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海外打官司

民国初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宋教仁暗杀事件,状告菲律宾马尼拉的《公理报》犯有诽谤罪,并与其打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海外官司。1913年春天,宋教仁作为国民党的代理事长,领导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并宣布将推行议会政治,制约总统的权力,从而对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统治造成了威胁案件刚发生,当时就有许多确凿的证据证明该案是袁世凯所为,许多海内外倡言正义的华文报纸都公开指责袁世凯,。菲律宾的《公理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也登载了揭露这次暗杀事件的文章,并在一篇评论中明确指出:"杀宋教仁     

孙中山年谱(续三)

3月26日列宁在《真理报》发表《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一文。5月3日列宁在《真理报》发表《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一文。4月26日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原为六国银行团,美国后退出)签订二千五百万英镑的“普后大借款”合同,作为对国民党用兵的经费。5月29日统一、民主、共和三党正式合并组成进步党。黎元洪被推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等为理事。9月11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内阁各部总长,进步党自我吹嘘的“第一流人才”内阁组成。10月6日国会在袁世凯的军警包围下,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俄、法、英、日等十三国驻京公使相继发出照会,承认袁世凯政权。     

护国运动中陕西的反袁逐陆斗争

1912年,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凭借北洋军阀势力,篡夺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随后,叉于1913年10月,强迫国会选举他做了正式大总统。为了进一步扩大总统职权,控制各省地方政权,为建立帝制做准备,袁世凯采取了大权独揽,削弱各省都督实力的办法,以防止称帝后的军阀割据和“藩镇之祸”。于是,在各省推行了一     

试论民国初年的总统选举制度

在对民国初年总统选举制度的确立经过、基本内容及其运行情况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提出民初总统选举制度的许多内容虽然值得肯定,但从根本上说,民初总统选举制度的确立是袁世凯为了早日成为正式大总统而操纵国会的结果。民初总统选举,实际运行与制度规定严重脱节。     

孙中山不赞成《临时约法》

众所周知,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在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提出了限制袁世凯,巩固辛亥革命成果的三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新大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参议院即将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年3月11日,孙中山在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前,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孙中山便把临时约法视为辛亥革命     

文人身上找匪气

正袁世凯和曾国藩都有匪气。袁世凯两次落第不中,索性投笔从戎,小站练兵之后,一路做到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的头子、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在那样的乱世中,没有匪气断无出头之日,而他的文气之盛,读读他的书信集《尺素江湖》就知道;老袁的毛笔字也略有可观,笔墨之     

梁启超不讲“义气”

<正>1915年9月,袁世凯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权力达到了顶峰,但他并不满足,又开始觊觎皇帝宝座。为了加紧复辟,他精心策划,制造舆论,并让幕僚美国人古德诺抛出了《共和与君主     

论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之原因

孙中山在解职临时大总统后至“宋教仁案”发生前，对袁世凯的再度妥协并非是落入袁世凯的圈套而上当受骗。孙中山对袁世凯再度妥协的原因，在于客观上为当时的形势所迫，主观上则存在着促使他再度妥协的思想基础。     

鲁迅诞生百年感言

鲁迅常常对我讲袁世凯的故事。袁世凯是一个最阴险奸诈的人,他用卑劣的手段,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窃据了大总统的职位,对外卖国求荣,对内镇压百姓。他设立了秘密警察,到处搜集情报,只要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这一说法不容怀疑

一、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是“不由自主”的在让位前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赞誉之词是比较多的，让位给袁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孙中山就打电报给袁世凯．明确表示自己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于大白于将来”①。在1912年1月15日回复议和代表伍廷芳的电文中，孙中山宣布：如果清帝实现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②，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袁世凯的态度。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孙中山一再要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的表示，对“革命”的发展…     

美国总统选举人团制度评析

总统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影响着200多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保障了美国政府政权的平稳交接。同时它也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端,甚至出现所谓的"少数票总统",是美国国内最具争议的一项政治制度。但选举人团制度不仅具有操作上的合理性,而且由于历史与理念方面的原因,想要彻底改变它是非常不易的。     

国共政权更迭原因初探——以费正清所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为中心的考察

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一直是史学界颇为关心的问题。美国的费正清先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知名学者,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分析了导致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倒台、中共建立起新政权的内在因素。本文以此书作为切入点和立论基础,对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一个全景式分析,从农民群体、知识分子和国民党自身建设三个角度来解读国共政权更迭的内在原因。     

民俗民法辩思

民俗指民众的风俗习惯,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俗是从世代相传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民法的源头在于民俗。民俗直接影响着民法的产生与发展、内容与形式,是民法的精神依归。民法取代民俗,其根本动因归属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此外,民法的产生还受到民族矛盾、文化矛盾等多种综合矛盾的作用,是民俗无力驾驭、控制调节社会矛盾的结果。对利益冲突的调和,民法比民俗更具确定性和可操作性。民俗是一种历久弥经的文化积淀,它产生于遥远的古代,绵延于现代文明社会,今天,它仍不失为研究民法时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从这独特的视角可以揭示民法的起源、本意和价值。     

人大代表的代表性研究

从我国的《代表法》和《选举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主要体现独立性、服务性和榜样性3种特性。但是这3个特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表现各不相同。人大代表一方面获得独立判断本级行政区域内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权力,另一方面却受到各种制度的制约,从而失掉其由选民所获得的独立性。服务性和榜样性也仅仅是宣示性的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制度。     

论孔、孟、荀礼的起源观

孔子、孟子、荀子礼的起源观分别是“天道说”、“本心说”、“制欲治乱说”,并由后世不同思想家继承和发扬。他们礼的起源观是各自所处时代和社会历史在思想理论上的反映,但又都未能给礼的起源以科学的解释。     

论我国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委员会制度的完善——兼议2011—2012年县乡人大代表选举

选举委员会是处理选举事务的法定监管机构,具有中立、民主、公正、独立的特性。运转良好的选举委员会制度对于保障公民选举权利、维护选举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选举法》2010年修改时就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回避、职责和工作要求作了规定,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存有空白和模糊地带,需要予以补充和完善。2011—2012年全国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是《选举法》修改后的第一次选举,通过个案观察和法条分析,选举委员会在产生过程中暴露出民主性不足的缺陷,《选举法》有关选举委员会回避的条款存在被架空的危险,选举信息公开不规范,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方式回旋空间较大,需要对其作进一步的民主化构造,做实回避条款,明确选举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方式。     

“竞选总统演说”基于人际功能的语篇分析

美国竞选总统的演说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竞选词时常具有磅礴的气势,令人热血沸腾而为之感动。为了研究竞选总统演说词感人至深的原因,从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出发,用人际功能的理论来对阿德莱.史蒂文森的“竞选总统演说”进行语篇分析。     

台湾问题解决的国际法思考——兼论《反分裂国家法》的国际法依据

2005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开始有效地遏制了岛内分裂势力的进一步猖獗。这部法律之所以取得重大的成效,主要在于我们首次运用法律手段来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特别是在熟练运用国际法手段解决带有复杂国际因素的国内问题,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开启了崭新的思路。     

从北京临时参议院的政党构成看它的历史地位

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北京临时政府立法机构临时参议院作何评价,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分析北京临时参议院的政党构成及其政治主张,结合它们对袁世凯的态度,可以确定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历史地位,它在本质上仍属于资产阶级代议机构,为实行资产阶级宪政分权制度作出了贡献,并不是“袁世凯的御用工具”。     

习惯法产生的时代及其特点的历史考察与分析--兼论我国学术界在这两大问题上主导观点的误区

习惯法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 ,内容上具有原始性、二重性和过渡性 ;制定者和执行者是父系氏族时代 (包括其后期与地域公社并存的阶段 )的社会组织及其领导人。我国权威辞书及有关论著认为习惯法产生于国家形成以后的观点主要是受英国法制史的影响 ;认为习惯法只有利于统治阶级 ,则是把带有片面性的传统“法律”概念牵强地套在习惯法上 ,而未能以历史实际作为概括的基础。现在应以讨论辩明正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