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体验、人格理想与六朝诗学精神

重视生命体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包括诗歌在内的审美活动则是这种体验的重要手段。六朝诗学对情感问题的关注、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自然美的发现都与此密切相关。此外,魏晋玄学所确立的人格理想对六朝诗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玄言诗到山水诗,标志着六朝诗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实践在新的审美理想的影响下不断提升,成为六朝诗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人生体验和人格理想构成了六朝诗学精神的核心内容。     

从拟古诗的繁荣看六朝诗学精神

六朝拟古诗的繁荣,乃是文学自觉、文学不朽意识下的产物;是六朝人以才学自负与骋才风尚的表现,并蕴涵着六朝兼容开放的诗学精神。六朝人的拟古真正是一种学习提高的途径,一种表现和检验自身才学的手段,一种艺术兼容和开放意识的展示平台。拟古诗的繁荣与六朝蓬勃向上、开拓创新的诗学精神是相一致的。     

试析六朝诗学韵范畴的佛教影响因子

韵是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美学和诗学范畴.韵于六朝时作为美学、诗学范畴诞生,并用来品音、品人、品书、品画、品诗.外来佛教思想对韵范畴起了推动作用,声音之韵美的发现印得益于佛经的传译;人物风韵之美明显受到了佛教涅槃佛性论的影响和启发;诗学之韵则受到佛教语言观悖论的影响.佛教及其思想的不断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到韵范畴的意义演变.正是佛教思想的影响,韵才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诗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及其文化渊源

船山诗学崇尚真情,对汉魏六朝诗歌中的质朴自然之情加以推崇,呈现出汉魏六朝祈向。这一祈向体现了崇尚悲美与自然的精神,是楚歌中悲情的传承,对清代文学特别是道咸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走向汉语比较诗学——关于当代海外华文文学诗性品质的思考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域外汉语文学表现出明显的文化诗学特性.诗学的比较性不仅表现在吸纳西方等外来影响,而且更表现为汉语内部文化生态的互动关联.走向汉语比较诗学,不仅利于规避目前研究中存在的过于倚重西方文化资源而相对轻忽汉语文化资源的局限,而且也利于彰显华文文学的诗性美学品格,提升其意义覆盖性.在比较诗学视野中审视这一问题,华文文学在构成古典诗学精神跨界呈现的同时,也存在着与国内文学现代性体验的截然差异,诗性品格互文性地弥补了国内文学的现代化偏失,展现了汉语诗学在现代语境中"被现代化"的真实之维.由此,本土性的诗性文化精神也就凸现为建构华文比较诗学的基本维度.     

论六朝文化的开放性

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文化集秦汉之雄伟博大,诸胡之自由强悍,以独特鲜明的个性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魏晋六朝既是中国政治史上最黑暗纷乱的时代,又是精神史上人性重新觉醒开始认识自我的时代.六朝文化具有宽容精神,涵容百川,吞吐万象,儒、道、玄、佛各种文化思潮竞相争奇斗妍,学术文化氛围空前活跃;文人雅士关注个体生命价值,力求摆脱礼教束缚,想象力和创造力获得自由驰骋的空间,呈现出文化开放性的特征.     

诗学“以德为本”的价值理性

中国古代诗学建筑在儒家文化的广阔背景上,这种诗学的审美批评本体论所依据的是以"德"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诗学的德本属性由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所规范,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以人伦为中心的德本精神.以德为本的文化精神作为中国古代诗学初创时期的逻辑框架,成为诗学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指向,并由此形成了超稳定的传统,以及以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政治观为基础的文学批评形态.     

佛教“镜”意象意蕴及其对六朝诗学的影响

以谢灵运诗为代表的六朝诗歌因吸收了佛教镜意象"空"的神髓,才展现出了独立独特的审美气象;而唐宋诗词则兼蓄了佛教镜意象内涵的"空"和道家镜意象的"静",而走向了繁荣发展的顶峰。镜意象的发展揭示了诗学发展的规律:诗学的发展是由多种文化因素影响和决定的,在诗学不断地发展过程中,有限的"镜"物象超越了单纯的物象层次而负载着无限丰富的意义内涵,承载了众多的文化象征意味。佛教和诗学"镜"意象的相互影响凸显了佛教和诗学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     

诗学方法论与中国诗学现代形态的生成

中国诗学建构方法论是指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主体所采纳的一种协调中西文化要素及理论内部构件的一整套方式与法则.在中国现代诗学建构中形成的方法论包括以西释中、移花接木、镜像互观、摹西制中、西体中用和以中化西,而收获了悲剧诗学、意象诗学、节奏诗学、人格诗学、情本体诗学以及兴辞诗学.方法论蕴涵着学术伦理,体现出建构意识,同时与中国古典文化精神有着隐秘的关联,支配着对西方文化的取舍立场.     

汉魏六朝江海赋考论

汉魏六朝江海赋创作繁荣,当时的作品编集选录和文学批评对此有所体现。汉魏六朝江海赋的兴盛既和秦汉时期的"君子必观大水"的观念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江海地理知识的繁荣有直接关系。江海赋显现独特的美学趣味,包括兼具游仙与诡诞的神话特性,涵盖婉约与雄浑的诗学特性,富含政治文化意义的社会特性。     

品与思:一种精神的生成与象征

诗学即人学.在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中,<诗潮、诗人、诗艺>和<品与思>这两部论著尤其<品与思>,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纯净的诗学精神,客观公正的评价尺度和值得信赖的诗学密度.论著立足于宏博的文化视野,以扎实的学术功力,对诗歌的内部构成和文本世界进行精到的剖析,呈现出深邃、厚重和从容之美,为中国新诗研究提供一份独特的文化范本.     

西方话语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过滤机制

诗学接受者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纵的历史文化发展和横的接触层面构成的坐标之中.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话语时,也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个体心理结构等的影响,即经过过滤机制的规范和筛选.正是这种规范和筛选,催生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自我独特的面貌.     

王船山论诗的审美取向——以六朝至盛唐诗歌为中心

王船山的诗学理想和审美立场主要流露于对六朝至盛唐诗歌的选评之中。从他对诗歌的点评中可窥见其眼光之独特、思想之博深;独特的敏锐感受和审美体验,使他对诗歌有了重新认识,从而建立了自己的诗学审美理想,并对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洛夫诗歌中文化意象的生成探究

洛夫站在古今中外的诗学坐标上,完成本土性"天涯诗学"的建构与实践.他的诗歌中的本土传统体现在历史题材的选择、历史人物的重构、历史文化意象的复现等方面.我们要从文献学层面深入到发生学层面,从文化通约深入到精神通约,通过对洛夫诗中的文化意象生成驱动力的研究,来破译他的精神密码,进一步研究这种心灵密码是如何外化到其创作之中.洛夫晚年创作的《唐诗解构》体现了"文化标本"的悖论:对古典诗学的现代修复带来的却是个体生命体验的隐退.     

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

当代文学研究已经由“内部研究”走向文化诗学。文化诗学的产生实质上是当代文化危机的需要,因此应当以新理性精神为主导。文化诗学应当是文化批评和诗学的结合,它为文学理论的当代发展开创了一个新格局。     

“知识分子写作”叙事性诗学的源起与倾向

知识分子写作的叙事性是当代诗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话题之一,而对其发生及源流的梳理与探讨,具有此一诗学话题研究的本体意义.该论文从诗学语境,社会历史状况及文化状况的基本性质、形态及影响关系等层面对知识分子写作叙事性诗学源流作了开掘、梳理和阐释.文章认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叙事性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状况,在诗学上是对80年代过分意识形态化或者非历史性诗学的超越及“纠偏”,无论身份确认,还是立场及路径的选择,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写作所应有的历史意识、承担精神与其“及物性”倾向.与朦胧诗的象征修辞、第三代诗歌的本体性叙述不同,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或修辞方式,叙事性是其必然的思考、处理历史以及艺术表达的主要形式.     

毛诗《序》、《传》对汉代盛世文化精神的理论阐扬

毛诗《序》、《传》的基本思想和批评形态,都体现盛世文化精神。毛诗《大序》以“六义”为核心,形成了系统,条理的诗学结构体系,体现出与大一统精神一致的诗学整合的文化追求。毛诗《序》、《传》以政治化、伦理化、历史化的阐述原则,为理论座标,形成融汇古今、贯通家园的诗学情感论。毛诗《序》、《传》以尊孔崇儒的去取标准确立了儒家诗学价值观的正宗地位,使独尊儒术的文化思想在诗学中也得到真正的落实。《毛传》标兴及其对兴诗的阐释,体现由具体物象通向包含特定王道内容的主观情志特点,表现出盛世文化乐观、自信、进取的精神。     

“友道”的精神呈现——孟子“知人论世”说的新探讨

孟子"知人论世"说蕴含着深广的文化元素和思想底蕴,充分彰显了先秦文化中的"友道"精神.通过对孟子"知人论世"的论析,可以看出孟子处理诗学问题的具体理论和操作方法既沿袭了先秦文化系统内部的历史性与脉络性,又与个人的学术理念,特别是与其"性善说"密切相关,从而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问题域和独创性.这也说明今人以纯文学化的"诗学"观念去解读"经学化"的诗学关键词,往往淡忘或遮蔽了这些诗学观念里面所蕴涵的丰厚的思想资源,故此应该将两大阐释进路(纯诗学进路、经学化进路)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将是一种既富于历史厚重感又极具现代性色泽的阐释路径.     

儒家“礼乐”文化与“诗言志”

儒家的诗学方向,基本上是围绕"礼--乐"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方向而展开的.探讨儒家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是使"诗言志"成为中国诗学传统的主流根本原因所在,并由此而揭示先秦儒学思想的根本精神对于中国诗学源头--"诗言志"研究的意义.     

现代性视野下的诗学关怀

现代性是人和人的文化、知识的一种自我反抗的姿态,是在物质对人的遮避的困境中对人本身的寻找.通过诗学阐释与文化解读,到诗中、艺术中去寻找人的本真状态的努力,目的正在于救治现代性背景下人们的精神疲惫与痛苦.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阐释正好提供了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