乃指其父。加之《史记·楚世家础文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撷…     

唐龙朔二年左右司郎中改名左右“成务”考——以出土文献为中心

唐龙朔二年(662)尚书省左、右司郎中改名史有“承务”“丞务”和“成务”三种不同记载。因行用时间仅有八年，传世文献可资辨别者甚少，加之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将原本“成务”校改为“丞务”,更使“丞务”一说几成定论。1965年新疆吐鲁番出土《唐乾封二年(667)郭■丑勋告》是龙朔二年百官更名之后的唐代官方公文书，原样保存的当时中央三省相关部门的职官称谓和吏员，可与文献记载一一印证。而敦煌写本乾封二年《氾文开告身》及近年出土乾封三年《苑大智告身》等“王言之制”,新出薛元超、崔安敬墓志等石刻材料也俱提供了更名期间行用新名的实例，且以抄本和石刻形态确证了相关字形。因此可以断定，此次左、右司郎中改名应为左、右“成务”。     

读《孔子家语》札记

《孔子家语》是研究孔子与早期儒学的宝贵材料,但由于长期以来该书“伪书”说的影响,人们对其价值仍然心存疑虑。其实,该书与包括《礼记》、《大戴礼记》在内的传世文献以及新出土文献都有相同或相通之处,细心将《家语》与之比较,不难发现它的确应该是孔子弟子记录的汇编,其基本的、主要的内容还应当是原始面貌的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