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民族新闻——兼与张儒同志商榷

一、应当怎样确定“民族新闻”的内涵和外延 张儒同志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上的《论民族新闻》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民族新闻的概念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民族新闻“就是以少数民族为报道对象的新闻”。同时,为它规定了三个层次的外延。     

也论家务劳动与妇女解放——兼与陈建勤同志商榷

家务劳动与妇女解放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对它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对其它妇女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目前,对这个问题很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它使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使妇女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是妇女解放的现实手段。”这种看法是根据我国目前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及男女在生理上和体力上存在的差异而捉出来的,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也有偏颇之处。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认为任何形式下的家务劳动都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毋庸置疑,社会总劳动是由个人劳动所构成。但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就家务劳     

也谈家庭的发展趋势——兼与白和平同志商榷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有人曾公开主张消灭家庭,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只有消灭家庭,才能进入共产主义。对此,目前西方学者持两种态度并形成两派意见:一派是赞成派,如世界未来学学者爱德华就认为“没有性,没有家庭的社会可能产生真正高尚的文明”;另一派是反对派,社会学家布伦纳认为,家庭解体“这一后果,不堪设想,它会使美国社会崩溃”。我系白和平同志的《家庭的消亡》一文,正是以“赞成派”的思想为脉络,论述了家庭消亡的历史必然性,读后颇受启发。但是,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相反,我     

也谈谢榛卒年——兼与赵旭同志商榷

谢榛是明代后期著名诗人和诗论家.关于其卒年,学界长期以来沿袭潘之恒<亘史>之说,即谢氏卒于1575年.李庆立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出谢榛生于1499年,最早卒于1599年.赵旭近来撰文对李庆立先生关于谢榛卒年的提法进行了辨析,对潘之恒<亘史>关于谢榛卒于1575年之说予以肯定,无论从材料的运用还是从具体论证本身来看,赵文都不足以推翻李庆立的研究结论.     

也谈刘基接受朱元璋聘用的思想动机

也谈刘基接受朱元璋聘用的思想动机黄月林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出身于书香地主家庭。他的祖父刘庭槐曾做过元朝的太学上舍，父亲刘是遂昌教谕，刘基本人１４岁进郡库学习，２０岁中了进士，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尔后又做过江浙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江浙行...     

也谈“风骨”——兼与詹锳同志商榷

“风骨”问题,是《文心雕龙》研究中争论得最久最热烈的一个问题.远的不说,近几年来出版的多种《文心雕龙》注释中,就都论及这个问题,探讨“风骨”的专文也屡有所见.但对“风骨”的理解,分岐仍很大.争论的焦点:一是“风骨”二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二是“风骨”是否就是风格?本文试就这两个方面谈一些个人意见,以就教于专家们.     

也辨上官大夫夺稿案——兼与张永鑫同志商榷

《史记·屈原列传》载有楚上官大夫欲夺屈原宪令草稿一事,学者对此向有异说。近读张永鑫同志《上官、屈原夺稿辨》(见《文学遗产》季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一文,颇受启悟,遂对“夺稿”一案也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草成此篇,以就正于张永鑫同志及诸位方家。 我认为,对“夺稿”一案首先须辨明两个问题:一是司马迁对此事记述的原意如何,二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如何。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不可混淆。 先说司马迁对此事的记述。《史记·屈原列传》云:     

也谈粮食经济的发展方向——兼与罗志方同志商榷

<正> 《商业经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刊登了罗志方同志的“试论粮食经济的发展方向”一文。因对文章中的几个基本观点有不同看法,所以也来谈谈对粮食经济的发展方向的浅见,兼与罗志方同志进行商榷。 第一,对粮食的现状和趋势的分析     

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撮论——兼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正> 史学界对中国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展开了热烈讨论。对讨论中涉及的诸多问题,本文不拟全面镂议,谨就管见所及,撮论分议如下。平均主义思想的阶级根源和表现特色一种社会思想的出现,有其本源。通常所说存在决定意识,就是这个意思。平均主义思想的出现,也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斯大林认为:“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     

也谈集体主义——与郭永军同志商榷

也谈集体主义——与郭永军同志商榷赵英兰郭永军同志在《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６年第１期上发表了题为《集体主义再认识》一文，对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集体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再认识。文章研究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得出了三个结论：（１）传统的“集体利益大于个人...     

也谈艺术风格——与李国涛同志商榷

艺术风格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重要问题。研究它,探讨它,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无疑都是极为必要的。李国涛同志于本刊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艺术风格》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谈了一些有益的见解,读了后颇受启发。但对他把艺术风格主要归之于艺术表现形式的看法,我是不敢苟同的。本文就此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李国涛同志和其他同志。     

对屈原爱国思想的再认识——兼与刘金明同志商榷

本刊1988年第3期上发表了刘金明同志《对屈原的爱国主义的再认识》一文,引起学者、同行们的关注。为了贯彻“双百”方针,这期发表李增林教授与龚世俊同志合写的《对屈原爱国思想的再认识——兼与刘金明同志商榷》的文章,供大家研究。     

也谈二难推理——兼与邓强、万殳平同志商榷

可以用假言选言推理来概括“二难推理” ,把选言前提看成相容选言判断     

也评《李白与杜甫》——兼与谭、宁二同志商榷

郭老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京赴奉先县咏怀》)显然是脱胎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并且说:“不过问题还得推进一步: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推论到这一层,杜甫的阶级立场不能不突露出来了。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见《李白与杜     

秋瑾生年考——兼与晨朵同志商榷

秋瑾究竟生于何年?迄今众说纷纭. 晨朵同志认为秋瑾生年史料只有一说,即秋瑾异母弟秋宗章在《六六私乘》中所写秋瑾生于一八七五年的说法(见《关于秋瑾的生年、卒岁和生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但它并没能制止其它说法的产生,因其间实有不可解释的矛盾. 秋瑾在一九○四年写给吴芝瑛的兰谱中,将自己的出生年月写得很清楚:“年二十八岁,十月十一卯时生.”按此推断,秋瑾当为一八七七年生,在她于一九○五年春第二次东渡日本时写的《泛东海歌》里有“愧我年廿七,于世尚无补”句,此处“年二十七”当为足龄.我们知道,秋瑾生于农历十月十一日,按照足龄计岁法,应去二岁.所以一九○五年所写年龄反比一九○四年写的虚龄少一岁.这里只有这样解释才说得通.晨朵同志认为兰谱中年二十八和《泛东海歌》中的年二十七均为足龄,并为使自己的说     

论繁漪——兼与胡叔和同志商榷

《雷雨》是曹禺同志当年震动文坛的成名之作,也是几十年来历演不衰的名篇。繁漪是剧中的主角,是作家最着力刻划的一个人物,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独特的艺术形象。由于作家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所创造的繁漪是一个历史的、性格极为复杂的人物,因此,剧作自首次演出直至六十年代,对她都有过     

也談詩史及杜詩的时代精神——兼与周祖譔同志商榷

“诗史”决不等于历史,诗人也不同于历史学家。保管“诗史”和历史著作一样,都以社会生活作为内容,起着时代镜子的作用。但“诗史”毕竟不是历史,而是文学作品,诗人用迥然不用于历史学家的手法,以洗炼的语言、节奏和韵律,借助于人物形象来反映历史真实。在诗人的笔下可以借助想象、虚构,开拓意境。但历史学家写作历史时,只能依据史突,以史料来说明历史的行程和动向,既无须借助于人物形象,更不允许夸张。诗人和历史学家反映历史真实采取不同的表现手段,是由诗歌和历史科学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     

论社会必要劳动范畴——兼与陈新同志商榷

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劳动价值学说是一块坚固的理论基石,而社会必要劳动范畴则是构成这个基石的重要因素。这个范畴,从质量统一的角度阐明了商品价值的诸种规定性,揭示了价值规律的内容,从而使劳动价值理论成为完备的、无懈可击的整体。马克思运用这个理论透彻地分析了全部资本主义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趋     

想像二题——兼与夏传龙同志商榷

想像活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普通心理学中多有论述。过去在讨论形象思维时,想像作为形象思维的主要形式也曾引起过争论。诸如想像的性质、想像的心理机制、想像与情感等问题以往已经发表过一些文章。但从理论上再深入一步便有许多问题弄不清楚。不要说想像的真实过程和想像的生理机制问题目前还搞不清楚,就是作为一般的心理现象也还不能说就     

张良并未逃亡——兼与吕振羽同志商榷

因刘邦有残杀功臣之举,历史上便有人谁想出张良惧祸,自度不免,便托词辟谷而逃亡隐居。这样推想,迷惑性大,不深究史籍者,往往信之;一般群众,更易深信不疑。而有些史学家也据《史记·留侯世家》中有“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之语,臆断张良逃亡,大肆评论,作为功成身退、明哲保身之典型,为之推波助澜。如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司马光评曰:“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刘邦)所称者‘三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