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一体”：社区治理的“解放”模式

2012年5月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之后,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将开展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在社区构建了以“枉区党工委、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基本构架的“四位一体”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推进了“党政力量主导、治理结构合理、居民立体自治、社会资源共聚、服务网络支撑”工作格局的形成,走出了一务“解放”特色的社区治理新路。     

“解放模式”的四个着九点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坚持以党的建设统领社区建设,连续10年加大经费投入,改善社区基础条件,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创新社区建设体制机制,推动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     

“济南模式”：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创新

济南市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按照中央的总体要求,高规格组织、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推进,立足济南实际,不断探索,创立了“以培育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以公共服务标准化、专业化、信息化、市场化为手段,以提高社区居民生活品质为目标”的社区发展模式。     

企业集成创新模式和实现途径初探——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集成创新的思考

集成创新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在集成创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案例探讨企业集成创新模式和实现途径，以期对企业集成创新实践提供借鉴作用。     

地方政府创新中的“治理”与“元治理”

治理是当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范式,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也被视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向。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凸显出传统治理理论的主要缺陷:忽视治理失灵的可能性,未能回答治理发展的主体、路径问题。而方兴未艾的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轴角色,倡导政府运用制度化途径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优化社会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提供了新视野。     

“大”社区基层治理与服务的创新意义

近年来,为整体提升和谐社区的建设水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积极完善社区体制、优化治理结构、强化居民自治、提升服务效能。2012年,江干区创新以“社区客厅”为配套、“责任社工”为基础、信息网络为平台、薪酬改革为突破、     

村支书“一肩挑”治理模式的创新及制度优化

新时代,全面推行村支书“一肩挑”是党和国家的政治要求。“一肩挑”过程中各地结合实际,开创不同的“一肩挑”治理模式,加强了党的领导,化解了“两委”间的矛盾冲突,密切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联系,有效提升了村级组织的治理效能。同时,“一肩挑”也存在党的政策与现行村委会组织法之间的张力、退出人员因利益受损易引发矛盾冲突、村庄中党员的数量和质量不足、“一肩挑”村支书权力集中监督难等问题。为保证“一肩挑”顺利实施,必须化解“一肩挑”政策与现有法律之间的张力,妥善安置退出人员,创新人才选拔机制,构建权力制约体系。     

集成物流的组织创新

文章将集成概念应用到物流系统。提供集成物流服务是我国物流发展的方向,其实现途径是物流组织创新。物流组织创新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在物流集成商内部的组织创新,打破部门限制,加强内部横向沟通,实现高效的协同运作;二是组织外部的创新,着重于整合外部资源,催生出更大的竞争能力。物流集成商以物流供应链条为纽带,对整个物流组织重新进行组织规划和组织建设,依赖于能给集成对象以资源效用最大化而产生的凝聚力,借助于内部信息机构和外部网络达到对整个组织进行有效的控制指挥。     

生态治理理念创新与城市和谐社区构建

现代"城市病"以及城市社区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需要不断创新城市社区的治理理念,才能不断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进步。生态治理理念以公正平等、民主协商、多元宽容、共生共存、相互关爱、和谐和可持续等为价值诉求和实践指归,是使城市社区治理协调运行,增加城市社区发展动力,促进城市社区"善治"的价值支撑。城市社区发展应以生态治理理念为价值导向,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民社会,构建城市生态和谐社区。     

企业技术集成创新模式研究

集成创新是目前我国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基于企业技术能力的成长过程提炼出企业技术集成创新的三种模式:拷版、渐进和突破。从技术战略角度针对不同模式的具体特点进行了研究,提出对应三种技术集成创新模式的企业技术战略:拷版、模仿和领先战略。结合韩国三星电子公司的技术集成实践活动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企业只有通过不懈的技术学习和技术积累,才能促进企业的技术能力成长,更有效地开展技术集成创新实践活动。     

雨花台区机关：“三项治理”力促作风建设

2010年．雨花台区区级机关按照“创先争优”活动和“向心力”工程的要求．以“五个服务深化年”为抓手。深入开展治理“庸、懒、梗”专项活动,从端正思想认识、强化争创意识、遏制突出问题入手．推动机关作风建设．为雨花“三个发展”提供保障。     

解析“中心制-耦合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南京市秦淮区围绕管理服务重心下沉、关口前移、提能增效、居民满意,突出扁平化、网格化、自治化、社会化、专业化、信息化等社区管理服务核心要素,积极推动街道社区综合体制机制改革。逐渐形成了“中心制一耦合型”社区治理“秦淮模式”。     

群众工作与当前基层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成都市彭州“花村街”改造前后的考察

当前,部分地区面向群众利益的群众工作方法较为缺失,导致当地基层治理“低效”问题突出。既有“治理主体”“治理单元”“治理技术”视角下的相关研究,难以较好地解释基层治理究竟如何有效的内在复杂机制问题。基于成都市彭州“花村街”改造前后的考察,研究发现：通过“坝坝会”等群众大会形式,可实现组织愿景引领、群众诉求表达和治理事务内容的有效对接,可谓“从群众中来”;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带动、积极分子识别吸纳、非积极分子(包括中间群众)的教育转化和激发利用,可最大限度组织动员群众,将群众从被动的客体转化为积极主动的责任主体和行动主体,并最终以较低的治理成本、更广泛的群众参与,赋予广大群众更饱满的获得感和更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群众工作”道路,理应成为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重要选择。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复合治理视域下的地方“评比表彰”执行逻辑

评比表彰作为一种常见的地方社会治理现象,如何科学解读其治理内涵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复合治理”框架是解释地方评比表彰执行行动逻辑的重要尝试。具体而言,上级设置评比表彰项目产生责任与激励约束机制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外在驱动力,复合治理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理性选择,呈现出治理核心逻辑、纵向逻辑和横向逻辑的复合统一。其中,地方成立评比领导小组统合党政力量是评比表彰项目有效执行的核心动力,推动了横向和纵向治理资源整合;条块耦合,塑造体制联动效应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纵向复合治理逻辑;寻求治理共识构建,谋求治理资源支持是复合治理横向整合逻辑。     

“结构—过程”视角下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基于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复合治理是适应了中国国情和治理场景的治理理论。对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并从“结构-过程”的理论视角出发论述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等作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应有的角色定位,结合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分析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制约,从价值引领、技术支撑以及行动复合三方面出发助力社区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和优化。     

星湖花园社区：“安居使者”和“小区总理”

一个还在开发中的小区如果屡获国家级的荣誉称号,那么会怎样？如果在北京。这无疑会被开发商看成难得的机遇,也许还会顺理成章地转化成“获利增长点”。所以在大城市中绝少有获得这样荣誉的楼盘。然而,位于河南省新乡市的星湖花园社区却是这样一个小区。2007年,这里被命名为“全国绿色社区”;在2009年。又被民政部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而当地各级政府和社会机构所授予的荣誉更是林林总总。不过当你走进这个“名声在外”的小区时,就会发现,这里宁静、恬淡。这是一种含蓄呢？还是开发商浪费了某种“无形的价值”昵？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与路径

社会企业着眼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商业机制弥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的明显界限,同时注重发展营利和非营利的融合模式,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在结合环境脉络对社会企业进行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社会企业的本土化表征及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企业已初步形成依托传统体制、引进市场机制、投身社会目的及关注社区成员利益等四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多元互动的视角出发,在中国发展社会企业应寻求政府支持,鼓励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     

精准扶贫与动员型治理:基层政权的贫困治理实践及其后果——以滇南M县“扶贫攻坚”工作为个案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推行有计划的大规模贫困治理行动。目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消除贫困人口的压力之下,全国各地扶贫攻坚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通过考察西南某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治理实践,发现基层政权在进行贫困治理的过程之中采用了将贫困标准问题化、把扶贫上升成为"中心工作"以及目标责任制与运动式治理相结合等治理策略。这种动员型贫困治理策略,一方面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大量资源和项目投入到扶贫领域,改善了贫困村的公共物品供给状况,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扶贫致贫"、"精英捕获"、"碎片化治理"等一系列意外的后果。所以在今后的扶贫治理过程之中,地方政府要加快从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治理功能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