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研究漫谈

<正> 隋唐史方面的文献相当丰富,约有二百种左右,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隋唐部分)、《唐鉴》、《大唐创业起居注》、《贞观政要》、《顺宗实录》、《唐会要》等,自然是这方面的基本史籍。再如,详细记载唐代国家组织结构的《唐六典》,集中保存唐代诏令、册文一类文献的《唐大诏令集》,记录和解释唐律条文的《唐律疏议》等,也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研治隋唐史也很重要,似应属于这方面的一般史籍。关于隋唐史的笔记、杂著,如《大业杂记》、《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开元天宝遗事》、《酉阳杂俎》、《茶经》、《耒耜经》、《大唐     

介绍《隋唐民族关系探索》

介绍《隋唐民族关系探索》李季平崔明德同志研究多年的课题《隋唐民族关系探索》已经面世（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探索》），欣阅一过，给我留下的基本印象是：资料翔实，分析深入，持论执中，颇多创见。兹予简介，以飨读者。一、对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进行了...     

隋唐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新贡献──《隋唐民族关系探索》评介

隋唐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新贡献──《隋唐民族关系探索》评介余远最近，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崔明德向志的新著《隋唐民族关系探索》（以下简称《探索》）一书。全书共四编，二十三章，加余万字，全面系统地探讨了隋唐时期民族关系的重要问题。通读全书，觉得这是一部...     

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

隋唐中枢体制前后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旧史记载的缺陷,这种变化长期不为人所注意。人们研究隋唐政制所依据的《唐六典》,反映的是唐前期的制度,两《唐书》职官志基本上是抄袭《六典》,《通典》也是按唐前期的设官序列叙述。后人论述隋唐官制的论著虽多,但大多没有摆脱《唐六典》的案臼。因此,至今唐代整个中枢体制的转折和演变仍暖昧不明,这不能不说是是隋唐史研究中的一大缺憾。本文拟在广泛汇集史料的基础上,对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作一考察,试图粗略地勾画中枢新旧体制演变的轨迹。     

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评介

北魏隋唐的均田制,作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重点或热点.国内外学者在均田制研究方面的成果,可以说实在太丰硕了,仅国内出版的专著就有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及修订本《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际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其增订本《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岳麓书社,2003年)、[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日]铃木俊、山本达郎等著《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是以千万计.一般认为,均田制研究应该说没有剩义可言了.     

隋唐《大戴礼记》传习考

隋唐之际,随着《五经》新疏的确立,《大戴礼记》被冷落的命运已难以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大戴礼记》所见更多的是征引和利用,如议明堂制度、新修历法、改造皇家制度等。但隋唐《大戴礼记》的传习情况也表明,这一时期《大戴礼记》传本并非仅有司马贞所说的三十八篇本,或者另有传本,其中应有不见于今本的《祭法》、《曲礼》等篇。     

唐韓笠《壶关录》之史料价值

唐韩笠《壶关录》是一份极为重要的隋唐历史文献,它虽不是正史,但却内涵今隋唐正史中严重遗缺的内容。特别是文中关于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密生平事迹的记载,则大大地丰富了各正史《李密传》中的李密形象。其中李密族属、瓦岗军檄文、李密与李渊之间的书信、徐鸿客进李密书、越王杨侗给李密两封诏书等,均可补隋唐文献之缺。     

关于唐代屯田营田的几个問題——和郑学檬同志商榷

讀了郑学檬同志的《試論隋唐的屯田和营田》(《廈門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以后,得到不少启发。郑同志利用《唐書》和《通典》的史料,系統地說明了隋唐屯田营田发展情况。文章对于讀者了解唐代国有土地問題,是有帮助的。     

“文笔之辨”与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文话”出现于隋唐考辨

诸先生提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宋代,其基础即“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已经独立以及专论如此“单篇文章”的独立著作的出现.但南北朝至隋唐,此二者已经具备.南北朝时“文笔之辨”划分“文笔”界限,“笔”有独立的地位,“文笔”的分集撰录,“笔”具备被独立论述的条件.隋唐时,《文笔十病得失》、《文笔式》、《文笔要诀》的出现,标志着“笔”与“文”被对等论述,进而有单独论“笔”的著作,如《笔札》、《笔十病得失》、《笔二种式》乃至《赋谱》、《赋格》之类.南北朝的“笔”,宋代称之为“文”,论“笔”之作就是论“文”之作.由此可见,“文话”诞生在隋唐,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隋唐.     

《古史探微》出版

<正> 李季平教授的《古史探微》一书,已由齐鲁书社于1990年6月出版发行。本书系作者从其近十年来发表的古史论文中辑选而成,以文章所论内容的时代先后,分为三组。第一组四篇,属魏晋史;第二组十二篇,属隋唐史;第三组五篇,属明清史。作者以辩     

“隋唐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6月21 ～22日,由《新疆通史》编委会主办的"隋唐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隆重举行.八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者围绕隋唐时期新疆诸方面历史问题展开讨论,此次会议不仅有助于《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亦有益于新疆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南朝乐府中的“扬州”

南朝乐府《吴声西曲》中有不少诗提到“扬州”,如“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懊侬歌》)“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不断流。”(《莫愁歌》)“人言襄阳乐,乐作非侬处,乘星冒风流,还侬扬州去。”(《襄阳乐》)这里的“扬州”并不是隋唐以来的扬州,如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隋唐以来     

《全唐文》隋唐之际作者在隋所作文考

初唐时期的大多数文人都是由隋入唐之士,清人所编《全唐诗》、《全唐文》将部分作者创作于隋代的作品收入其中。陈尚君《全唐诗误收诗考》一文对隋唐之际作者在隋所作之诗作了详尽的考证,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对《全唐文》中隋唐之际作者在隋所作之文作出考证。现考之如下。《全唐文》卷一三一,王绩《三日赋》。王绩在序中交代了文章的创作时间及缘由:“余以大业四年,获游京邑。暮春三月,暂骋娱游。……不能默尔,聊为赋焉。”据此,知此文作于隋炀帝大业四年,时王绩18岁。《全唐文》卷一三二,王绩《醉乡记》、《五斗先生传》。二文皆作于…     

两宋《列女传》版本的“还原”与“新变”

刘向《列女传》版本面貌在历经东汉、六朝至隋唐五代的一千余年间基本保持稳定,未有大的改变。进入两宋后,《列女传》的版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北宋嘉祐年间学者们对《列女传》复古还原尝试开始,一直到南宋嘉定七年蔡骥的修订,在历时一百五六十年的改编过程中,宋人本着还原刘向原来编定《列女传》的宗旨,彻底改变了至少从隋唐以来十五卷本一花独放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八卷本的渐渐流行。与此同时,宋人改编的心态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这也决定着此后《列女传》版本发生的微妙变化。在两宋《列女传》版本的改编、流通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因素。     

论20世纪《文选》学家流派与《文选》学研究分期

传统《选》学与现代《选》学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模式。传统《选》学以文献研究为唯一模式,现代《选》学融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体而以文学研究为主要标尺。此一标尺,既为区别２０世纪《选》学流派的唯一尺度,并为区分２０世纪《选》学研究分期的唯一标准。２０世纪《选》学流派约略可分为高步瀛代表的传统派,黄侃与屈守元代表的转型派及骆鸿凯代表的现代派。２０世纪《选》学研究可分为２０世纪初至１９４９年的开创期,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７年的间歇期,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９年的发展期。开创期融传统格调与现代精神为一体,融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炉,奠定了２０世纪《选》学发展的基本格局。间歇期则因连绵不断的政治批判影响而使整个《选》学研究处于基本停滞状态。发展期《选》学重新升温,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均得到较大发展     

民族关系的历史审视──评《隋唐民族关系探索》

民族关系的历史审视──评《隋唐民族关系探索》李衡眉，赵强最近，烟台大学的崔明德先生的新作《隋唐民族关系探索》已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１９９４年８月）。在以往历史学界，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是一个既显要又遭冷寞的繁杂区域，很少有人驻足于此。直到本世...     

《通典》所记卢恺与薛道衡除名事考论

杜佑在《通典》中论及我国古代人事制度变迁时,下了一则以卢恺和薛道衡二人被除名事件为背景的论断:"后周以降,选无清浊。"杜氏此论成为当今法史学界不少学者论证隋唐之际在观念与实践上皆已打破"士庶之别"的主要论据之一。详细考察该论断所指涉的具体事实及其发生背景,并进一步依据原始史料予以分析,可知杜佑这一论断不能有效支持法史学者前述论点。另外,由杜氏这一论断所依据的史源推测,其撰著《通典》时极有可能并未见到《隋书》这部最早的隋代专史,而其论断的主要根据是《北史》之"卢柔传附卢恺传"。     

《中国学术批评书系》开始出版

由河南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的《中国学术批评书系》,以最近《史学评论》(杨玉圣著)的出版为标志,开始由该社出版。据了解,本年度该书系还将推出伍杰、陈平原、贺卫方、周祥森等学者的个人学术评论专集。《中国学术批评书系》开始出版@隋唐     

隋唐儒学发展的历史趋势

隋唐儒学发展的历史趋势许凌云先生在《齐鲁学刊》１９９６年第４期撰文认为，国家的统一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其基本观点是：从魏晋到隋唐，儒家经学曾经历了一次大的改变，其显著特点，正如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指出的，经学乃从分立时代进入了...     

类聚的世纪:古代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方法

日本人如何吸收隋唐文化而建立自己的文化?由代表"唐风文化"的两位僧侣最澄和空海的经历,可以把握文化吸收的两种类型——简单化和综合化。公元9世纪,日本人对隋唐文化采用"类聚"的方法进行整理,如滋野贞主所编纂的《经国集》、《秘府略》等,而源顺所编纂的《和名类聚抄》则成为"类聚的世纪"的顶点。在此基础上,日本人于公元10世纪才建立自己的文化——"国风文化"。此外,空海《文镜秘府论》、丹波康赖《医心房》等类书含有不少逸文,"类聚的世纪"对中国古文献学及中日文化交流也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