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地位新界定

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地位,国内外学界曾流行多种看法。本文按照"笔记文本的个案研究——笔记间关系的辨析——笔记主题的判定——笔记在马克思同一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中的地位的指认——笔记与马克思社会理想、革命实践的关系的辨认——笔记与马克思其他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的关系的考察——笔记历史地位的界定"的方法论思路,对"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地位做了重新界定:笔记是为直接配合晚年马克思"根据世界人类学最新科学成果,系统探索和制定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的唯物史观创新计划而作的准备性材料,它们实质上是为晚年马克思系统阐明唯物史观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理论、写出一部系统阐明上述理论的历史哲学著作做材料、思想上的充分准备的,而就其终极理论使命、价值目标而言,它们也是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革命实践服务的。     

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

长期以来,前苏联和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是探索所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前景问题";笔记与大致写于同一时期的晚年马克思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 <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书信、手稿有共同的理论主题,它们都是晚年马克思思考和探讨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的重要文献.实际上,通过深入、透彻的文本研究可以发现, "人类学笔记"的真正主题并非探索上述问题,而是探索人类的原始社会及文明时代的起源.澄清这一点,有助于正确评价笔记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恢复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     

《〈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对叶志坚先生质疑的回应

本文针对叶志坚先生《也谈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一文的质疑进行了详细回应,为《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的学术观点做了有力的辩护。本文重申,马克思晚年所作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其主题并非探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而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澄清这一点,有助于合理认识该笔记的学术价值、历史地位,还原马克思晚年思想、晚年探索的本来面目。     

马克思与《克罗茨纳赫笔记》

法国学者科尔纽最早注意到《克罗茨纳赫笔记》,随后关于其在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转向中历史地位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和热点。当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可归纳为三方面:从马克思民主观的理论来源出发,指出克罗茨纳赫时期是马克思民主观形成的最初阶段,为解答莱茵报时期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疑问提供了理论依据[1];从"私有制及其结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出发,高度赞扬《克罗茨纳赫笔记》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奠基作用;从经济学的研究意义出发,肯定其历史地位的同时尖锐指出"对这一文本不应估计过高"和"(内涵)不够深刻"。准确解读笔记文本内容及国内外相关研究著作,有利于全面把握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同时为深入剖析《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意义,打下坚实的理论根基。     

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二答叶志坚先生

本文是为促进学术交流,回应叶志坚先生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林锋先生商榷》一文而作的。文章就"确定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和思想重心"、"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正确称谓"等三个争论的焦点问题,对叶文的商榷意见做了详细回应。文章强调,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正主题应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而不是叶文所主张的"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笔记的正确称谓应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而不是所谓"人类学笔记"。     

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学笔记》

《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所作的一部大型史学笔记,具有深远的意义。马克思一生的历史研究与晚年《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具有内在连续性及逻辑共通性。本文通过回溯马克思的历史研究脉络,廓清了与《历史学笔记》写作的内在联系,阐释了《历史学笔记》在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以及在马克思思想史上的理论地位和价值。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1873—1883),孜孜不倦地从同时代人的人类学著作中摘录了数量惊人的“人类学笔记”。他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哲学分析和人类自然进化史的研究,开辟了对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为了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准确地评估其理论价值,鲁越、孙麾、江丹林合作推出了他们的力作《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人类学笔记”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准确、系统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理论问题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该书完整地展现了马克思晚年的思想轨迹 马克思晚年在他曾为之呕心沥血的经济学研究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开始钻研那些似乎和经济学     

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还是"人类学笔记"--与王东、刘军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探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是解决马克思晚年笔记称谓问题的关键.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必定源于革命实践而绝非仅仅是理论研究上的需要.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结合俄国的实际状况,充分利用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设想.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学的研究,既应答了来自革命实践方面的挑战;又完善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本文指出,如若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这一称谓来取代"人类学笔记",不但有悖马克思晚年的理论主旨,而且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贡献也难以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对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称谓,还是应该将其称之为"人类学笔记".     

再论马克思“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

晚年马克思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对印度、阿尔及利亚、美洲的公社及其土地制度、公社土地私有化问题的探讨,属于"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的范畴。就其精神实质而言,笔记是服务于马克思对人类原始公社、原始土地制度、原始社会及其发展轨迹、解体过程,以及文明要素、文明社会的起源、形成问题的学术研究的。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是这一笔记的真正主题。     

劳动:重构自由的现实基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解读

马克思早期考察自由问题的视角,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开始转向人本学和政治经济学双重视域下的"劳动"。这一转变是马克思哲学逻辑展开和世界历史思想发展两条线索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从哲学逻辑展开而言,马克思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到超越黑格尔"国家-市民社会"理论,关注到劳动的实践性和社会性;从世界历史思想发展而言,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发展对劳动形态的改变看到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凸显,深刻认识到劳动与资本的张力关系是终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动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逻辑和历史两条线索的发展说明,劳动是解决自由问题的现实基础,是马克思后期形成科学唯物史观的初步探索。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