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和中印边界争端日益激化.始于50年代的美国对印政策反思和对苏联、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促成了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的出台,美国希望借中印边界冲突之机加速"裂变"中苏,并将印度拉入对华遏制轨道,此政策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得到充分贯彻实施.由于决策很大程度立足于主观的地缘战略假设和对印并不贴切的评估分析,肯尼迪政府上述政策最终未能达到预期设想.     

中印边界问题的前世今生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决定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成本的主要有两个国家,即亚洲大陆之外的美国和大陆之内的印度。棘手、复杂的中印边界问题,对于中国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印对于英国统治印度时期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妥善应对这一挑战,不仅是亚洲大陆乃至整个亚洲和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也关系到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的进程。因此,把边界问题的过去、现状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梳理清楚实属必要。近年来印度外交日趋灵活,力图"实""势"兼谋,博取更大利益,这对我国来讲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应抓住各种有利时机,排除干扰,在继续有效管控边界问题的同时,积极争取推动中印关系全面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

从1958年开始,中苏之间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逐渐产生了分歧。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在国际领域的友好合作也遇到了麻烦。1959年初,中印纠葛因西藏问题引起,苏联支持中国的西藏政策,但回避了对印度的指责。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莫斯科采取了中立态度,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到北京,试图说服中共放弃激进政策,融入缓和进程。毛泽东对苏美亲近早有怀疑,力劝赫鲁晓夫改弦更张。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会谈不欢而散。尽管事后中苏都意识到彼此团结友好的重要性,但1959年10月中印边界冲突升级进一步刺激了赫鲁晓夫,而毛泽东则不能再容忍苏联对美国软弱和妥协的政策。中苏矛盾表现在中印冲突问题上,其实质却是对苏联与美国接近及缓和政策有不同认识和立场。于是,中苏几乎同时做出决定,公开发表各自对于革命、战争、和平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中苏分歧由此公开化。     

毛泽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决策的历史启示

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后的印度侵略中国的产物。在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我国在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下妥善处理并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第一,要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中印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第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守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不容侵犯的底线;第三,中印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第四,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处理中印边界问题。     

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英国因素

英国作为印度的前殖民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通过策划西姆拉会议,炮制"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埋下了纷争的种子。冷战爆发后,英国面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为了最大限度维护其在亚洲的利益及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在中印关系恶化并发展为边界冲突的过程中,虽然对印度提供了一些支持,但多有保留,同时与中国维持较为稳定、平和的关系,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前后把握、拿捏得较有分寸,充分显示出这个老牌帝国在实力衰落过程中处理复杂、敏感外交和国际问题的"圆滑"和"老到"。     

略论中印边界问题的现状及其影响

中印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中印重开边界问题的会谈,两国成立了边界问题联合 工作组,确立了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以及边界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制定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和框架,逐渐达成 了边界问题不构成两国发展关系障碍的共识。目前,中印边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在边界实控线划定上双方存在分 歧;边境毗邻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给中印边界问题解决带来潜在影响;两国关系中存在的竞争性因素使得在边界问题解 决上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印边界问题的现状,使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持较为谨慎的态度,这对地区 局势的稳定、对中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大国战略关系的动态均衡都会产生影响。     

20世纪70年代埃美关系发展与埃及开放政策

20世纪70年代,埃美关系发展始自埃及接受罗杰斯计划,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埃及当时的境况决定了萨达特政策的重心在国内,显然纳赛尔时代的那套做法已全然无效,埃及施行一种不同于之前的现代化战略成为必然,而打开对美关系完全服务于这一政策目的。开放政策的推行,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埃及经济的增长,虽然有各种问题,但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印度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认知、举措和影响

在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之初,印度就对其形成了基本认知,即在客观上承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和人文属性的同时,担忧其对印度周边安全环境构成冲击并对印度未来地区影响力的拓展造成阻碍。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与持续推进,印度试图抓住美国“拉印制华”的契机以争取改变中印之间力量不对称的现状。于是,在应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时,印度采取了更为强硬的举措,包括与美国加强战略与安全协作、与日本在战略经济方面携手共建、持续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争取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等。印度的系列举措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冲击和影响,如阻滞中国在南亚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对中印脆弱的战略互信基础造成伤害、恶化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等。如何应对这一态势并改善中印关系是中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印海洋合作

2018年4月中印领导人的武汉非正式会晤推动了中印关系的回暖,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印度靠近“印太战略”的步伐,也为中印海洋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中国和印度的海洋地缘态势与海洋地缘认知为中印两国的海洋合作实践提供支撑。当前,中印两国相似的发展定位、实现海洋政治目标的“借力”诉求以及应对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需要为双方海洋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不过,中印双方脆弱的政治关系、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以及美国和其主导的“印太战略”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印海洋合作。未来,中印海洋合作将呈现出持续深化并逐渐丰富合作层次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影响。一方面印太地区将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中印海洋合作的开展会使印太地区态势更为复杂;但另一方面中国未来的发展将面临有利的外部环境。     

制度选择、规制改革与产业绩效--中印电信业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电信业发展和改革大潮的冲击下,中印电信业都加快了发展步伐,进行了规制改革。中印两国制度禀赋的差异,使得两国选择了不同的电信业发展模式和改革路径,电信业的规制体制和产业绩效也出现了明显区别。本文比较分析了中印电信业发展模式、改革路径、规制体制和产业绩效,并从制度选择的角度分析了导致中印电信业绩效差异的原因。     

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的政府责任与科学家角色——以四日市公害为例

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四大公害事件是研究战后日本环境问题的原点。其值得称道之处不仅是在公害研究中采纳了流行病学的方法,而且受害者都以法律作为武器提出诉讼并取得了胜利。其中尤以四日市公害影响深远。这和当地政府在发现问题后的迅速反应,并且和科学家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密不可分。同时,利益相关群体在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均努力通过不同渠道,实施自己的影响。原被认为是科学的标准制定过程在政府审议过程中加入了社会的因素,政府内部以及来自产业界的反对意见使得标准值被打了折扣,而政府官员的觉悟与执行力度则直接决定了环境政策能否顺利实施。     

毛泽东关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思想的变化过程

毛泽东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一个变化过程 ,这一过程说明毛泽东一方面认为中国经济落后 ,需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决定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政策。总结这一问题的得失 ,加深了我们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     

印度安全战略及中印安全关系

中印关系是中国周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内建设需要睦邻、安邻,稳定周边。印度作为南亚大国和我国的重要邻国,其安全战略对中国西部安全环境和中印关系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关注中国周边安全的角度出发分析印度安全战略中对华关系部分,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既有不利的方面,也有有利的一面。中印双方在安全利益上体现出相互依存性,具有共同的需求。和平友好、对话协商应该成为21世纪中印两国关系的主旋律,这不仅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也符合中印两国的安全战略和发展目标。     

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

中国和印度,交通自古,文缘恒久。一部中印文化交流史,堪称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典范。进入现代,中印文化交流愈发交光互影,迈进全新里程;两国关系,虽然发生过不愉快,而且其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消弥,但也只属于“百分之一”。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温家宝总理、胡锦涛主席先后于2005年、2006年成功访印,建立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入了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件标志性的事情,是印度经济学家、商务部长兰密施于2005年出版的Making Sense of Chindia: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一书,随即在印度及国际社会和中国引起巨大反响,Chindia一词成了热点关键词。今年四月下旬,为落实巩固胡主席访印成果,推动中印关系新发展,深圳大学和中国南亚学会联合召开“中国印度关系国际研讨会”与“2007中国南亚学会年会”。来自印度、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欢聚深圳,围绕“胡锦涛主席访印后的中印关系”、“CHINDIA的内涵及反响”、“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这是一次中印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盛会。在此,我们特向广大读者推荐三篇文章: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的《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India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著名美籍华裔印度学家谭中的《“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和北京大学教授尚会鹏的《文明整合与CHINDIA》。《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一文,表达了一位印度资深高级外交官对当下中印关系的积极评价和未来前景的乐观展望,充满睿智、殷切和对中印两国人民深深的爱。谭中的文章,凝聚着他和他的父亲——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先生两代人的中印情结,浓烈而深沉。尚会鹏教授则用CHINDIA/中印大同分层次的观点来阐述其阶段性,同时对中印文明整合催生世界新文明给予了肯定的判断和热切的期盼。     

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

随着中印两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两国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得到成长,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纷纷选择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然而中印两国却在对外投资的数量、投资区位和投资产业等方面都存在差异.通过比较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并从宏观(国家政策、区位选择)、中观(产业选择)和微观(投资主体)三个角度来解析中印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产生差别的原因,希望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借鉴.     

从经济政策范式到社会政策范式:中国农村反贫困历程变迁与动力

通过构建以“范式”为核心的多层次序列模型,文章追溯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反贫困历程从经济政策范式向社会政策范式的转化过程,并从社会政策作为生产性要素的发觉、政策理念的转化和国际因素影响的角度对这一转化的动力和机制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21 世纪以来,社会政策在我国农村反贫困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经历了从理念层面的“象征性认知”到实践层面“嵌入性认知”的转化。社会政策范式的出现除了以往强调的内生性因素外,还需要通过非社会性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议题赋予其合法性,而国际力量的影响则加速了这一转化过程。 2020 年后,社会政策将在反贫困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社会政策的结构优化将成为重点。     

试论日本“锁国”政策对19世纪以前日俄关系的影响

日俄之间的南千岛群岛问题是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焦点。往往领土问题的形成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南千岛群岛问题也不例外。17世纪以前的俄罗斯还是一个领土只限于欧洲的国家,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俄罗斯开始奉行向远东扩张的政策,最终使其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却开始执行锁国的政策,寄望通过把自身封闭起来以免受来自外部世界的侵扰,从而完全忽视了俄罗斯进入远东这一足以影响东亚格局的重要动向。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外交理念,为19世纪前日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同时也为两国间的南千岛群岛问题埋下了伏笔。     

中印合作共创亚洲新世纪

在全球化中世界经济中心东移,中印崛起已成必然。中印有效而紧密的经贸合作带来双赢。这种合作,不仅对中印两国意义重大,而且是亚洲世纪到来的决定性标志,亚洲的复兴重任将落在如日中天的中印两大民族肩上。     

毛泽东关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思想的变化过程

毛泽东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一个变化过程,这一过程说明毛泽东一方面认为中国经济落后,需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决定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政策。总结这一问题的得失,加深了我们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     

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可行条件、现实挑战与路径探索

中印两国携手共建共享中印安全共同体,对于缓和两国关系、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乃至共创“亚洲世纪”与“世界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安全共同体理论和国际共生思想、中印文明互鉴的价值基础及互惠互利的现实需求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实践经验等,为新形势下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思想指导与可行条件。但是,由于印度对中国存有信任缺失与认同危机,并从海陆双向对中国采取了诸多制衡举措,给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带来诸多现实挑战。未来,中印两国需要通过文化交流凝聚价值共识,以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共赢,以制度规范制订优化框架设计,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突破口,并逐渐拓展中印安全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丰富中印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内容,才能为增进中印关系和破解中印安全困境、维护区域安全稳定贡献中印两国的思想智慧与实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