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德国温室气体监测统计报告制度立法经验及政策建议

欧盟、德国温室气体监测统计报告制度,作为欧盟及德国温室气体排放监管体制的基本要素,不仅是欧盟温室气体排放监管的基本手段和行政执法的重要依据,也是欧盟和德国进行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创新以及构建基于市场机制的温室气体减排制度体系的物质保障和法律政策保障。其在监管主体权责科学配置,确保排放主体如实履行报告义务,第三方查验机构准入监管和核证机制构建,碳配额登记与交易注册平台建设等方面的立法经验,值得我们在建立和完善碳减排政策体系和进行减排制度创新时予以借鉴。     

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以法律实施为视角

新《大气污染防治法》首次提出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协同控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创新,其建立的理论基础是协同学,其提出在于追求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所具有的协同效应。环境法的实施是中国环境法治当下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协同控制的实施还存在不少挑战。表现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法律地位差异很大,控制温室气体没有法律依据,二者的监管机关不同,治理目标也不一致。我们可以从加快有关温室气体减排国内法的制定、在管理控制温室气体的国家发改委和管理控制大气污染物的环保部之间建立部际联席会议、以总量控制为手段推动治理目标的落实等方面推动协同控制的实施。     

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一定优于命令型排放机制吗?

西方学者多认为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相比传统的命令型减排机制在应对温室气体减排时更有效率。但在评价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与命令型排放机制的优劣时,西方学者过于强调前者在履约成本方面的优势,忽略其政策形成、执行和监控成本以及对排放实体环境道德意识的影响。基于对欧美排放交易市场的分析发现,在减排初期各市场均因过度分配排放额而导致排放额价格低下,降低了减排动力。基于此,欧美政府在实施排放交易机制的同时,亦借助命令型减排机制对其缺陷进行矫正。中国当前应探索一种将市场排放交易机制与命令型减排机制结合起来的环境政策搭配,以发挥温室气体减排的最大实效。     

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模式选择

根据总量控制的方式不同,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分为总量控制型交易与“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依据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所涵盖的部门范围或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主体的范围,可以分为上游排放权交易和下游排放权交易.现阶段,我国应当采取下游的基线和信用型交易.     

欧盟及其主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立法概述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欧盟和其主要成员国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度应对气候变化,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法律,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欧盟早在1991年就发布了第一个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战略。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立法可以为我国制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以及建立法律长效机制提供借鉴。     

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与实践——以欧盟减排交易机制为例

基于价格控制的税收手段和基于总量控制的碳排放权交易手段是温室气体减排的两个经济手段。碳排放权交易手段的理论依据是资源稀缺性理论和产权交易理论。《京都议定书》的三个灵活减排机制推动了碳排放权交易。欧盟减排交易机制下的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全球最大的规范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尽管碳排放权交易手段在控制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在运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研究也需拓展理论视野。     

美国石油企业温室气体减排策略研究

由温室效应所产生的气候变化是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之一。美国各石油企业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和技术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国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应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用清洁能源、优化关键设备及合理安排生产工艺流程、科学合理地回收温室气体等方面入手,采取积极的消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以达到减排温室气体的目的。     

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比较与借鉴

碳排放交易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措施之一,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国际两大碳排放交易市场(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以其各自独特的运作模式成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典范。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应在碳排放交易模式、节能配额制度以及惩罚措施等方面予以完善。     

期权理论视角下的企业内部碳交易机制定价策略研究

前期的研究提供了一套具有自我加强性质的促进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机制,即企业内部碳交易机制.该机制引入了市场机制,将企业内的各部门作为减排单位参与碳交易市场,在减少本部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情况下达到企业整体的节能降耗.在此基础上引入期权理论,利用金融工具建立的相对合理、实用的期权定价模型,可以解决该机制中温室气体排放权初始分配市场定价问题,从而达到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风险的目的.     

UNDP的碳预算目标能够达到吗?

"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发达国家主动减排温室气体,但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2004年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比较,发现发达国家并没有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而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同期急剧增加,全球气候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数据分析表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在当今各国政府主要致力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要想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以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降,达成UNDP 的21世纪"碳预算"环境目标相当困难.     

论碳排放权之用益物权属性

碳排放权是《京都议定书》所催生的一种新型权利。当前,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碳减排的重要举措,但学界对碳排放权的权利属性研究不足,认识不清,不利于碳排放交易的推进。碳排放权的客体为特定数量的温室气体,符合“物”的特性;主体拥有直接支配力和排他力,以获取特定数量温室气体的使用价值为内容,故属于用益物权,符合物权法定原则。虽然碳排放权受公权性影响甚深,但不会改变其作为用益物权的法律属性。明确此点对于保障、规范和发展碳交易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欧盟排放交易的立法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的立法进程对中国碳交易立法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可以借鉴欧盟渐进式的立法进路,并结合自身特点,通过试点模式,摸索建立大范围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的可行性。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立法全面的智力支持体系对中国的启示是:应对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综合分析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政策并保证各利益方的充分参与。     

气候变化巴黎议定结果作为“协定”而非“议定书”的国际法意义

第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出台了新的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协定》。这一国际文件采用了“协定”,而非“议定书”的条约名称,这与国际环境条约中普遍适用“公约－议定书”的方式迥然不同。尽管这并不影响其法律效力,但从条约法的角度来看,二者仍存在一定差异,广义上的“协定”具有比“议定书”更宽泛的适用空间,而且从“议定书”和“协定”的国家实践来看也存在不同,且这种差别对未来全球减排仍会有制度性的影响。对此,中国应积极利用国际法,充分发挥《巴黎协定》赋予的灵活性,创造性地开展国内温室气体减排。     

碳交易市场的监管机制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的政策催生了碳交易,也诞生了碳交易市场。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新兴市场,兼具环保市场、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特点,这些特性导致各国政府需要对该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以防止市场滥用、价格操纵、市场欺骗等现象,保障温室气体减排行为和市场行为健康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若干可从事碳交易的交易所,部分省份正在进行碳交易试点,碳交易市场机制及监管机制必须同时建立及完善。碳交易市场的监管体制和制度是综合的,监管主体包括综合经济管理、环保、能源和金融管理等部门。     

全球能源系统转型趋势与低碳转型路径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转化和使用与碳排放密切相关。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大量使用化石能源,排放CO₂、甲烷、 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快速上升,全球气候加速变暖。因此,控制能源系统碳强度、增加非化石能源占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举措。目前,全球约70%的碳排放来自于能源部门,21世纪中叶实现CO₂的净零排放首先必须是实现能源系统的净零排放。2022年4月,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三工作组（WGIII）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正式发布。报告指出,2010—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年平均排放量处于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增长速度已经趋缓。为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2℃和1.5℃温控目标,各行业都需要实施温室气体深度减排,其中,能源系统减排尤其重要和迫切。为实现1.5℃目标,整个能源系统都需要彻底转型和持续变革,包括大幅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建设由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广泛推行电气化等。在此,基于IPCC AR6第三工作组报告,综述了全球能源转型的特征与趋势,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清洁发展机制及其在中国实施的法律保障

开展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既有助于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又有利于引进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环保等方面的先进技术,还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具有开展CDM项目的优势,各级政府和国内相关企业应抓住CDM项目机遇,熟悉CDM项目申报的程序规则。为了进一步推进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的实施,应尽快加强和完善推进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实施的法律保障。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变迁的逻辑——兼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在新时代引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从无到有、从地方分散试点到全国集中立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迁理论对其是适用的、有解释力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全球碳排放控制制度是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国际制度背景,中国气候外交是将国际碳排放控制制度转化为国内制度的桥梁。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特征三个方面。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动力来源于具有客观基础、受到主观影响的相对价格变化,变迁过程符合对主体的行为假定,受到锁入效应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在制定国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时,需要考虑有关控制碳排放的国际制度,需要考虑我国在气候外交中能承担的支付能力以及在气候外交中体现出的支付意愿。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考虑国内的相对价格变化、行为假定、锁入效应、路径依赖等因素。     

我国煤矿甲烷排污权交易制度构建及法律保障

为了缓解甲烷气体排放对全球变暖的影响,煤矿作为甲烷主要排放源,控制其开采过程中的甲烷排放且加强煤矿甲烷利用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构建我国的煤矿甲烷排污权交易制度,有助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煤矿甲烷减排及利用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确保煤矿甲烷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正常运作,维护市场交易者的合法权益,从法律层面上保障煤矿甲烷排污权交易的合法、有序进行,从而控制煤矿甲烷的排放,达到节约能源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目标.     

新西兰碳排放交易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介绍了新西兰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设计特点及运行效果。以森林碳汇作为唯一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供应源,提高了森林维护收益的可预见性,增强了造林效果。以此为鉴,提出我国应培育以森林碳汇作为唯一供应源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建立以工业反哺林业的生态反哺机制,建设全社会普遍参与、高度统一、协调一致并相互融通的碳排放交易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