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前期散文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

周作人前期散文中 ,无论是不同程度蕴含“浮躁凌厉之气”的那类创作 ,还是写“身边琐事、草木虫鱼”的那些作品 ,其平和冲淡的风格始终是一以贯之的。本文从语言和文章方法两个方面审视前一类散文的冲淡 ;从题材的选取、意境的创造和语言的“涩味与简单味”等方面审视后一类散文的冲淡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平和冲淡”的背后——读周作人

"平和冲淡"不是直接出于周作人在美学上的自觉追求,而是出于作家对"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高谈阔论"的话语姿态及其影响的反思.     

论周作人散文的风格

平缓、平正、平实、平易、平质是周作人散文的内涵意蕴、文学追求、审美情趣、文风语言、秉性资质的集中体现。     

论周作人闲适散文的思想品质和艺术特色

周作人的闲适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的闲适散文有一个突出成就为同时代作家所不及,那就是思想性突出。若忽视思想性,必将导致周作人阅读和接受的庸俗化,但片面强调思想性而淡化他的艺术性,也将使我们不能正确地评价其在现代散文史上的贡献。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充分研究其思想的前提下,把握这种闲适散文的独特品格,这是我们今天阅读周作人散文时所特别要注意的。     

“牛教授遇刺”与“周作人遇刺”——从《四世同堂》看“周作人落水事件”

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中的牛教授遇刺事件在人物性格、遇刺原因、过程和凶手揣测等方面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30年代末周作人遇刺事件的折射与艺术再现,这一情节寄予了老舍在周作人落水这一事件上民族与个人情感的艺术批判。     

周作人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对古文学的调查与整理阑入了中国现代散文建设的规划和设计,其动因源自周作人早年留学所处的革命环境,及“五四”时期形成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新生运动影响了尚处于被引领和启蒙状态中的周作人,并充分体现在后来他所厘定的言志派谱系中。对韩愈、试贴诗、八股文和桐城派的批判是周作人建构现代散文诗学的重要一环。战时的周作人提出两大改革与三盏灯火,源于对道学派的反驳。周作人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现代性体验,道德、智识、个性、趣味等是具体表现。周作人从思想到艺术的一系列实践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生态,包括美文、近代散文、杂文等散文理论的倡导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甚至培育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产生了当代反响。     

周作人的现代散文源流观

文章梳理了周作人的中国现代散文源流观 ,肯定了他将西方个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本土化的散文源流阐释是中国现代散文理论成熟的标志之一。     

论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兼及其文体生成的心路历程

书话体散文是周作人追寻已久的生命文体,是他心中真正自由的个性散文.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具有明显的对话性.周作人在生活和创作中都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次子心态".从文体学角度考察,周作人书话体散文的生成分三个阶段,有着鲜明的特征,从中可以见出其独特的心路历程.     

论周作人散文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儒家艺术精神的核心,周作人散文的忧患意识与儒家艺术精神具有渊源关系.早期杂文的感时忧国、闲适小品的人生忧思和抄书体散文的历史忧患贯穿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中.忧患意识也是周作人散文"浮躁凌厉"和"苦涩"特色的形成和转变的深层原因.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现代散文的两种勾画——《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周作人郁达夫二人导言之比较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导言由周作人和郁迭夫二人共同完成。两人个性、资历的不同,使得他们在勾勒现代散文时也用了不同的手法。本文试对周郁二人的导言进行一些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其异同,来探求两人对现代散文的深层理解。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语丝》时期周作人思想评析

曾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骁将的周作人,自20世纪30年代始,逐渐减弱其弄潮的势头,终于由激进而平庸,由平庸而保守,由保守而走向了反动。在其前后分明的两种人生色块中,《语丝》期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从中我们既可以领略其前期的辉煌,也依稀可见其后期的暗淡。     

《晨报副刊》与周作人

《晨报副刊》与周作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可分为为新文学运动摇旗呐喊的文艺批评、谈天说地的小品散文以及对国外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三大类。周作人与《晨报副刊》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融合——从舒芜、钱理群的研究看周作人传统

通过对研究对象的长期解读,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常发生融合现象,研究者主动去发现、照亮研究对象,同时又被所阐释的对象潜移默化,这个过程是意义的产生、流转过程,同时也是传统的形成、接续过程。本文以舒芜、钱理群的研究为个案,浅析周作人传统的生成与价值所在。     

新诗:“别种的散文小品”——论周作人的诗体论

周作人认为新诗的诗体是自由体 ,自由体便于自由地抒写真情实感。他的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发展了胡适的诗体论 ,超越了中国传统的自由诗体论。周作人的诗体论对中国现代诗论和新诗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前导和促进作用     

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从白话诗到杂诗之路

1934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由林语堂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上海左翼作家的指责。之后,一直没有作打油诗。1940年,他却重新开始写打油诗,应该说实在是出于不得已。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被判为"汉奸",进南京老虎桥监狱,感到"假如用散文或白话诗,便不能说得那么好,或者简直没法子说",把打油诗易名为"杂诗",开始大量地写杂诗了。探讨周作人对杂诗持有如何意识与看法,从而进一步探讨杂诗的两种形式(七言绝句与五言古诗)之间的差异。     

钱理群的学术个性:自我介入式研究——以《周作人传》为例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是对周作人进行全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钱理群自身学术研究个性的重要体现。其不仅为读者呈现了周作人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还呈现了另一个激情燃烧者的形象,即传记作者钱理群。钱氏《周作人传》强烈体现了传记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凸显了钱理群自我介入式研究的学术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鲁迅为底色和对传主心灵史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