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岭南的诗歌创作与情感心态

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认为托诗意讥讽朝政被贬至荒蛮落后的岭南惠州,随后被放逐更遥远的儋州。在环境恶劣的贬谪地岭南,处境艰难的苏轼依然创作了大量反映自身情感心态的诗歌。从贬谪初期难以适应的苦楚到怡然自得的融入,从绝望惶恐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豁达从容,这些情感心态的转变在苏轼岭南诗歌中得以充分体现。     

苏轼的岭南贬谪生活与《和陶诗》的境界

考诸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过程,不难发现,苏轼被贬谪到岭南的惠州、儋州之后,《和陶诗》才开始大量出现。这充分说明了艰苦卓绝的岭南贬谪生活经历不仅是《和陶诗》创作动机的触媒和人生境界的转变,而且也是其人生体验的极致和审美体验的升华,同时还是其宦海生涯的反思与总结。而这一视角却少有论者涉及到。因此,研究苏轼之岭南贬谪生活体验与《和陶诗》之境界的关系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苏轼贬谪诗的创作心态

苏轼仕途坎坷,一生凡九迁。在不断的迁谪生活中,苏轼渐渐形成了旷达的性格。通过对苏轼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诗文分析得知,苏轼的"旷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从被贬黄州时深畏祸患及身,唯求自安;到谪居惠州时借重佛道思想,随缘自适;再到迁谪儋州之时融入黎民生活,乐观待物,"旷达"才最终定型。     

试论苏轼岭海的咏物诗

苏轼从公元1094年贬谪惠州至公元1100年离开儋州,在岭海共度过了七个年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里苏轼提到的三州,岭海就有两州。由此可见,岭海的生活和创作在苏轼一生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苏轼一生仕途坎坷,思想极为复杂。“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同样的吸引力”。我们从他在岭海的咏物诗可考查出他晚年的思想轨迹。 一 苏轼岭海的咏物诗的主要内容是赞美岭海的琪花佳果,抒发诗人旷达乐观的情怀。 苏轼在岭海的咏物诗的题材非常广泛,几乎所有的岭海琪花佳果都成了他歌咏的对象。岭海荔枝是载誉天下的佳果。据文献记载,最早把荔枝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是汉朝的司马相如。到唐代荔枝成为文学的“宠儿”。白居易和杜牧都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苏轼专咏荔枝的诗有四首。他在《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写道:     

谪琼三载 遗泽千秋——苏东坡贬琼三年的思想和功业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对自己一生功业的概括总结.苏东坡名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文坛上一颗璀璨的巨星,他以大量优秀的诗词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人们誉为“一代文宗”.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位占三席.“一门三父子,皆是大文豪.”在文坛上传为佳话.苏东坡二十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先后做过翰林学士,龙图阁大学士.但四十五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从此,开始了他宦海浮沉,屡遭贬谪的仕途生涯.在黄州,由于苏东坡官卑职微,对人民生活的疾苦比较了解,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写出了上千首诗词,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黄金时期.又由于他在黄州没屋可住,就在郊外东坡旧营垒处盖了一栋房子,因在下雪天房子落成,便取名为“东坡雪堂”,并赋《东坡》诗八首记之,从此苏轼便自号为“东坡居士”了.公元1094年,五十九岁的苏东坡又以“诋斥先朝”罪,“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1097年春,贬居惠州的苏东坡年已六十二岁,在贫病交加的逆境中,挥毫作《纵笔》     

试论苏轼的"师陶情怀"与精神创新

苏轼之所以能很快适应贬谪之地的生活,是因为他不断地进行着精神的创新,迅速找到了精神支柱.在不同的贬谪时期,苏轼的精神支柱是不一样的.在黄州,苏轼的精神支柱是佛老,还掺杂了儒教,同时,已有师陶萌芽.在惠州和儋州,苏轼的精神支柱尽管还有佛老、儒教的痕迹,而主要的还是他所创立的"陶渊明教".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之迁谪历程与谪居心态

在宋代,最能代表文人士大夫成熟、稳定的谪居心态的是苏轼。其一生三黜,依次被贬至黄州、惠州、儋州。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苏轼积极吸纳佛、道思想中利于精神超越、利于生存需要的合理因素以涵养自己对抗苦难、摆脱困境的心理素质和文化人格,保持一种稳定、平和、旷达、不走极端的心态,不介怀于个人之穷通得失、祸福生死。所至无不安怀适命,以贬地为"吾乡",恬然以处,随遇而安,坦然应对官场的失意和人生的挫折,平稳度过这段人生低谷期。     

试论苏轼贬谪时期的思想与创作

宋代大诗人苏轼,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屡遭贬谪的生涯,使他饱经了磨难。然而,无论是黄州贫厄,还是岭南瘴雨,都不能使他在精神上摧折颓唐。他以旷达乐观、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笑傲人间是非,战胜逆境所带来的忧患。这种人生态度不仅使他顽强地战胜贬谪生活中的贫病交困,而且使他的诗词创作有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味。这种人生态度的思想来源颇为复杂,儒、道、释的一些主要观念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泛淡儒、道、释三家融合,却未必能揭示出苏轼人生态度的特异之处;而要真正把握苏轼面对贬谪生活的人生态度之特质,应该认识其中各种思想成分的具体作用。     

一洗耳目明 习习万窍通——苏轼“洗沐”作品研究

苏轼一生中创作过诸多关于洗沐话题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分布于三次被贬时期。苏轼黄州时期的洗沐对象主要是各种负面元素;惠州时期则是借"洗"来体悟身心本净的道理;而其儋州时期的洗沐作品则流露了更多的随缘和淡然。     

磨难的贬谪历程与精神的天地境界——论苏轼的海南生涯及其意义

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人生旅途上三座闪耀生命之光的里程碑,每一个都是他历经苦难、走向辉煌、走向圆满的纪念。三者既是时间的循序渐进,也是境界的由浅入深,而通过在儋州对大海的体验更让苏轼江湖般的人生实现了生命的升华和境界的飞跃。这短暂的时空成就了苏轼的人生辉煌,最终使之自我实现,成为中国文艺史和思想史上的奇迹。     

苏轼、秦观岭南诗随缘自适与体察民生精神述论

苏轼、秦观被贬岭内期间,生活环境极其艰难.可是,苏秦执着生活,处困排难,随缘自适,"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纵复玉关生人,何殊死葬蛮夷".体察民生疾苦,为当地的人民做力所能及的事.关心国事,反对虐政害民.自苏秦被贬以来所形成的这种随缘自适精神,在他们这一时期写的诗歌中,有充分的体现.     

苏轼晚年的科学哲学思想初探

苏轼晚年在被贬儋州时,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所迫,其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面临最艰难的人生困境,苏轼不得不以一种新的哲学态度来重新审视和矫正他的生活坐标.对苏轼来说,那一次次的流放生活和险恶的官场体验,使他逐渐地脱离了封建士大夫的那种腐臭之气,并通过特定的田园式生活而与广大的黎民百姓慢慢地融为了一体.     

贬谪吴兴之旅对江淹诗文创作的影响

江淹31岁时被贬闽北吴兴,三年的贬谪之旅对江淹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事件,从个体生存来说是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他不得不凿山为室,与野兽比邻,忍受冬天严寒与夏天酷热的考验.从文学创作上看,江淹被贬之后创作题材的选择不再是此前的拟古,而是根据自我抒情的需要多数作品选择了植物意象中的青苔、人物意象中的屈原,创作的情感基调则以悲伤哀怨为主.贬谪生涯使江淹的创作达到了高峰,其所有重要作品几乎都作于此时,贬谪吴兴对江淹的创作起了极大的提升作用.     

从苏轼在海南的诗文究其晚年的人生观

苏轼博学多识 ,才气横溢 ,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千古奇才。他一生困于俗吏 ,屡遭贬谪 ,却从不随波逐流 ,趋炎附势。晚年时 ,苏轼在生活上以佛老思想为主导 ,更多地采取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旷达态度。这种处世哲学是他身处逆境时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 ,使他无往而不乐。当他遭贬海南儋州时 ,正是这种人生观使他勇敢地生活下来 ,直到北归。本文引用了大量苏轼在海南的诗文 ,来看他在海南的生活状况 ,从而证实他晚年的“超然豁达自适其乐、忘得失齐生死”的人生观。     

巾帼礼赞 空谷回音——苏轼《和陶拟古九首之五》写作背景探究及赏析

苏轼的《和陶拟古九首》组诗,因其五称颂巾帼英雄冼夫人的显赫功绩,一直以来都受到冼夫人研究者的关注。从苏轼的和陶诗入手,深入探究苏轼当年撰写这组诗的背景及心境,并对《和陶拟古九首之五》的写作之源、诗的内容及艺术特色进行分析,突出苏轼创作该诗时的背景,分析诗的内容及欣赏其艺术特色,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论证其创作该诗的地点。对苏轼从惠州贬谪到海南儋州来回的路线进行考证,对一些研究者认为该诗写于高州之说进行了分析并否定了这种说法,更进一步考证该诗写于海南儋州。     

巾帼礼赞 空谷回音

苏轼的《和陶拟古九首》组诗，因其五称颂巾帼英雄冼夫人的显赫功绩，一直以来都受到冼夫人研究者的关注。从苏轼的和陶诗入手，深入探究苏轼当年撰写这组诗的背景及心境，并对《和陶拟古九首之五》的写作之源、诗的内容及艺术特色进行分析，突出苏轼创作该诗时的背景，分析诗的内容及欣赏其艺术特色，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论证其创作该诗的地点。对苏轼从惠州I贬谪到海南儋州来回的路线进行考证，对一些研究者认为该诗写于高州之说进行了分析并否定了这种说法，更进一步考证该诗写于海南儋州。     

论刘长卿两遭贬谪的社会根源

关于刘长卿的事迹,大都认为《新唐书·艺文志》中贬谪一次的记载有失偏颇,学界以史实及刘诗为依据考证出刘长卿曾两次被贬官:至德三年(758)正月摄海盐县令,不久因事系狱,随后被贬南巴;大历十一年秋,被贬为睦州司马。贬谪给刘长卿带来巨大伤害和痛苦,共耗费其约16年的光阴。刘长卿的贬谪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专制制度的决定作用,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润,盛中唐之交官场黑暗、文人不受重视的社会状况。     

柳宗元治柳思想初探

柳宗元治柳州,有永贞革新的经验教训和永州十年理论深化的思想基础。四年的吏治,是他的自然观、历史观、政治思想在永贞革新之后的重要实践。柳宗元结束了废置十年的贬谪生活,出任刺史,从此“怀印曳绂,有社有人”。他给李愬的信里说:“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不憾。”态度非常积极。补什么?无非早年在长安从政“利安之道,将施于人”的抱负。关于柳宗元被贬后,从此“悲观失望”的说法,事实上是对他很大的误解。     

唐代长安诗坛种种(下)

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诗人,公元七四六年第一次来到长安,他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公元七五一年,杜甫费大劲写出的三篇《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赞赏,由于这时口蜜腹剑、害贤忌能的李林甫当权,只让他到集贤院去等待进一步考核录用。直到公元七五五年,他四十四岁时,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就是负责看守兵甲武器的小官职。 这一时期诗人在长安的生活是很窘迫的,他     

黄庭坚涪州行迹、交游和创作考述

绍圣元年(1094年)十二月,黄庭坚被加以“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斥熙宁以来政事”的罪名,被贬为涪州别驾,先后被安置在黔州和戎州,在巴蜀之地度过了将近六年的贬谪生活。其间他两次经过涪州并有短暂的停留。但有关黄庭坚在涪州的行迹、交游和创作等方面的情况,有关历史文献、年谱及地方文献或记载模糊,语焉不详,或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始终没有一个明晰的印象。本文即是对此问题所作的详细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