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喜剧与晚清文人的域外文化认知

莫里哀喜剧伴随着晚清文人"睁眼看世界"的过程逐渐进入中国文化视域。作为晚清外交官,陈季同著述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寻找莫里哀喜剧与中国戏剧传统的文化共通性,引导西方读者相对宽容地理解中国文化。曾朴对于莫里哀喜剧的评价,一方面受到其法国文学启蒙导师陈季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兼有历史考据和文学想象的成分。     

近代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输出问题——以外交官陈季同为例

文学的发展需要交流,只有交流,才能增进传播。近代中国社会遭遇列强欺凌,文化发展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我国近代社会的文化输出以陈季同等外交官的相关努力为典型,他们身在异域,心系故国,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思想与中国文化。他们特别关注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民族传统与民间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倾向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呼号与庄严的使命感。陈季同最早向欧洲社会系统介绍中国风俗生活与民间文学,将神话传说中的历史时期称作"传疑时代",其民间文学思想理论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陈季同:近代中学西渐的先驱

在近代中学西渐历程中,陈李同最先向西方社会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他的思想在西方社会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陈李同的贡献是显著的,但他却至今湮没无闻,我们应该对陈季同进行深入研究,还他一个公正的历史地位。     

黎庶昌“使外文学”作品的新因素及其对中国近代散文发展的意义

黎庶昌是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作家,也是晚清最早常驻欧洲的外交官之一。黎庶昌以东西方异质文化为主要文学书写对象的“使外文学”作品,为中国近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其散文鲜明的学者化写作风格,成为20世纪“文化散文”的近代滥觞。因此,黎庶昌的“使外文学”对于中国近代散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近代士人对西方世界的观感探微——以清人张德彝八部《航海述奇》的女性观察为视点

张德彝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官,他幼年接受传统教育,青年入同文馆接受新式教育,曾先后八次到访西方各国。在此期间,他广泛地接触西方社会与文化,详细考察西方女性,逐渐从一个保守士人转变为批驳中国裹脚陋习、尊重女性的开明士人。但在对婚姻自由等女性主义运动的讨论中,他回到了保守的阵地中,体现出近代士人思想的保守性与局限性。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的历史价值

李尚迪是i9世纪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具有两国文化交流“史”的价值。李尚迪与晚清文人的交流,延续和拓展了两国文人的情感空间,促进和加强了两国在朴学、金石学、书法和绘画等方面的交流,提升和扩大了朝鲜汉诗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并为两国诗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作为晚清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传播者,李尚迪是晚清中朝文人交流的历史缩影,同时,在他与晚清文人进行的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既彰显了“他者”的存在,也确证了“自我”的价值。     

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与政策主张

曾纪泽自1878年出使欧洲以来便一直关注着朝鲜问题,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有关朝鲜释放法国传教士问题、巨文岛事件以及朝俄密约等问题的交涉,而他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从国际关系大局角度考虑朝鲜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在晚清第一代外交官队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到1885年奉命回国后,他在总理衙门等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关注朝鲜问题,尤其对沙俄势力觊觎朝鲜表现出深刻的忧虑并曾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却因英年早逝而未能进一步有所作为。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认识与相关政策主张,理应成为19世纪末晚清对外关系史及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     

又伤利器未逢时——陈季同手稿《学贾吟》读后

《学贾吟》是陈季同的中文诗集,记录了他1896年前往湘黔探矿的前后经过。践约与商业是他此行的直接动因,而强国梦则是他此行的根本原因。但陈季同对现实的估计过于理想,最终,他还是失望而归。一路途中他对回国后的个人遭遇进行了痛苦的回顾,将自己的不幸归结为个性因素。实际上他的悲剧性命运直接系于晚清政局的派系倾轧。他对时局的深层思考促使其将全部精力转向了兴办女学、创办维新报纸《求是报》、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向国人介绍西方法律及社会制度等。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和陈季同不修细行的才子作风,及两位法国夫人先后离他而去,不幸的婚姻限制了他进一步的成就。     

晚清中国人眼中的异域教育——初出国门的外交官对西方教育的观察和考量

走向世界是时代赋予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晚清时期初出国门的外交官以"百闻不如一见,耳闻不如目睹"的切身感受,记录了对西方教育的观察和考量,这些认识尽管不免肤浅,甚或谬误,但为后人留下了研究异域教育的最初文本,在中西教育交流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晚清外交官刘瑞芬的洋务活动述评

刘瑞芬是晚清一名尽瘁国事的外交官.他致力于经世致用,主张“自强”、“求富”.在国内做地方官员期间,开明进取,积极筹划和参与洋务活动,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以工商立国,发展商务.出使泰西时,更积极支持国内洋务事业,以期改变清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他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致力于为国家求富求强的洋务活动,竭力提升中国的外交地位,维护国家的权益,推动晚清从传统走向近代.     

试析美国革命时期约翰·亚当斯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关系

在约翰·亚当斯第一次出使欧洲期间,他对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尊重的,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造成二人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是在亚当斯第二次出使欧洲期间富兰克林被动卷入亚当斯和维尔热纳伯爵之间的争论。亚当斯与富兰克林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二人在针对法国的外交策略上的分歧。此外,年龄和性格上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冲突的重要原因。作为外交官,尽管约翰·亚当斯也有其缺点,但是,基本上是成功的。可以说,约翰·亚当斯是美国革命时期非常出色的外交官之一。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比较分析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了唐代和近代两个高峰: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交流和影响不仅深入历史还在影响未来。因此从信息传递、政治需要、社会发展、战争胜负、国际竞争、民族尊严和法律优劣诸方面,对古代日本输入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和晚清中国输入近代日本法律文化的动机与原因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这种交流的双向性和典型性既是比较法律文化分析的范例,也为当下中外法律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史和思的资源。     

中国人的娱乐

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号三槎乘客,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青年时期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后在欧洲学习和工作了十八年,曾任清朝驻法     

晚清政论中的“病国”隐喻与中医思维——以《东方杂志》政论为例

在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晚清报章政论文中,把晚清中国比作一个"病人",并以中医诊断方式来观察和分析其病情,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言论现象。这种"病国"隐喻代表了众多主张立宪改良的知识分子对晚清中国的一种非常普遍而独特的想像方式,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中医思维密切相关。但是,以中医思维为典型体现的传统思维方式重视感悟和意会的特点,却使作者们在鼓吹立宪改良这项充分向西方靠拢的"现代性"事业时,常常陷入一种看似滔滔不绝而实际上却"辞不达意"甚至"理屈辞穷"的尴尬境地,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言说困境。     

文化民族主义、士人心态、现代性——晚清现场诸问题初探

作为某种复杂的、多元的动态时空场域,中国传统社会末期的晚清向来就不是单一历史事件的时空再现,而是一个充斥着诸多矛盾与问题的"大染缸"。晚清文化民族主义常常伴随着晚清政治民族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幽灵",在西学与传统之间艰难地游走;晚清士人在一种变动的社会情境与文化语境中,以"世变"为主线,不断地营造与修正自身的心理态势;而"现代性"话语的介入又将晚清时期的诸多问题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同时彰显出"晚清"这一时间概念多元的价值取向与多维的阐释向度。     

进步与保守的超越:刘锡鸿政治思想及其儒学基础新探

刘锡鸿是晚清第一批出使英国的外交官之一.他在洋务运动时期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目睹了英国政治的状况,这推动他对中国政治问题做进一步反思.以往研究在"进步—保守"框架引导之下,或认为刘锡鸿是一个保守思想家,或认为他的思想内涵保存了支持洋务的进步性而与中国专制的保守性思想相矛盾冲突.但从刘锡鸿对中英政治时状的理解以及清代儒学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刘锡鸿对洋务运动的支持与反对两种意见并非是矛盾的,而是他在儒家思想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做出的理性判断.并且,以刘锡鸿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为后来的救亡思潮酝酿了思想的萌芽.     

论鲁迅小说的叙述角度

中国小说形式的现代化,是在近现代东西文化碰撞交汇的背景下,经过晚清民初的酝酿渐变,到五四时期发生质的蜕变而基本完成的。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上”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的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作为中国现代小说蓬筚蓝缕的开     

域外身体礼仪实践与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适应之旅

基于《走向世界丛书》考察晚清知识分子的域外身体礼仪实践，并进一步思考隐藏在这一实践背后的文化心理及实践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文化适应与跨文化冲突。这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跨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基于贝利双维度文化适应模型，晚清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既有分离又有整合，在保持自身文化认同和与他民族文化交融之间，他们试图寻找一条更为中庸和可行的道路，实现自身的文化定位，这一过程反映出他们在面对陌生环境的巨大压力时所作的努力。     

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回归原因初探

晚清民初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中国文化曾呈现出一种离异传统向西方近代文化靠拢的趋势。作为这一时期文化人格代表的知识分子们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他们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以其独有的敏锐,洞悉社会,充当着时代发展的先锋,为拯救中国冲破传统的藩篱,向西方文化寻求真理,然而,恰恰是他们当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又奇迹般地从离异传统走向文化回归之路。晚清民初的社会现实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思想气质,以及这一时期的世界潮流是促成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回归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