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存在"的视域看"道德应该"的悖论

"道德应该"是当下道德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思想史上对于"道德应该"为"信"的哲学论证都不免陷入某种理论困境,因此,"道德应该"作为问题要从"存在"说起.在"存在"作为"无"而具有的"可能"视域中,"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其悖论意义是指从"道德应该"的规劝出发,沿着人们为"信"的逻辑轨道,必然地推出与其正相反对的"道德不应该"的规劝也是道德的,正相反对的"应该"与"不应该"在道德评价上是等价的."道德应该"的悖论特质来自于"存在"."存在"作为"无"体现为"可能".由存在的这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正相反对,就使得在"存在"作为"可能"之"好"、"善"的区别里,已经包裹了"道德应该"的悖论意义."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的论断,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对"道德应该"普遍必然之绝对意义的理性依恋,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从追求以普遍必然的"道德应该"作为道德践行评价标准的理论迷雾中警醒.     

形式美学的道德旨归:麦克尤恩《家庭制造》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麦克尤恩的处女作《家庭制造》是一则自我成长的道德警示。人物叙述者"我"以自豪夸张的语调,讲述了自己进入成人世界的惊恐故事。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紧扣人物叙述者"我"为试图进入成人世界、实现从"天真"到"经验"的转变这一伦理主线,通过解构伦理身份、伦理判断和伦理意识等若干伦理结,着力剖析麦克尤恩潜藏在作品深处的伦理图旨:"我"所失去的不仅是个人的"童贞"与"童真",而且在更大层面上投射了整个青少年群体在青春期的困惑、烦恼与迷惘以及他们可能潜在的道德滑坡和伦理缺失。     

论网络新闻发言人的语言道德规制

言语道德是社会道德作用于言语行为的必然产物,网络新闻发言人的言语行为具有显著的道德属性。网络新闻发言人不同于传统新闻发言人,作为特定的行政角色,他们在言语构建与传播过程中必须符合相应的社会道德规制。在现实中,不少网络新闻发言人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其言语行为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范现象,网络上"神回复""雷语"频繁出现。应该通过设计核心信息、遵守"简要、简短、简单"原则、加强语言力量、应对敏感问题等多种途径培养网络新闻发言人的语言能力,提高其言语道德质量。     

个人与社会何以维系——基于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个人与社会何以维系?这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并试图给予解答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涂尔干认为,分工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优化经济,而在于实现社会整合,因为分工既是社会团结的源泉,又是道德秩序的基础。历史地看,在"机械团结"的传统社会,个人与社会主要维系于集体意识,而在"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个人与社会主要以社会分工为纽带。"失范"是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的病理诊断,但其原因不在分工,而在传统社会道德支柱的瓦解。因此,与马克思不同,涂尔干认定现代社会的"危机"在性质上是属于道德的而非经济的,现代社会的"出路"就在于必须诉诸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道德统一性。     

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辩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分,旨在说明道德本原与儒家道德的普遍性(超时代性)。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的建设,应该走出梁启超前期《论公德》中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接续其后期的思考,以儒学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     

开放结构中的确定性追求——兼论哈特与富勒法律理论的契合性

哈特与富勒的法律理论分别以"自我"与规则的二元架构与"自我"、"镜中之我"以及规则的三雏架构作为理论预设;哈特从承认规则的视角考察法律与道德,富勒从内在道德侣的立场反观道德与法律;哈特更倾向于个人自由,富勒更崇尚社会秩序.两人理论上的这些差异从不同的侧面探索了如何在开放的结构中追求法律规则的确定性这一共同主题.虽则他们追求规则确定性的手段不同,但这种手段上的差异不应使我们忽视其理论的共同之处,而二者的这些差异恰好为他们理论的契合创造了条件.     

杜威哲学的改造与现代哲学的转向

杜威哲学的改造,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展现了西方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他以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作为切入点,批判认为世界是终极至上封闭的世界这种形而上学世界观,并以达尔文进化论应用在哲学上。主张心物同源、主客一体、反对主客分立的二元论,批判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提出新的经验论,以行动、实践为中心,认为经验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人对环境的主动改造作用。哲学的改造要求哲学家从象牙之塔走出来,促进社会哲学与道德观念的变革。正确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个人与制度关系,个人与国家关系,是社会哲学的重要问题。在道德观念上,认为所谓永恒不变的适用任何场合的至上的"善",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善的目的只有通过"做"来实现。道德价值观应扩展到自然科学中去。推崇功利主义道德观。     

"沉思"的形上性与非形上性——兼论"形而上学"与"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沉思"具有"形上之道"的性质,即关涉纯粹理性的沉思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唯有少数人才可能享有的神性至福.但是"沉思"并不具有西方哲学严格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性质,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自然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退而言之,与适用于一切有理性者的"道德律"相反,不可普遍化的"沉思"也不属于道德形而上学范畴."沉思"的形上性和非形上性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传统中国"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谈大学生的“三德”修养

道德是一种行为规范。根据行为的性质,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政治品德、协调品德和进取品德。这“三德”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一个人较为完美的道德品质。 大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但作为单个人,尤其是作为青年人,时代和同辈人的某些不良因素不可能不给他们以程度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要支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造成他们道德品格上的缺陷。 就政治品德而言,由于历史的尤其是现实的原因,的确造成了他们政治思想的混乱。当前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另一方面新事物、新情况、     

道德的民主化启蒙——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道德的民主化启蒙是18世纪启蒙运动重要论题。对此,哈奇森、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做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启蒙与理论思考,在道德主体问题上,这一群体立足于新兴商业社会,将致思的重心转向大多数的普通个人及其行为,扭转了长期以来道德精英化的取向,推进了道德主体的平等化。在道德认知与认同问题上,他们纠偏了的道德理性主义阴霾,充分肯定了情感在道德认同中的地位与作用,促进了道德认知的大众化。在道德的属性与规范要求问题上,他们还着力地申辩了与商业社会之时代精神相适应的"个体的道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展示了道德现代化的美好愿景。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的思考

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能够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但道德本身又是为一定经济关系决定的。因为道德无非是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表现,一定的道德,只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不可能是从超人类、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概念中引伸出来的。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因此,人类道德意识是随着社会生产,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而变迁的。     

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

圣人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圣人观念具有强大的融摄作用,这种融摄力在以泛道德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历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史学的思想起点就是首先建构以"圣人"与"圣人之道"为理论基础的先验意识,承认"圣人"所创造的一切思想理念的绝对合理性.然后在这种认同的前提下寻找解释的合理性.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圣人在两宋理学家这里被最终角色化地确立下来了,在以后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圣人这种与天地为一,博施济众的完美人格不可能被其他英雄人格所替代.圣人成为道德理性的完美代表,圣人时文明史的巨大贡献被认为来自圣人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的力量.     

谈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评价──评美国《道德百科全书》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歪曲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伦理学专著，不像亚里土多德、康德、边沁等思想家，撰写了理论体系完整、严密的伦理学著作。也不是耶稣和尼来那样的道德立法者或布道者，为社会构建新道德，向人们进行道德说教。马克思恩格斯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们特别关注的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他们撰写的主要是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著。但是他们也很关注道德理论及现实的道德问题。他们是富有远见卓识、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关心人类社会的未来，曾预见未来社会的结构和人的道德。在他们的论著中，尤其在哲学著作中，包含有丰富的、…     

真实的集体与虚幻的集体——基于道德和能力的新探求

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一直是影响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传统视域中的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是在单向度上的道德隶属关系。在现代视域中,随着能力问题的突出,开始从能力与道德双重向度来构建新型的集体与个人关系,建立真实的集体,塑造健全的个人。本文尝试以此为切入点,对集体与个人关系进行新的探求,以期对构建真实的集体有更透彻、明晰的认识。     

政治责任与个人道德

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 责任政治的责任包括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两个方面。政治责任作为对政治官员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是否符合民意的考察， 其基本评价标准是制度道德而不是个人道德。如果仅以个人道德为标准来评价政治责任， 不仅会导致标准失当， 而且可能扩大政治责任的范围， 最终使政治责任难以实现。与此同时， 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也有相关性， 作为评价政治责任标准的制度道德与个人道德之间在价值原则上存在关联， 在实践中个人道德状况也影响着对政治责任的追究     

个人道德主体性沉思

一个人道德主体性的一般含义如何?简而言之,就是指个人在道德生活中居于主体地位,它是人的主体性的特殊表现。这就是说,在道德与个人的相互关系中,个人不只是道德作用的客体,而且也是承载道德的主体;个人不是善恶王国中消极被动的“臣民”、“无人称的符号”,作为道德的直接承担者和践行者,个人乃是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掌握和创造道德财富的主人。     

关于公德-私德的二维伦理——行政管理和个人修养的道德基础

密尔提出"不伤害原则"作为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界限,并以此作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干预的界限.在边沁和密尔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私德"和"公德"的概念,以此纠正中国传统上重私德而轻公德的伦理体系.本文提出"契约论方法"以使公德-私德的区分更为精确,并进一步引出"公德问题"和"私德问题"的区分:基于契约论方法可解的问题是公德问题,无解的问题是私德问题.对公德问题需要采用舆论或法律的硬性方法来解决,但对私德问题只能采用劝告或说服的软性方法来解决.在公德范围内赏罚分明,在私德范围内宽容自由,这是改善行政管理和提高个人修养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家庭问题:儒家多元主义与奥林匹克精神

在不同传统的对话中,我们发现:在儒家强调个人智慧和社会智性(即"内圣外王")的培育与西方持久地关注正直和有原则的生活(两者也许以康德的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理性概念和对"道德律"的服从为代表)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如果用中国的语言来说.这种差异可以概括为"礼"与"法"之间的差异、尊重家庭和社区关系的道德生活与遵循义的道德责任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些背道而驰的哲学叙述在着重点上有着深刻的差异.但是,它们应该在对话中聚合在一起,从而给我们提供潜在而大量的互补,这种互补挑战一种假设:中国或西方每一方都是自足的.     

情感·道德·国家——吴趼人《恨海》及其周边

晚清小说名家吴趼人创作的<恨海>等写情作品,从情感的角度重新叙述和宣扬中国的传统道德,使他的这类作品成为表彰民族固有特性、恢复"中国性"的"象征主义"作品.在创作中,他以身作则,不断通过议论为其他作家示范如何写情,努力修复被才子佳人及狭邪小说所破坏的传统道德世界的作法,表明他同样重视"写作"这一行为本身的象征性,从而构成文学史上不可多见的一幕.     

限制官员的婚外性关系

中国官员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婚外性关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陈希同到王宝森,从成克杰到胡长清等一大串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没有一个例外,弥漫着一种淫荡的空气。据说现在有些官员,很有一些以没有婚外性关系而遗憾的。所以他们一旦有机会,就疯狂地猎艳。在个人道德方面;可以说,现在最坏的就是这些贪官污吏了。 对一些官员的婚外性关系、按说是个人的私生活,我们本不应该对此说三道四的。但是这类事情造成的影响实在太恶劣。对这些官员不说他们的政绩;就说他们的个人道德,很少有让老百姓感到满意的。个人的品德,除了我们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