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相对不起诉概念的重构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界定的相对不起诉概念中,将被不起诉人的行为界定为犯罪行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对被不起诉人行为的犯罪定性评价,有违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侵犯了被不起诉人的权利;同时与其他相关方相比,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确立的相对不起诉制度体系中,对被不起诉人不服不起诉处理决定的救济途径单一,且实现的可能性较小。应该在立法界定的相对不起诉概念中,舍弃对被不起诉人行为犯罪性质的评价,而相应给予刑事违法性的评价,并进一步完善对被不起诉人不服处理决定的救济程序。     

关于相对不起诉中引进特别程序的法律思考——以被不起诉人的权利救济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相对不起诉制度存在对被不起诉人权利保护不充分的重大缺陷,严重影响被不起诉人的人权保障与司法公正的实现。以被不起诉人的权利救济为视角,引进民事诉讼法中的特别程序,赋予被不起诉人向法院申请撤销检察机关错误的相对不起诉决定并被确认无罪的权利,具有多重必要性。该特别程序应当从申请主体、管辖法院、程序提出的"禁申请期"、证据的提出和审查、审理组织与期限以及特别程序的法律效力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建构。     

酌定不起诉制度的不足探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酌定不起诉制度存在明显不足,表现为它未赋予被不起诉人公正审判权,不符合是诉讼主体的内在要求;它违背了解决公正与效率矛盾关系原理的必然要求;它不符合控辩对等原则的需要;它有悖"无罪推定"原则的意旨;它也难以使被不起诉人堂堂正正地返还社会;它也背离刑事诉讼的两大任务.因此,应该完善被不起诉人的公正审判权制定.     

相对不起诉制度初探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存在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其职权而作出的一种不起诉处分.消极裁决权分割、利益居先和宽严相济是该项制度的理论基础.为了使该项制度得以贯彻,必须修改<刑事诉讼法>,不赋予被不起诉人申诉权,且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前,应征求被害人的意见,赋予被害人知悉权.     

相对不起诉制度初探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存在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其职权而做出的一种不起诉处分。消极裁决权分割、利益居先和宽严相济是该项制度的理论基础。为了使该项制度得以贯彻,必须修改《刑事诉讼法》,不赋予被不起诉人申诉权,且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前,应征求被害人的意见,赋予被害人知悉权。     

论不起诉权及其适用

取消免予起诉制度,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我国修改刑诉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分析了不起诉权的理论根据及其价值在于此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置符合现代刑法思想和诉讼经济原则,也有利于避免当事人的讼累,促使轻微犯罪人悔过自新;阐明了不起诉权的适用范围有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三种情形,其中相对不起诉是废除免予起诉制度但吸取其合理内核而创立的,存疑不起诉是“疑罪从无”的体现;阐释了保障不起诉权正确适用的监督与制约包括被害人、被不起诉人等当事人的自我救济,以及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由于刑诉法对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的监督制约并无明确规定,作者建议建立权力机关对此类案件的监督制约机制     

相对不起诉与社区帮教对接机制探究——以检察机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视角

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而针对该类不起诉人群的帮教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相对不起诉与社区帮教对接机制在实践中存在帮教队伍不专业、帮教形式不多元、帮教程序不科学、帮教措施不得力等问题。因此,应在完善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出台《社区帮教法》,将拟相对不起诉人和相对不起诉人纳入帮教范畴。各地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会同司法局制订相应的实施方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相关原则性规定予以细化。     

不起诉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

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某些案件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并设立了防止检察机关滥用该项权力的法律控制机制。然而,由于立法的不足,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检察机关运用自由裁量权侵犯被不起诉人和被害人权利的现象。本文主要分析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特点,并针对其法律控制的弊端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相关措施。     

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起诉形式

区别起诉形式的主要标志在于起诉人的不同。我国刑事案件的起诉有公诉和自诉两种形式。由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以国家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起诉形式是公诉;由被害人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请追诉的起诉形式是自诉。我国刑事诉讼中起诉形式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社区帮教把“污点封存”

“社区帮教”是指对犯罪情节较轻、悔罪表现好、已完成学业、依法不予批准逮捕或作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在一定条件下,由检察院委托社区通过社会帮助的手段来进行改造。如果在持续一年的帮教期间表现良好,《不起诉决定书》将不进入不被起诉人的“前科”记录,以确保其档案清白     

程序正义视野中的控诉与辩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关系严重失衡,因为它是建立在控辩双方诉讼地位不平等基础上的。实践证明,这种关系背离了控辩平等的诉讼原则,既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在坚持控辩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能够实现充分对抗的控辩平衡机制,并在诉讼观念和诉讼制度上为这种平衡机制的建构提供保障。     

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相对不起诉制度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重要体现。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相对不起诉制度范围的规定过于狭窄,加之暂缓起诉制度的缺失,给检察机关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不能满足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刑事司法工作的需要,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我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对不起诉制度。     

双重维度看陷阱抗辩之证明责任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以陷阱侦查作为其出罪的抗辩理由之一,此抗辩即为陷阱抗辩。出于对控辩双方证明能力和证明手段对比之考量,陷阱抗辩的证明责任分为客观合法性证明和主观倾向性证明两个层面,分别由控辩双方承担。这种独特的证明责任构成是诱惑侦查案件中重要的分配正义的方式之一。     

从诉讼的公正性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诉讼的公正性,就是要既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两者不可偏废。如何才能做到保护好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必须从法制的制定到执法的理念来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完善。     

刑事诉讼主体的法理分析--以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

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是考察刑事诉讼主体问题的真正法理基础。国家与被告人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故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 ,只是发动、支持公法性诉讼的公民追诉人。审判权与公诉权的分立 ,本质上是国家将自身作为自己的对象 ,并在自己(裁判者 )与作为对象的自身 (当事人 )之间建立绝对区分 ,体现了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的自我反思节制。其他刑事诉讼主体均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按照意志关系或者是国家的代表、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代理人或帮助人 ,或者是不从属于任何一方的诉讼主体。     

滥用公诉权程序制裁之论证——从保障被告人权利的角度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无权以公诉权滥用来质疑公诉决定，即使是明显证据不足的起诉，法官也只能对案件作出是否有罪的实体判决。事实上，一旦被提起公诉，被告人的权利在审前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比如即使不符合公诉条件的案件，无罪之被告人在审判中也面临着可能被定罪的风险，受到审前羁押，待审的心理、生活压力，社会歧视等。而且被追诉人受到的损害并不能通过无罪判决、国家赔偿恢复，要保护被追诉人权利就必须建立程序性制裁制度。     

一体与独立:现代检察权运行的双重机制

检察权兼具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双重属性。检察权独立行使,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功能的关键。我国检察机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加强检察权行使的独立性保障。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律师法庭辩护涉及义务冲突的几个问题

律师维护司法公正的义务与律师维护被告人权益的义务之间存在矛盾。律师对法庭负有真实性义务 ,这主要是指他不得有意识地向法庭提供伪证。在我国法律制度中 ,律师独立于当事人 ,他可以而且有时应当发出不同于当事人的声音。但是他应当事先告知当事人 ,允许当事人另行选择辩护人。为了保障律师权利的行使 ,应当赋予律师庭审辩护言论的豁免权 ,其庭审言论不受民事和刑事追究 ,但律师法庭行为不当可以给予行业纪律惩戒     

从人权保护角度看我国批捕权配置改革

因检察机关与侦察机关都承担着追诉职能,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不可能对侦察行为形成有效监督与制约,而且检察机关本身也承担着一部分侦察职能,此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合为一体,监督可能化为鸟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极易受到侵犯。为加强在批捕程序中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应将批捕权授予中立的法院行使。在这一终极改革目标实现之前,可以采取过渡措施弥补现行批捕制度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