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归因还是理性选择: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固守现象的考察

传统户籍制度导致了"堕距城镇化",亦对人口有序流动造成了阻隔。在此背景下,户籍新政策的出台旨在引导农民工落户中小城市。然而,与户籍政策改革的预期不同,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落户中小城市。在目前的城乡户籍层级结构下,就业流向与落户导向相悖的现实以及基于职业特征的理性考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固守农村户籍,农耕文明形成的归属依赖、熟人社会形成的传统支持诉求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固守农村户籍的行为,城市与农村推拉综合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无转换户籍意愿。应缩小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非制度障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以推进这一群体的城镇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基于道德心理学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主体,具有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表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文化问题。应以主体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终目的,通过实施道德矫治,以期增强新生代农民的道德主体意识,使其行为与社会保持协调,促进主体角色转型,最终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乡土变迁的社会隐喻

在中国农民的发展问题上,流动性是历史趋势,而不流动则是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的现实需要,这种悖论在社会心理上造就了中国农民的流动困境。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第一代农民工所遭遇的流动困境表现得不再明显,中国农民群体在乡土社会变迁过程出现了文化基因突变现象。农业、农村与农民三位一体的中国式农耕生活的消逝,也许是时代前进的必然结局之一。在＂后农耕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已将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后遗症带到城市发酵,这不但会消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现代发展理念,而且将社会公正等敏感问题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创业是新生代农民工立足城市、谋求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创业过程中呈现创业规模小、创业收益少、稳定性差和创业满意度低等特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城市的社会政策等因素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绩效,人力资本状况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宏观社会资本相对于微观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更大,良好、宽松的社会政策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发展。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扶助过程中,需从开发人力资本、培育社会资本以及构建良好创业政策环境等层面着手。     

文化认同、社区融入与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有效路径——基于对F省Q市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调研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近年来一直成为社会各界热议和关注的焦点。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权益保护、市民化、城市融入等一些宏观层面,而对于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和城市基层社区文化建设的关系等微观层面研究较少。下面主要是从精神文化层面入手,结合Q地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了初步结论。认为文化认同、社区融入和市民化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深入的过程,分别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价值认同和心灵归属。同时社会支持网络和全方位身份转变,制约着他们城市融入的进程和有效性。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为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四类,调查显示:定居城市与回乡创业两种非农化意愿居于主导地位。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流动意愿受不同因素制约,居于主导地位的流动意愿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可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发展农村与农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选择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此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与非经济需要,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促进人口自由流动。     

移居老年人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将移居老年人作为一个非均质的整体进行研究,描述移居老年人在城市定居意愿上的分化,从社会适应的角度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移居老年人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并不强烈,流而不迁的非永久迁移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在个人特征方面,来城市生活的时间越长,越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定居;在经济适应层面,收入并未对移居老年人的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社会生活层面,城市生活满意度和社区参与频率对其定居意愿的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心理适应层面,身份认同、社区关系、社区归属感对其定居意愿的选择没有解释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诉求与身份建构

对城市充满向往与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受到来自制度层面上的限制与约束,而且还有文化上的冲突与碰撞,表现在行动上是与主体社会的疏离和对防卫性认同的建构.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对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和社会制度进行双重解构和重构,在制度转型的同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主体意识到个体行为的全面转型,建构个体对工人身份的内在化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愿望,也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效策略。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对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尚未实现"半市民化";市民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其中,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高,经济生活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接近总体平均水平,社会交往与政治参与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则相对偏低;个人、制度、文化、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培训经历、文化程度、性别、父母在当地的经济状况等个人背景因素较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更强。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接纳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但受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消除体制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城乡联动改革,保障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益;三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新生代农民工公平分享改革成果;四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五是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营造理解、尊重、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等。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流动的推拉因素分析

通过借用“推拉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城乡流动原因进行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面临着制度障碍和能力弱势的双重叠加。因此,应加快制度改革,加强职业教育,以实现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意愿和能力的自由流动,从而完成新生代农民工从职业到身份、从流动到稳定的平稳过渡。     

新生代农民工极端维权行为的生成与消解

新生代农民工以极端方式维权虽然可能出于无奈,但与侵权行为对社会有害一样,极端维权行为也是对社会有害的.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方面分析产生极端维权行为的机理,从全社会软环境建设方面提出若干有利于消解极端维权行为的对策建议.提倡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理性和法律维权,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本地就业的理性分析

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外出就业,形成庞大的“民工潮”的今天,仍有部分农民选择留在本地寻找就业机会。本文以这部分本地就业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分析角度出发,认为农民本地就业的行为是立足于家庭经济单位之上,综合了经济、社会多种因素的一种理性选择过程。在此过程中,也体现了他们对个人资源认识的理性化。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探析——基于南漳县5村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意识和行为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不仅是他们的个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和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特点的分析,可以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归为有融城意愿在城市婚恋、有融城意愿返乡婚恋、无融城意愿在城市婚恋和无融城意愿返乡婚恋四种类型。根据这四种类型形成的内在机制,建议从政府、企业等四个方面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良好的婚恋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表达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他们开始寻求自由、平等的发展机会,期望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公共参与意识和权利表达诉求。为此,需根据其权利诉愿的特性作出理性的回应．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在理念上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即从农民工向公民转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和平等的公民权利;畅通底层与精英问的流通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机会均等;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结构力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分享发展利益;优化权利救济制度,构筑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诉求的理性平台。     

两栖与三栖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出现了两栖和三栖的新格局。国家制度是强迫性的制约因素,自身因素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农村既存的利益是现实利益性因素。这种生活状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为半城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一条城市化的过渡形态;消极影响是给城市和农村管理带来困难,给流入地增加了社会风险,且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一些学者提出的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方案应该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作准备。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建构: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域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人的城镇化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员工帮助计划通过其直接和间接功能,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个体融入企业、群体融入社会、子女融入学校,并依次提升其次级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从而形成社区、企业、政府、市场与社会于一体的立体性支持网络,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