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祭祖概述

清代徽州祭祖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深化,在经历了两次战乱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在重点讨论清代徽州地区的宗族有关祖先祭祀过程中遍修祠堂、重修宗谱、合修坟茔等内容的基础上,以《茗州吴氏家典》作为徽州祭祖研究的个案,论述贯穿清代徽州宗族祭祖的宗法思想和宗族实践。     

清代徽州宗祠营建修缮的资金筹措与费用开支

清代徽州宗祠是传统时期宗族祠堂发展史上的典型代表之一。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切实有效的祠堂营建修缮机制，这套机制的关键是如何进行资金筹措与费用开支。照丁均派、合力共役以及族丁支派的捐输，是修祠资金筹措的主要方式。此外，徽州宗族还利用罚金、祀产生息、田产出售、停胙折胙等公产收入来补充修造祠宇的费用。族人输资出力后，宗祠亦会颁发“收票存照”“执照”“工丁饭票”给相应的出钱、出力之人。建筑材料支出、工匠人员支出、祠堂陈设布置支出以及祠宇竣工前后的花销，依次为宗祠营建修缮的主要费用支出。宗族支丁通过各种方法力图节省各项支出费用，徽州宗族还制定严格详赡的修祠经费管理制度，以防止资金经手人克扣作弊。     

清中期至民国的徽州钱会

钱会是全国性的民事习惯,但在不同地方流行的会式不同。清代中期,在徽州较为流行的钱会会式,一是缩金式摇会,二是平金式轮会。入民国,徽州人又接受了堆积式摇会,在民国晚期的谷会中应用较广。钱会是复式的借贷合同关系。在常见的会式中,中间位次最为尴尬,借到本金越少的越苦。位次靠前的是还本付息模式,位次靠后的为零存整取模式。但常见钱会中位次最高的收益,也仅相当于徽州地区普通商业投资利润。徽州人喜欢邀会,主要是因为钱会的最高收益优于田产投资。考察一个地区流行的钱会习惯,可以了解该地的借贷偏好和私人集会模式。以地区习惯等社会制度为中心的研究,就像考古学研究不同区域和不同地层内的遗存物,可称为"制度考古学"。相信不同区域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形成足够的积累之后,即可进行区域文化及其亚型之间的比较研究,并为重述大区域文化奠定扎实的基础。     

清代徽州民俗略论

徽州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处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区域。徽州文化的代表之一是其清代民俗文化,内容丰富且底蕴厚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民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至清代发展到鼎盛,其在保留古老徽州习俗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元素,内容更加丰富,特征愈为明显。众所周知,在历史的长河中,徽州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华大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在如何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徽州民俗文化,值得后人深思。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清代徽州的民间合约与乡村治理

民间合约是清代徽州人处理纷争时惯用而有效的方式,在乡村治理中占据着独特位置。徽州地狭人众,围绕土地、山林和坟地等资源发生的纠纷较多,人们常常通过订立"封禁合约"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发生犯禁事件,且事态并不严重时,让犯禁者写立"甘服合约"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诉讼不可避免时,提起诉讼的事主们往往会订立"诉讼合约",明确各人在诉讼中的责任。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又会寻求和解,订立"息讼合约"。从徽州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在国家法控制架构内,民间合约是协助封建国家权力和法律有效治理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形式。     

凉山彝族的祭祖与占卜

崇拜巫鬼、神灵、自然、祖先等具有原生崇拜性质的信仰体系是凉山彝族的传统宗教,其中,祖先崇拜是彝族宗教的存在方式,而祭祀祖先是彝族祖先崇拜的表现形式。为使祭祖仪式顺利进行、祖人先灵及时归祖而福佑子孙、安康后人,在举行大大小小的祭祖仪式时,彝人都会事先延请毕摩为之进行历算、占问、择日等巫术占卜活动以通神明、定吉凶、决成败、断祸福。     

“祀”与中华文明

古代称“祀”为“国之大节”。“祀”：一是感恩先祖,感恩天地山川对人类的馈赠,感恩中华文明创立中那些“有功烈于民者”;二是祈福、祝福、告诫,憧憬将来的美好生活。中华民族之“祀”,以“利民之志”为本,不断提高文明化程度,对“诚、敬”的养成与礼的形成起着较大的作用,同时也影响着文学品位的提升。     

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

学术界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看法不一，本文就作为宗族社会经济基础的族产作了考辩。作者认为，族产在明清时期的徽州从未中断，不过自明中期以后，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祠产形式的族产，从而形成了众存族产和祠产并行交叉、一消一长的发展局面。由于族产在明清徽州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它强化了宗族势力和封建宗族关系，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对封建制度解体起了阻碍作用。     

论汉代的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汉代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包括对本宗族已逝祖先的崇拜和人类始祖神女娲伏羲的崇拜。祖先崇拜具有维护统一的巨大凝聚力,通过群体性的祭祀和崇拜活动,使人们产生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并升华为共同的信仰和意识,从而把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整体。祖先崇拜也是维系族人关系和维护宗法关系的重要纽带。     

论清代祭典制度

清朝定鼎中原后大量吸收中原传统的祭祀文化,并且保留了满族固有的祭祀特点,使其形成一整套祭祀制度。其中的大祭、中祭、群祭,包括:祭天地,祈谷,雩祭,祭太庙,祭社稷,祭孔子,祭天神,地祇,太岁,祭日月,祭历代帝王,祭先农,祭先蚕,祭关帝,祭文昌帝君,祭先医、贤良、昭忠等。堂子祭天包括:元旦拜天礼,出征凯旋拜天礼,月祭拜天礼,立杆大祭礼,浴佛祭天礼,马祭等。祭祖陵是清朝礼制中的重要内容。家祭包括:皇帝家祭,亲王世子、郡王家祭,贝勒、贝子、宗室公家祭,品官家祭,庶士家祭,庶人家祭等。     

清代徽州女性葬礼程序与性别伦理

葬礼是最复杂烦琐,也最受重视的一种礼仪,男女皆然.传统礼制和学界的以往研究,均很少涉及普通百姓尤其是女性的葬礼,而从清代徽州文书中可以看到女性葬礼的大致过程.与国家礼制规定相比,清代徽州女性的葬礼程序有所简化和改变,遵循着传统文化中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原则.     

满清王朝崇拜关公论

满清的崛起过程大量吸取汉文化精华,其中关公崇拜贯穿于整个大清王朝始终。虽然明朝关公于民间已有关帝的称谓,但是正式的封赐却是在清初。清统治者将关公作为护国神,借关公之忠义精神来教化民众,并使之成为团结外族的手段,取得了国家稳定的实效。纵观整个大清王朝,关庙林立,高规格的祭祀,并借助戏曲传播关公文化于社会各个阶层,将关公崇拜推向顶峰。     

晋北特殊祭祖民俗现象透视——以忻州北唐林村为例

祭祖民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于农耕社会,延续于现代社会,盛行于大江南北。从这一点上来说,祭祖民俗具有普遍性。但是,由于受地理环境、历史传承、人文传统及诸多因素的制约,各地祭祖民俗在具有许多相似特质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差异。本文以山西晋北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村庄为个案进行研究,通过与周围村庄春节祭祖民俗的比较来探讨这一特殊祭祖民俗的起源。     

论清代徽州社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保护生态环境是清代徽州社会的主要行为之一,主要表现在对林木、水源、动物和土壤的保护。清代徽州社会保护生态的组织包括宗族、乡约、会社、寺院、官方和个体等,保护生态的举措主要有封山育林、严厉禁止采矿及垦种和捕鱼、植树兴林和祭祀神灵。究其原因,是与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大力需求、风水意识的盛行有关。在客观上培育了徽州保护生态的习惯,产生了很大的约束力量和社会效力。     

宋元以降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形象的建构、演变与强化

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程元谭在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但查阅相关族谱等文献资料可知,程元谭在徽州程氏宗族中于宋代以前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作为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的时间也出现较晚。梳理相关民间和官方文献记录发现,直到宋元时期,程元谭的始迁祖形象才得以建构,并呈现出从宗族认同到官方认同再到地方社会认同的发展趋势,最后演变为颇具影响力的地方精英。然而,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始迁祖及其生平事迹的真实性,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一现象表明,在徽州宗族中,始迁祖不仅对本宗族有着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对整宗合族、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进而寻求获取更多的地方资源,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代徽州族谱对女性上谱的规范

清代徽州族谱对女性上谱作出了非常全面和复杂的规范.女性上谱的书法遵循着夫为妻纲和母以子显、重门第正名分、彰显封典节烈以及善于持家等原则.虽然大多数谱牒规定为亲者讳,但与男性相比,女性上谱的规范带有更多的耻辱性.透过这些规范,反映出清代徽州地区宗族在不断扩张和普及化的同时,礼教也日益向基层渗透,儒家伦常已经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