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苗若干问题的辨析——兼论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居民的族属及其社会状况

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是三苗的腹心地带。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即年代较早的屈家岭文化和年代较晚的石家河文化，以及在它们的西边而年代更早的大溪文化，都应是三苗文化的遗存。从族别看，出身缙云氏的三苗既非黄帝系统，又非炎帝系统，也非九黎系统，而只能是南蛮系统。三苗的生存时代，正值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其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私有制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地发展。探讨三苗在湖北境内的分布范围、三苗的族别和社会状况，有利于把握湖北新石器时代主要居民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脉胳。     

贵州"里民人"探寻

贵州"里民人"是个未识别族体,有的"里民人"取"黎族"为自己的族称可能是出于"里"与"黎"两字读音相近的巧合,与海南黎族没有任何历史渊源关系.     

论《后汉书》槃瓠说之误及其误导

《后汉书·南蛮传》瓠说,一误将瓠为犬,二误将瓠为“长沙、武陵蛮”之源。此说广为流传,误上加误达1500年。本文认为：瓠本为黄帝后人,归入三苗部落并成为其著名首领;罗泌《路史·论瓠之安》言之成理;与“长沙、武陵蛮”有关的民族族源与远古九黎部落有密切的关系。     

重评蚩尤与苗族族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苗族古史研究述评之一

本文对近20年来关于苗族族源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基本总结.文章概述了学术界重新评价蚩尤的基本观点,认为应还历史本来面目,将蚩尤与炎帝、黄帝同列,共尊为中华民族的三位始祖;文章还就九黎、三苗的有关史实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苗族先民与东夷、南蛮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考古资料说明和印证苗族先民的历史等问题,作了扼要的综述,并进一步阐明了作者本人所持的一些基本观点.     

客家源流新探

在十多年的考古工作中,发现许多与客家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墓葬、古建筑、古窑址等等,促使我去探讨客家的源流。经过考查有关史书和地方志,特别是考查了《中国姓氏寻根》,使我对客家源流又有一些新的看法。现简述如下,欢迎批评指正。一、关于客家的族源和祖源经过多方考探,我认为客家是多民族的融合体。客家是汉族的一个分支,本身不是一个民族。汉族源于华夏族,华夏族源于黄帝、炎帝及夷、黎、苗等族。所以汉族本身就是由多     

关于崖葬的几点思考

本文探讨了崖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如崖葬与古越濮族的关系;其与水泽的关系;其主要分布地域地理环境的特征;同时,文章还关注到濮系族的后裔苗、瑶等族至今仍保存的崖葬之俗及其古今变迁特征,将研究目光推及现代。     

广东瑶族与百越族(俚僚)的关系

古百越族在广东境内的,隋唐之际称俚僚,而这些古族发展至近代是何族称,学者认为俚为黎,僚为壮(僮)。也有谓“俚僚则是专指今天的壮族。”并断言俚僚与瑶族没有丝毫关系。但是,从史书与广东方志的记载,则与瑶族有关系。一古籍记载广东境内俚、僚的活动资料不少。如(南朝)宋“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     

“百苗”浅议

苗族历史久远,族源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苗族人口众多,居住地域相当广阔,在我国南方的两湖、两广、云、贵、川、海南等省都有聚居地;我国境外也有不少苗族同胞居住生息,因此苗族又是一个跨界民族。在苗族历史中,大幅度、远距离、长时期的迁徙,造成了苗民族各部之间相互隔绝,少于交往,又与各地其他兄弟民族交错杂居,结果形成了方言差别大,服饰类型多,生活习俗各有差异的多支系民族。解放后根据语言、服饰、生活习惯及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共同性,与本民族人民自愿的原则,将族名统一称为苗族。     

梁祝传说在少数民族中的流传与变异

梁山伯和祝英台是中国四大传说之一,流传于全国各省汉族之中,有浙江宁波、江苏宜兴、山东济宁、安徽舒城四大文化遗址。也流传于壮、侗、布依、仫佬、毛南、水、傣、黎、京、仡佬、苗、瑶、畲、回、藏、白、土家等族。梁祝传说在少数民族的流行中存在的变异主要有:体裁与民间诗律之变异;人物之变异为当地人,本民族人;民族文化特色的细节方面的变异;情节方面的变异等等。这些变异均源于民族生活、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素质之差异。     

裕固族与藏族关系述论

本文首先考察了裕固族先民与藏族先民在唐末五代时发生关系的具体过程,并对后来至今关系的发展做了简要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两族的关系结构：地缘政治因素是两族关系产生发展的可能性基础;文化交流是二者关系结构中的主体构件;经济上的一些共性特征是二者关系结构中的现实基础。进而认为藏文化对裕固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二者关系不平衡发展,但总趋势是日趋紧密     

族群利益与边界政治——海南“熟黎”研究

“熟黎”是海南岛黎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海南岛的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作用。“熟黎”介于“生黎”与州县（省民）之间,成为海南岛上地理、族群和政治三重边界的界标和缓冲带,由此形成海岛由里而外的“生黎”一“熟黎”一省民三级圈层族群分布结构,彰显族群力量消长及其与政府关系的松紧远近。文章从“熟黎”的形成、文化取向、地理空间、族群边界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考察“熟黎”是如何最大限度谋求其生存资源与发展空间的。     

黎源新探

海南岛上有丰富的考古文化遗存 ,证明这里很早就有人类的活动 ,根据文献及华南地区古代百越各支系活动的情况 ,黎族先民是海南岛上的最早居民 ,与古越人有密切关系。随着中央王朝对这里统治的加强及其他民族踏上海岛 ,黎族文化也获得了新的发展     

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以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

民间传说由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描述涉及国家、民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苗族东部方言社区里流传的“九月初九”节日传说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节日仪式的“杀鸭子”操演中传送和保持。因此,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也与传说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浅议苗族的生产文化

苗族是中华民族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非常丰富,物质文化中生产文化的历史也最悠久,其中以屈家岭文化最具代表性。苗族历史上曾有过五次大迁徙,每次迁徙到一个新区域,都艰苦奋斗,勤劳耕作,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为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上古苗族国家与法的雏形探微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中国上古部落联盟后期曾建立过“三苗国”,国家和法的萌芽都比当时的夏族早,并最先发明和创造了“五兵”和“五刑”,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建立与法的产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苗族的先民与夏族一起,在中国国家与法的产生和发展中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美孚黎”道公的神职与传承研究——基于海南省西方村的田野调查

在黎族社会,道公是沟通人“鬼”之间的媒介。美孚黎的道公可分为三种类别：汉道公系、黎道公系、百蹦系。他们分工协作主持宗教活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神职范围和神职传承系统,承载和传递着美孚黎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文化。     

生态环境对明清时期苗族经济的制约

苗族先民原生活于中原地区 ,后被迫向西南山区迁徙 ,明清时 ,已成为当地的主人之一。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给苗族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如生产门类、生活方式 ,至今仍无大的变化 ,它促使我们思考民族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应结成怎样的关系。     

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潭溪社区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族群起源的建构性解释,阐明了潭溪三大族群——土家、苗家、客家之间的两种关系模式：同胞三兄弟和分化的三兄弟;前者隐喻着三大族群共生共存、平等竞争的族群关系,后者则隐喻着三大族群间的不平等关系。     

遗产阐释与记忆重塑——以中国蚩尤叙事的意义转换为例

蚩尤在中国远古神话里占有重要地位,但自《山海经》开始,其叙事模式几经变化。《史记》塑造的“乱神”与“战神”双重形象,延续千年。清末至民国,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进入,蚩尤成为统合以“苗”为主体的边胞人群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蚩尤不仅是苗族身份认同的符号,而且与黄帝、炎帝构成中华“三祖”,成为新时期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标示。但在各种力量驱动下,它也同时成为可资利用的文化品牌,引起争夺。在此过程中,作为“遗产”的蚩尤经历了多重阐释,也数次重塑了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