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学教授会的起源与发展探析

教授会是大学中的学者团体组织,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大学的起源时期.在千余年的大学发展史中,教授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大学的早期,它以行会组织的方式领导大学的自治管理;在漫长的发展期,它铸就了大学“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坚定地捍卫着学术自由的权力;在现代大学中,它的功能在“共治结构”下进一步专门化,但依然不可或缺,举足轻重.教授会是大学中最古老的机构,它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以及学术生活的天然践行者与捍卫者.     

华洋义赈会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在合作思潮的影响下应运而生。他们通过与银行联合提供贷款,部分满足了小农对资金的渴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高利贷的盘剥。但是,从这些农村合作社借贷资金的来源和构成状况上,我们可以看到合作社的社内资金极其微小,转而不得不依赖于社外资金,而社外资金对于农村合作社的支撑又极不稳定,从而限制了合作社对农村社会变革所发挥的作用。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理性思辨

目前,随着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理念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基于现行高校领导体制和大学的实践探索,"教授治学"理念更适合我国高等教育现状,应该从制度建设、组织建设、个体激励等角度,正确处理书记、校长、教授之间的关系,依法保障教授学术自由,充分发挥教授委员会的作用,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现代大学制度架构。     

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度的实践与启示

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制度在于协调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不同作用,把大学的管理权、决定权真正交给了教授,并强调管理者的民主管理意识与服务意识,是以教授为重、以学术为本理念的回归。这一民主管理模式不断促进联大出人才、出成果。本文对其以＂教授会、校务委员会、校常务委员会＂为核心的组织机构与其他管理机构的具体实践与运作进行分析、归纳与总结,希望对我国高校管理与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近代金融机构趋同性研究: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式银行为中心

组织趋同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金融近代化趋势的重要表现,银行业、银行与钱庄以及银行与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趋同性.近代金融机构的组织变化支持如下结论,竞争收益和合法性要求是金融机构越来越相似的基本机制,当两者不一致时,金融机构往往选择牺牲合法性而追求经济利益,但政府主导市场结构变化而不是机构本身的变化可能是影响金融机构组织绩效的主要因素.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的教育管理模式

“教授治校”是清华大学历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管理模式,它的确立是与梅贻琦的努力与支持分不开的。这种管理模式推动了二十世纪30～40年代清华大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我们从教育管理学的角度研究之。     

论高校依法治校路径的选择——以重庆文理学院为个案

一所高校承载的基本职能发展演进,是其办学理念的具体化。依法治校是高校自身制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有其特有的内涵。重庆文理学院在实施依法治校过程中,选择独特的路径并以此为切入口,做到法与国家政策、法与学校规章制度的有机结合,有力推动学校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对新建本科高校有着重要的意义。     

时问视角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微观社会基础与现实构建——以教授治校为例

时间是一种惯常性的、日用而不知的存在。“教授治校”作为中国大学制度的一个核心治理机制与制度的构建，除了过去与别国经验的参照启发，理念的辨析与“应然”的清晰，具体制度文本的撰写与实施以外，断然不能忽略作为由行动者实践出的制度（practicing institution by actors）的社会性脉络与现实基础。本文引入时间的理论视角，从现代大学制度下的教授治校的微观社会基础出发，从教授的时间与压力、组织时间协调与人际时间协调对真实世界中的中国大学教授治校过程进行分析与评论，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假设。     

近代基督敏新教江西美以美会研究

作为内陆省份江西的近代基督教新教活动往往被各种基督教研究的专著所忽略.基督教新教的江西美以美会晚清传入江西后,发展迅速,1913年成立了江西美以美会布道年议会,1917年,布道年议会升级为年议会,辖区也不断扩大.江西美以美会采取了教、学、医三管齐下的传教策略,即教会为学校、医院提供经费,学校为教会、医院培养人才,医院为教会、学校扩大影响,三者相依相促,形成独具一格的宗教文化.这些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江西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     

对回坊民众参与寺管会选举行为的解读——以L县北关清真寺为个案

寺管会是回坊处理宗教日常事务的机构,寺管会成员的选任是回坊民众参与自治、表达意见的重要途径。以甘肃省L县北关清真寺为田野调查地,对回坊民众参与寺管会成员选举的行为进行质性研究,结果发现,民众参与选举的行动具有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双重特征。     

体制转型中政府职能定位分析——以辽宁省为个案

针对社会转型期迫切需要继续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这一问题．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对辽宁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分析．揭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试图从政府职能范围设定、价值取向、履行效果、责任确定四个方面将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职能定位于以建设有限型、服务型、高效型、责任型政府为目标。     

1920年代乡土文学再认识——以蹇先艾为个案的研究

在以往文学史叙事中,1920年代乡土文学流派被呈现为一个自觉自明进行乡土文学创作的作家群落。返回1920年代的历史现场,人们发现这一过程并非自明自觉,有偶然性的充斥、也有作家和时代的必然性选择。分析蹇先艾的创作成长历程、心灵探求,能够比较直观地呈现1920年代乡土文学从发轫之初到成熟的发展脉络。     

“三会村治”模式的行政学解读——以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坝镇大屯村为个案

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并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村民自治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道路。大屯村创制的"三会村治"模式便是对村民自治实现方式的积极尝试,在理论上,这种实践创新模式获得了"行政三分"的理论支持、契合了"心理革命"的思想诉求、得到了"法人治理结构"的现实呼应。     

“教授治校”的主张和实践——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札记

蔡元培首倡并在北大实行了“教授治校” ,使北大的面貌为之一新。蔡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张 ,一方面因为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影响 ,一方面为了匡正旧北大的腐败校政 ,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研究“教授治校”的主张和实践 ,吸取其合理的部分 ,对当今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热贡地区土族“六月会”祭祀活动的仪式分析——以同仁县尕沙日村为个案

青海同仁地区的土族和藏族村庄在每年农历六月份都举办规模盛大的集体性祭祀活动“六月会”。在具体的举办过程中,大多数村落都存在全村同祭神灵和邻近几村合祭神灵的形式。本文从共时性的视角,依据杜尔干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宗教人类学理论对“六月会”仪式的社会整合功能展开分析,提出“六月会”祭祀圈的概念,并在村落和村际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其对社区共同体的整体团结和内部结构的巩固、维系作用。     

民国时期家庭变迁与城乡关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家庭处于转型时期,具体而言,其家庭人口主要是从乡民向市民的转变状态,家庭结构主要是从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过渡状态,家庭伦理主要是从传统向现代的交替状态。从家庭变迁的角度去考察二三十年代的城乡关系,也许会看到城市的另一面向,即这种转变时期的家庭状态能折射出一种＂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半城半乡＂的城乡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赈灾工作略论——仅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1931年,长江曾发生全流域大洪水,造成中下游沿江多处溃决,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在赈灾工作中,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慈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华洋义赈会受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制订施赈方案,并主持长江中下游受灾地区的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通过采取在灾区举办合作讲习会、组织互助社与合作社等措施,使赈灾工作获得相当的成功。通过开展一系列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到了长江、淮河流域,对在受灾地区宣传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完善防灾重于救灾的理念,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符合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论林语堂创作思想的变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林语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如何评价这一变化,成为学者们长期争议的话题.肯定前期创作的学者,多从社会性的层面考量;肯定后期创作的学者,则多从文学性的角度观照.不同视角的切入,极大地拓展了林语堂研究的空间.但考量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否成熟,不能仅依据社会学或文学性的单一尺度,创作风格、思想主张稳定与否都是重要的考察标准.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仍处于“文化认同”的“延展期”,思想尚未稳定,文章论点常来源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名家.及至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西方文化中发现了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并将之与道家文化相融合,明确地提出了“艺术即表现”、“表现即艺术”的口号,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理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