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据PMG估计量分析,广东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从长期效应关系看,广东4大经济区域的金融差异对经济增长都有负效应,但在不同区域影响的效应并不相同,山区经济区对区域金融差异的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珠三角地区并不是最大的.值得关注的是东翼地区的金融发展差异对人均GDP增速的影响在不断增加.从短期效应看,珠三角经济区人均GDP的短期变化不受短期区域金融差异的影响,但东西两翼及山区,区域金融差异的变化对这3个地方的人均GDP变化有显著的负效应.在珠三角和山区5市短期抑制效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说明在这两个区域金融业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重要.     

矿产品价格冲击下的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波动研究——基于山西与全国的比较

经济增长短期波动强烈是山西、内蒙古等资源型区域的典型特征,经济波动强烈对长期稳定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在分析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强烈波动及其福利损失的基础上,着重从矿产品价格冲击的视角对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波动进行解释。通过山西与全国的比较发现,资源型省份山西经济增长波动强度高于全国,而且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波动造成了长期增长缓慢、消费需求不足而预防性储蓄过多、收入差距与失业问题突出等方面的福利损失。对于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波动强烈的原因,研究发现煤炭价格波动是导致资源型省份山西经济波动强烈的原因,煤炭价格波动通过价格直接效应、投资效应、资源依赖效应带来山西经济增长波动强烈。最后指出平抑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波动可以采取的措施:一是建立稳定基金制度调节矿产品成本构成,二是制定资源型区域"负面清单"明确投资领域,三是根源上要实现产业多元化摆脱资源依赖。     

FDI异质性、区域经济增长与引资转型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基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资源状况以及经济体制等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效率并不相同。为此,文章在外资与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外资质量并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各地区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存在差异,即资本异质性会直接影响FDI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作用的程度甚至方向。由此得出,在引资及消除FDI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不平衡过程中,必须要转变思路,即从单纯强调增加引资数量转向提高资本的质量,增加外资的投资产出效率。     

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经济增长:1984～2005

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对于我国而言,从短期来看,国际资本流动促进了经济增长;从长期来说,经济增长吸引外资流入,又让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增长。现阶段,我国应该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港口投资与港口城市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港口投资影响港口城市经济增长,但两者长期与短期影响关系并不明确。选取1978—2011年上海港固定资产投资及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港口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及短期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港口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短期因果关系,并且经济增长是港口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原因得到证实,但是港口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不能得到证实。     

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经济增长：1984～2005

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对于我国而言，从短期来看，国际资本流动促进了经济增长；从长期来说，经济增长吸引外资流入，又让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增长。现阶段，我国应该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基于SVAR模型的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交互冲击效应分析

以1978-2013年上海市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短期约束和长期约束两个角度分别选用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的正向冲击对其自身产生"L型"正响应,而对区域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产生正响应、在长期内影响甚微;同理,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冲击将会给自身带来恒定的正响应,而其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则是短期内的正响应。结构性方差分解表明,无论是区域金融发展还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变动更多地来自于其自身,其次则是来源于对方。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39个行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39个行业的最新数据研究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第一,国内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使得国内投资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因素。第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说明在很多行业中,FDI并没有带来正的技术溢出,外资主要是利用了中国的市场规模,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或者通过竞争效应挤垮了内资企业。第三、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复杂的相关关系,在短期,规制效应更多地体现为使经济承担更多的"遵循成本",但长期看,会通过"创新补偿""结构效应"等将促进经济增长.论文首先阐述了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中介、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链式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然后构造了包含两个独立中介和一个链式中介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对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环境规制分别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三条路径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从区域层面,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效的路径则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主要通过直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中部地区环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三种中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中介促进经济增长,其他两种中介效应不显著.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对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启示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是 :外资外贸、固定资产投资、金融、人力资本投资等。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对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启示 :政府实行多极增长战略 ;政府需从宏观上改善投资环境 ;扩大对外贸易 ,增加外资吸引额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FDI与上海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1991～2002年上海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GDP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FDI与上海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海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FDI对上海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明显,我们认为FDI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体现在其“溢出效应”上。     

安徽外商投资独资化经营问题研究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外商独资化经营对安徽经济发展的作用,随外资流入量的增加,其对安徽经济增长贡献明确。但外商独资化趋势的加强,对安徽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外资的产业分布不合理,区域分布不均衡,拉大内外资企业的差距等。应充分利用安徽的资源优势,提高地方政府的服务质量,引导外资投向,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使其更好地为安徽经济增长服务。     

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中国20世纪90年代时间序列数据计量分析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对中国东中西部的时间序列数据计量结果看,三个地区的本期FDI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影响;三个地区的本期GDP对FDI均有着显著影响.从对上海和河北两省市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结果看,上海的FDI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河北的情况不显著;上海的经济增长对FDI有显著促进作用,河北的情况也不明朗.对东中西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FDI是经济增长的原因;GDP也是FDI增长的原因,二者构成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西部地区,FDI与GDP还不能构成这种因果关系.     

地方政府竞争、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引资竞争背景下,FDI在城乡间的不均衡分布对辖区居民经济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从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背景下FDI与城乡居民经济福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市辖区,FDI进入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优惠政策对其也具有间接的积极作用;在市辖县,FDI并未明显提高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优惠政策也未对其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在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理念下,县区居民分摊了市区经济的发展成本,从而弱化了其福利水平的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江苏经济增长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是非常明显。江苏应该采取相应对策,加快经济增长,进一步扩大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以促进苏南、苏中、苏北经济的共同发展。     

“五点一线”战略与辽宁服务贸易发展

围绕辽宁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五点一线”战略，对辽宁省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其发展进行研究。分析了辽宁省服务贸易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五点一线”战略的实施对辽宁服务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提出了在实施“五点一线”战略中，辽宁服务贸易发展应采取的应对策略，即：坚持重点发展和全面提升相结合；发挥沿海经济带对外贸易的优势，扩大服务贸易出口；促使更多的企业参与服务外包；发挥沿海经济带集聚人才的优势，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智力资源；培育和发展服务行业中介组织，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实现服务业竞合发展。     

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东部11省（市）的面板数据

利用东部十一省（市）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不同省市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北京和上海的经济发展有利于环境改善;FDI对工业废水排放量有显著负影响,对其他指标的影响不显著,东部FDI不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简写为FDI)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政府给予优惠政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及其外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湖北省利用FDI的情况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回归分析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都是显著的。滞后期数不同,FDI与GDP之间存在着不同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能简单地说是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能靠一味地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关键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发挥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浙江经济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浙江经济在快速发展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地荒、水荒、电荒和用工荒的困境,这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负面效果。要改变浙江经济发展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原理出发,分析了浙江省FDI技术溢出的现状及获取技术溢出效应的难点,并就如何利用FDI推动浙江经济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国际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基于三个经济转型国家的比较研究

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在中国、印度和巴西这3个经济转型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从大到小的顺序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实证结果表明,印度的吸收能力最好,巴西最差,中国位于二者之间.流入印度的FDI只有中国的1/13.8,是巴西的1/3.4.但其经济增长率达到5.5%,大大高于巴西,较好的吸收能力是其重要原因.此外,不同类型的FDI对这3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起不同的作用.中国吸收的FDI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很明显;巴西的FDI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并购,这样FDI增加了现有的资产,但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对增长的贡献不大;流入印度的FDI是技术密集型,集中在信息领域,但其规模较小,对经济整体影响并不突出.由此认为,这3个经济转型国家只有培养出卓越的人力资本,增加吸收能力,提高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才能充分利用FDI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