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损失"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937～1945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文化和教育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为深化抗战期间中国文化损失研究,在介绍抗战期间文化损失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中国战时文化损失的概况,确证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并对文物损失的原因、被劫文物的数量、文物损失统计的差异、损失起算的时间和地域等问题进行考订辨正.     

论曹聚仁的文章风格

本文从曹聚仁“求真求实”、“散淡相宜”两种风格切入文本 ,试图论证曹聚仁及其独特的生命个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无法忽视的一席之地。     

略评曹聚仁在香港的文化活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曹聚仁先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在国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编著共达70多种。然而,由于他一生思想和牵涉到政治的各种社会活动都较复杂,海内外对其评价一直存在很大争议。1950年后,曹聚仁离开大陆定居香港,长达20多年,其间的文化政治活动一直受到世人的注目,鉴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的许多历史     

简论苏联对中国前期抗战的两面外交

从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至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中国抗战问题上实行两面外交，即一方面向日本表示和平，避免卷入中日冲突；另一方面同情和援助中国抗战，希望中国削弱日本。这种政策，既维护了苏联的安全，客观上也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中国损失调查述略

1931-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为了战后向日本索赔,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设置机构专门负责损失调查与统计的工作,抗战损失调查已成为抗日战争史的重要部分。客观、完整、准确地反映抗战期间中国损失,是每一位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论曹聚仁的鲁迅研究

曹聚仁是位有着多重身份的文化人,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鲁迅研究领域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他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这并不影响其成就的卓越。本文主要从作家所具备的史家眼光和研究鲁迅独到的见解两方面着手,探讨曹聚仁鲁迅研究的特点,以期引起大家对曹聚仁及其鲁迅研究成果的关注。     

李辉英与香港文学

吉林籍香港资深爱国作家李辉英，１９５０年秋赴港，至１９９１年在港去逝。在港４０年，一直勤奋写作，著作等身。在这４０年，他出版反映香港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有短篇小说３部，中篇小说９部，长篇小说２部。其中《四姊妹》是香港６０年代长篇小说中的佼佼之作。他还出版了“抗战三部曲”的后两部———《人间》、《前方》，得到曹聚仁先生的好评。李辉英还是香港优秀的散文家，《乡土集》中许多散文是中国当代散文中难得的美文。     

试论曹聚仁及其《酒店》

形中实左的曹聚仁始终想做一个“革命的旁观者”,然而在左右对峙激烈的50年代,要想保持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绝不可能。左右夹缝中的尴尬处境是构成曹聚仁身份困惑及焦虑的内在动因。他一方面借助于被时局无情抛到荒岛上的陈天声、滕志杰的命运遭际反衬出国内政局动荡给南来知识分子带来的身心焦虑,另一方面批判香港金钱情色社会对那些有着传统文化根基的南来人的冲击和腐蚀。善恶分明的审美态度和理想化的结局安排,可以看出作者企图用传统伦理文化来协助现实生存,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抗战时期反“文化灭华”述略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及中国的反文化侵略是抗日战争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对日本进行了反侵略斗争。文章通过分析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反文化侵略措施,力图使读者对中国抗日反文化侵略有一深入了解。     

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为准备对日作战,国民政府经历了由经营西北后方根据地向以西南为重点的战略大后方的转变,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式确立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此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动,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宣告结束。并在此基础上,从"价值"、"空间"、"时间"三个维度初步探讨了"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珞珈中国哲学传统与《土家族哲学通史》的研究与写作

萧洪恩教授的《土家族哲学通史》自2009年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书蓬勃大气地揭示了一个内陆腹地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变迁的灵动历程,向世人生动地展现了土家族特有的世界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倾注了一个土家族学者对于自己民族与民族文化的挚爱之情。这部著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创新及其多层面的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均值得重视与借鉴。     

日本冬至考——兼论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传统岁时节日冬至很早便从中国传入日本,成书于892年的《类聚国史》的岁时部分,已经为冬至设了专条。但从日本古代的《内里式》、《仪式》到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建武年中行事》都没有收入冬至。从平安后期到江户时代,除了有关19年才有一次的“朔旦冬至”,在日本朝廷的年中岁时中,已经见不到冬至节的踪影。即或“朔旦冬至”是否应当进入年中岁时序列,也成为讨论的问题。冬至一度成为日本岁时节日的重要部分,但为什么会被从日本朝廷的年中行事中排除出去?掩藏在这一历史事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古代的冬至节对日本影响渐趋衰弱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对日本影响过程中有哪些规律性问题,这都值得探讨。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新语探源》是从文化史角度对近代汉字新术语生成问题作全面考察的国内第一部较大型著述。它从中、西、日文化互动中揭示汉字新术语生成之源,凸显出汉字文化在中国、日本近代文化转型中不可低估的作用;对日源汉字新语的形成、入华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推进了相关研究;在中国近代重要概念的由来、形成问题上也有可贵的创获。     

《三字经》在日本的流播与衍变

<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状况的重要典籍.<三字经>大约于14-15世纪东传日本,成为日本人的汉学启蒙读物.随着时代以及自身文化的发展,日本人在使用此书的同时,也创编了不少对<三字经>进行改编、注释以及翻译的作品.另外,日本人也模仿<三字经>,创作出不少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新作品.     

试论日本文学翻译和日本文化的几种关系

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首先要理解其民族的文化,这是决定翻译水平高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对文化差异的不了解、模糊,可以说是文学翻译中出现障碍的根源。中日两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因此我国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与翻译其他国家文学作品不同,其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具有独特性,本文对日本文学翻译和日本文化的几种关系进行了粗浅的探讨,相信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日本文学翻译工作者而言是很重要的。     

中日色彩词及其文化象征意义--以“红”“白”为例

色彩词在每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中都必不可少,其具有的独特语言功能和文化象征意义反映着民族的色彩意识和传统文化。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相互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中日色彩词语及其文化象征义,探究中日两国文化异同。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之中日史籍比较

日本明治史家关机的《续近世日本外史》是黄遵宪故居人境庐至今保存完好的一部日本汉籍,是黄遵宪使日时为修撰《日本国志》搜集到的不可多得的资料。在这部藏本中有黑笔圈勾的内容被编入《日本国志》邻交志“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文章通过详细考察黄遵宪利用关机原文编写这一事件的情况,还原他作为一个忧国爱国的史家既要客观实录又要回护本朝颜面的两难处境,指出他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良史精神及其对中国史学的深刻影响。     

浅议日本汉文训读法翻译中国诗歌的局限性

汉文训读法是汉诗日译的主要形式。在日本，几乎所有的汉诗集，包括初中、高中的《国语》课本中所选用的汉诗，都是以汉文训读法的翻译形式出现。但是，训读法在汉字的配读、句法结构的转换、诗歌意象的再现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论禅宗思想对日本俳谐创作的影响——以松尾芭蕉作品为例

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曾在其著作《禅与日本文化》中写道：“离开了佛教,我们就无从谈论日本文化。”可见日本文化所受佛教思想影响之深远。而佛教思想中,对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可说是禅宗的思想。禅宗思想对日本文学,尤其是对日本特有的文学体裁——俳谐的影响,可说是日本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日本汉诗西传举隅——以《杨文公谈苑》为例

日本汉诗的西传,虽在学界几乎无人染指,但却是体现中日文化互动的一个重要课题。宋代杨亿《杨文公谈苑》中所收日僧寂照诗一首,可谓日本汉诗西文公谈苑》的这首汉诗实现了对故乡的回流。日本汉诗的西传,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认知意义,自有一定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