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事件与美国对波兰政策的演变

1956年之前,波兰作为美国所谓的苏联"卫星国",美国对其政策与其他"卫星国"政策没有多大区别.1956年波兰骚乱始,美国开始关注波兰,把探索对波兰新政策作为整个对东欧政策的重点.1958年初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了全面的对波政策,NSC5808/1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波兰新政策--"演变"政策的完成.波兰是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演变"政策的首次试验,随后美国将该政策扩大为对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策.     

冷战时期美国对南斯拉夫政策评析(1948-1958)

自从1948年南斯拉夫被排除出苏联阵营后,美国就开始将南斯拉夫与其他东欧国家区别对待,并探索新的对南斯拉夫政策。经过近十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8年制定了全面的对南斯拉夫政策,NSC5805／1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南斯拉夫政策从行动到理论的全面完成,也标志着美国将南斯拉夫政策正式纳入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政策的范围之内。     

美国与印尼对华出口橡胶问题纷争论析——以艾森豪威尔时期为考察重点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缓和了对非战略物资的贸易管制,但严格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并维持此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北朝鲜的管制水平。印度尼西亚的天然橡胶仍保留在美国战略物资管制的清单上。此间,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对华出口橡胶问题上爆发了激烈争论。艾森豪威尔政府遏制打击中国的既定国策是推动其政策演变的根源和出发点,国际形势变化、印度尼西亚外交自主性的增强是推动此时期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演变的重要因素。     

论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对外援助政策的调整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秉承了共和党的传统经济政策,即紧缩政府财政开支,限制政府开支规模;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则是力主自由贸易政策,削减对外经济援助规模,实行所谓的"贸易而非援助"政策.在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时期,不仅对杜鲁门政府时期对外援助机构做了重大调整,而且大幅度削减对外经济援助的规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除了受共和党传统政策的影响外,另一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困扰,即美国经济援助是否应该用于帮助受援国发展国有经济.     

战略重心的转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巨额的对外援助支出与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凸显.同时,随着第三世界国家逐步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美国开始强调欠发达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于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确立了减少对外援助、加强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逐步由"军事援助优先"转向"经济援助优先"的政策.这次战略中心的转移对以后的美国对外援助政策有长远的影响.     

保罗·尼采与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政策

保罗·尼采在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参与从NSC68号文件到NSC141号文件的起草,其全面遏制战略思想对杜鲁门政府乃至以后四十多年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深远影响。     

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朝鲜战争中的核讹诈政策

艾森豪威尔上台执政后，把结束朝鲜战争作为对外政策考虑的首要任务。与中、朝所奉行的灵活策略不同，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以扩大战争范围、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相威胁，通过扩大战争的方式来结束战争。但由于受到诸多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艾森豪威尔政府又不敢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只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用和平手段结束战争。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核讹诈作了不切实际的描述，片面夸大核威慑的作用。事实证明，美国鼓吹扩大战争的种种论调和以原子弹相威胁，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演变

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是美国东南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杜鲁门政府时期,“防止印度尼西亚投入共产主义势力范围”是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根源和出发点,国际形势变化、印度尼西亚实力的增长和自主性的增强是推动这一时期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演变的重要因素。     

波匈事件后美国对东欧新政策

美国对东欧和平演变政策是美苏关系缓和及苏东内部演化的产物 ,其形成与确立经历了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 ,最后由于匈牙利起义的失败 ,促使美国彻底摒弃“解放”幻想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确立了新的外交政策 ,使其成为以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东欧国家的一项最基本政策。     

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西德与苏东国家间的关系

在美国对苏东国家推行演变战略的背景下,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对德政策中鼓励西德发展同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但不希望西德同苏联发展关系。然而,西德因受德国战俘归返问题牵制,在对苏关系上出现突破。反之,西德对东欧国家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在外交往来方面乏善可陈。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008／1号文件的形成

由于5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变化和日本实力的迅速增长,美国被迫重新考虑对日战略问题。在新美日安全条约签订后,美国统治集团的经过充分讨论估价,终于通过于国家安全委员会6008／1号文件,这一文件的基本原则成为此后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     

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外交政策

1948年 ,美国为适应冷战的需要而转变对日占领政策后 ,将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作为复兴日本经济的一个关键措施。为此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 ,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日本入关。一方面 ,美国在国际上竭力与以英国为首的反对日本入关势力作斗争 ;另一方面 ,在国内千方百计克服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给政府造成的困难。虽然日本最终入关 ,但美国的政策并未完全获得成功 ,日本入关也给美国和美日经济关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战后初期资源委员会与对日索赔

中国对日索赔是战后初期 (194 5— 194 9)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索赔过程中 ,资源委员会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美国在对日索赔中处于主导地位 ,所以资源委员会的对日索赔深受美国政府索赔政策的影响。随着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 ,美国的索赔政策渐趋消极 ,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资源委员会对日索赔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美国介入韩日岛屿争端的立场演变

战后美国将独岛(竹岛)交予驻韩美军管辖,随后支持日本对该岛的主权声索,杜鲁门政府对独岛(竹岛)归属的立场变化是韩日岛屿争端产生的直接原因。冷战时期美国始终在韩日岛屿纠纷中扮演仲裁者角色。进入21世纪后美国掩盖对独岛(竹岛)主权归属的立场;同时推动日本搁置争议,拉拢韩国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从削弱日本、遏制苏联到防范中国,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威胁认知影响着它在独岛(竹岛)争议的倾向。奥巴马政府在表面"模糊"主权归属,同时加大对争端的调控力度,控制独岛纠纷对美日韩合作的阻碍作用。美国在独岛争端中的立场变化引导韩日岛屿争端呈现降温趋势,降低了东北亚各国联合应对日本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可能性。     

东北亚地区安全态势与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是当前东北亚地区的两大热点议题。中日关系方面,虽然今年以来中日释放出加强经济合作的信号,两国政治交往的频率和层次也出现回升,但是钓鱼岛争端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这两个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短期内难以化解,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两国缺乏互信,摩擦不断。朝鲜半岛局势仍继续陷入“紧张-缓和-紧张”的反复模式,在经历了短暂的缓和后再次趋于紧张。从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看,中美关系构成了这一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轴。因此,梳理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分歧,进而以此为基础思考中国的应对之策,对维护中国周边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政策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论日本战后天皇制的形成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总部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及文化等各个领域对天皇制进行了改造,旨在建立起最有助于实践美国占领政策的政治秩序。《日本国宪法》的公布,标志着绝对主义天皇制的瓦解和战后天皇制的形成。虽然《日本国宪法》中对于天皇和天皇制的规定,较之战前的《明治宪法》出现了质的变化,但是制宪指导思想上的矛盾,必然决定了《日本国宪法》的局限性。     

转型期的日本新和平主义思潮

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国内出现了妄图突破现有和平宪法的约束,通过向海外派兵以及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甚至是欲图修改和平宪法以显示其作为地区政治和军事强国野心的”新和平主义”政治思潮。这种思潮目前已经进化到了转型时期,即在完成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反恐特别措施法》,使其海外派兵行为以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形式,在联合国主导的框架下变得合法化;同时通过制定《国民投票法》,在立法程序上实现了修改和平宪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