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平凹小说的体式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在体式上可以分为“性格”小说、“人物命运”类小说、“写意”小说、“散文化”的长篇小说。“性格”小说,“人物命运”小说以对某一人物性格的充分展现为结构重点,小说的各组织部分从不同的方面塑造这一人物性格而形成整体的组织关系,人物作为小说叙事内容的展开中心而存在,“写意小说”对于古诗文传统有着明显的继承,“散文化”的长篇小说则出现了一种“絮语化”的倾向。每一种体式都体现了他创作思想、文学观念的变化。     

拉祜族“班考”现象的文化阐释

拉祜族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中,存在着一种“班考”现象。这种现象的基本特点是,拉祜人有两个“居住地”,一个是相对稳定的村寨大家庭住地,另一个是随着游耕地不断迁徙的临时住地,这种临时住地,拉祜人称作“班考”。一、“班考”现象是拉祜族游猎游耕文化的特有反映,固定住所与非固定住所并存,这是与其生产的不稳定性相一致的。二、“班考”现象是拉祜族大家庭制度裂变的产物,“班考”为大家庭制度向个体小家庭制度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三、“班考”现象为拉祜族分配,继承制度变迁提供了现实条件,即从原始平均主义分配继承原则转变为个体私有制分配、继承原则。     

“科学理性”的内涵与外延

科学理性是科学与理性的天然契合.科学与理性的结合是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强强联合,是在共融互通的层面上进行内涵的扩大.科学理性衍生的基本点在于求真务实,在于怀疑、假设后由归纳演绎出的求证结果.科学理性继承了科学求真尚实性、客观实在性、逻辑抽象性的特点,也继承了理性作为“技术”、“技能”的特点,作为“道德自律”的工具,作为逻辑思考能力的特点和始终游走在文化层面的方法论意义.在科学与理性概念的融合和特点的对接中,科学的理性,或者叫做理性的科学就产生了     

“抽象继承法”的历史命运

怎样继承哲学遗产,至今仍是哲学史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回顾上个世纪 50至 70年代的学术文化史,在这一问题上,“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两种观点就曾进行过激烈的较量。前者是“庙堂”的说法,后者则是“山林”的意见。不用说,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冯友兰和他的“抽象继承法”会遭遇坎坷的历史命运。 　　1957年,冯友兰发表了《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该文认为,某些哲学命题可以区分为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两个层面,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具体意义是不可、也不必继承的。譬如《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     

时序"矛盾"与写意--《红楼梦》中的时序"矛盾"考辨之三

《红楼梦》中时序“矛盾”产生的原因,除作者创作思想及艺术手法的体现外,另一个大的方面就是因作者重写意而产生的结果。写意美学思想和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在这里是合拍的,正是由于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创作中一直贯穿着写意美学思想,才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些时序的“矛盾”,甚至地点的“矛盾”、人物年龄的“矛盾”以及其他一些“矛盾”等。     

“诗中有画”辨析

“诗中有画”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经典批评术语,围绕着它,生发出了诗画转化说、诗画相异说和诗画一致说。究其本意,苏轼所认为的“诗中有画”,是指诗歌要像绘画一样具有相似写意风格,并且这种艺术风格是由绘画主导产生。围绕着“诗中有画”的争论,反映了不同时代对诗歌形与神关系的不同看法,是一种话语运作的结果。     

“南方谈话”与“三个代表”思想--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

文章通过总结、比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形成的背景以及各自所面对问题的相承关系 ,探讨了“三个代表”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文章指出 :“三个代表”在思想方法、理论发展、实践应用等方面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 ,是在更高理论层次上的灵活应用和理论升华 ,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质。     

“三个代表”对坚持、发展邓小平理论的贡献

要了解“三个代表”对坚持、发展邓小平理论的贡献 ,首先必须弄清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现在有的人看不清“三个代表”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 ,甚至认为“三个代表”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有了 ,就是没有弄清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要发展 ,就应该是全新的 ,不能有原有理论的痕迹 ,否定发展和继承的关系。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江泽民同志有段话对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讲得很精辟。他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一脉相承就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过程 ,……继承是创新的前提 ,创新是最好的继…     

中国水墨画的形式语言研究

绘画语言是画家表达审美感受的特殊形式,中国水墨画自有其独特的形式语言,其特点有五：一是形式语言的写意性;二是形式语言的生命性;三是形式语言的诗意性;四是其中体现着中国画家对于笔墨的特殊认识和创造;五是中国画形式语言的继承与发展。     

“一国两制”的基本特点和历史意义

“一国两制”的基本特点和历史意义吴奕新历史给社会主义中国留下了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和平解决港、澳、台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具有...     

“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本文围绕“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一主题，首先阐明了“南方谈话”的根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其次指出了“南方谈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上的新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上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最后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七一”讲话对“南方谈话”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一是它对“南方谈话”精神的继承、总结与发挥；二是它对“南方谈话”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如理论主题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深化与丰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内涵拓展等；三是它对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蕴涵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时又根据时代的特点,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是对传统文化的超越和提升。本文仅选取“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和“刚健有为”三个方面对这种继承和超越进行分析。     

孙犁"荷花淀"风格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孙犁以《荷花淀》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新写意小说,兼有传统写意小说与现代性格小说的特点,同时又体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形成了一种新的个性化审美风格:“荷花淀”风格。这种风格上承曹雪芹、蒲松龄、废名、沈从文等的诗化小说传统,下启“荷花淀”风格小说范式的开创,并影响到一大批派外作家如茹志鹃、王汶石、贾平凹、铁凝等的创作,显示出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论工笔花鸟画意境美感的持续性——兼谈宋画《白头丛竹图》

一人们习惯于把中国画分成“工笔”和“写意”,这已经被认为是中国画的两大基本范畴。①但是,工笔和意笔的二元对立,有时常常被看得过分机械,似乎用笔简约、笔走龙蛇即为“写意”,用笔细密、追求逼真则为“工笔”。这难免给人某种误解,以为工笔画的最高任务就是追求外在的客体的准确性,而写意则一味着眼于主观情感的挥洒。在传统的画论中,写意的文人画往往得到过分的宠爱,而工笔画的艺术成就每每遭到忽视,甚至歧视。早期工笔画曾一度与“装堂画”笼统地混为一谈,被贬为徒具世俗的装饰功能,缺乏高雅的艺术品味。其实,就真正的工笔花鸟画而言,…     

冯友兰“抽象继承法”评析

在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基于“批判继承法”在实践中的错误倾向,冯友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抽象继承法”是一次方法论革命,尽管它存在着把传统文化继承问题一定程度上归结于言语问题、形而上学地理解哲学命题的意义等错误倾向,但是它强调全面整体地理解传统文化的思维方法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古代戏曲文学中的空间类型

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继承和发展了古代诗歌、小说以及山水画、文人园林等在空间艺术上的呈现方式，创造了作为场所空间的“物境”、作为意象空间的“情境”、作为诠释空间的“诠境”和作为幻化空间的“幻境”等四种空间类型。当然，在具体的戏曲作品中，空间形式常常是丰富多样的，作者往往综合运用多种空间类型的叙事功能，创作出多种空间形式相互叠加但又层层递进的复合型空间。戏曲文学这一意蕴丰厚的空间形式，与写意、灵动的戏曲表演空间相得益彰，呈现出多层次的审美风格。     

双重视域下《通书》之“无为”与“诚”关系探析

“无为”是周敦颐《通书》中重要但易被忽视的思想之一：“无为”包含着“诚”的本体论映射,不仅是对“诚”之性质的描述,也是对“诚”之发用结果的阐释;作为修养工夫,“无为”亦继承了儒家原有的修养路径,其“有意之无为”与“自然之无为”的双重路径是普通人朗现“诚”这一本体、为圣成贤的重要工夫。同时,《通书》之“无为”虽然在表面上有着较强的道家哲学意味,但其与《老子》之“无为”仍有区别,二者对普遍化的仁义礼智与礼乐教化的态度不同,此亦反映了周敦颐的儒家立场及其“融道入儒”的学术特点。     

试论汉唐时代家庭继承制度的反向制约

家庭继承制度包括家产继承与身份继承两大内容。汉唐时代家庭继承制度中,上述两种继承的基本原则与精神恰相泾渭。家产继承中的“均”与身份继承中的“不均”,家产继承中的“不分嫡庶”、“不分长幼”与身份继承中的“嫡庶分明”、“长幼有序”,再加上王朝政权对家产继承与身份继承不同的行政态度,共同构成了一种互相贯通的反向制约关系。这种反向制约是中国古代小农家庭与小农经济存续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稳定延续的根本保障。     

藏族部落习惯法中的财产继承权问题探析

藏族部落法将继承分为“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本文主要从直系亲属继承和旁系亲属继承两个方面论述了藏族部落习惯法中有关财产继承方面的内容和特点,提出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中,应当根据藏区实际,批判吸收部落习惯法中的积极因素,为藏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     

“诗中有画”的格局流变与美学追求

苏轼提出“诗中有画”、“诗画一律”命题后,经过千百年来艺术实践和理论论证,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诗中有画”经历了重写形、形神并重和偏重写意传神三个阶段。钱钟书先生早年曾说过:“诗和画既然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而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本文着重就诗和画的“共同性”及其相辅相承的发展流变,对“诗中有画”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把握其美的规律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