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新诗理论述评

俞平伯的新诗理论强调“平民性”是诗的主要质素,诗应是“人生向善的表现”,诗歌的真实是与自由连带而生的,因此新诗应该是白话自由体的。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论朱自清的诗

在《雪朝》诗人(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中,就诗创作而言,数量多,是俞平伯、徐玉诺;当时影响大,要数朱自清、周作人;但周作人只是昙花一现,总的说来,还是朱先生对新诗的贡献最为突出。还不应忘记朱先生对新诗的评论和理论研究,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助新诗成长之功颇大。     

新诗:"诗底进化的还原"--俞平伯的诗论

俞平伯认为 :“诗是人生底表现 ,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 ,“平民性是诗主要质素 ,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 ,太浓厚了有碍于诗底普遍性。”为了达到“促进”人生的目的 ,诗歌就得真实地描写现实人生和抒写人的情感 ,但“真实”又是与“自由”连带而生的 ;因此 ,从根本上来说 ,诗应该是白话自由体 ,具有“平民性”。俞平伯的这些观点对新诗及现代诗论的发展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闻一多对新诗发展的贡献(上)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闻一多是一个标志着新诗由初创期转入成熟期的重要诗人。他以爱国情思为凝聚点,以追求诗美为驱动力,在新诗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如深化爱国主义主题,建立新诗的民族风格,变革新诗的艺术形式,开拓新诗的表现手法,创立中国的新诗美学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革新诗歌的价值观。闻一多充分肯定新诗的审美价值,努力将新诗“纳入艺术之轨”,对于拔正新诗的“迷途”,探索新诗的“前途”,使之得以健康发展,无疑发生了至今仍然令人瞩目的深远影响。     

鲁迅新诗的叙述模式与叙述者身份

在中国新诗的初创期,鲁迅创作的新诗明显呈现出一种结构的叙述模式,并隐藏着一个观照、审视与评判的叙述者,由此体现出鲁迅新诗体式的特别与奇异,说明鲁迅开始创作新诗就孕育着诗歌的文体可能性和诗歌创作的文体自觉性.这在打破旧体诗的基础上是一个崭新的诗歌文体的构建,具有始创与开拓性意义,对我们今天的诗体创新无疑是有启发和参照价值的.     

初创期新诗形式的两种发展趋势

初创期的新诗还沾带着古代诗词形式的痕迹,其形式还是笼统的、不成熟的。不过,它们中有的已经具有了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雏形;这即是说,它们已经包含着先后向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发展的趋势。胡适的《尝试集》就缩影着这种发展趋势。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诗论透视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经历了早期的“文白之争”,中期的为人生诗派与为艺术诗派之争和后期的普罗诗派与新月诗派、象征诗派之争;派中有派、流中有流,且节外生枝、旁枝侧出。从为新诗的合法性存在而斗争,到为新诗的主流走向而论辩,再到为确立新诗的美学原则而审思,20年代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走了一条由外而内,越来越沉着、稳健、科学的发展道路。20年代是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上最有生机、最富成果的辉煌年代。     

闻一多：诗画歌吟——闻一多与新诗绘画美关系述略

闻一多提出的包括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在内的新诗“三美”理论,是十分重要的新诗美学理论创见。本文从新诗绘画美的美学内涵与“诗中有画”诗学传统的辩证联系,新诗绘画美的两个主要美学要素———廓线与色彩的艺术体现等几个方面,论析了闻一多在新诗绘画美的理论倡导和艺术实践中的探索与贡献。     

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影响很深。胡适、俞平伯共同开创了“新红学”。俞平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反思“新红学”的缺失与不足,并试图超越“新红学”,以开辟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极左”政治中断了他的努力。     

诗话美学

纵论历代诗学,有一点非常突出,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诗品》发展孔子“兴观群怨”说,奠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唐代释皎然《诗式》,从精神境界谈艺术构思:“须至难、至险,始见佳句”。同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风格立品,是自觉美学追求的开始。宋代欧阳修作《六一诗话》,探讨诗作如何“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拓了审美深层次。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注重诗人的修养,要求主题隐蔽“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世研究陶、李、杜、韩、苏诸大家,更提出诗的人格精神。清末民初王国维综合神韵说、性灵说,创立“意境论”,把“真景物、真性情”作为有无意境的标识。     

王禹偁与北宋初期的诗文革新

王禹偁是北宋初期诗文革新的先驱 ,其诗歌能从宋初的白体诗中解放出来而发展其讽谕的传统 ,并提倡学习杜甫 ,开宋学杜先河 ;在散文改革上能发展韩愈的“文以明道”与“文从字顺”的理论 ,提出“文以传道明心”的新见解 ,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宋初诗文革新提供范例     

对真实的担当与重建汉语诗歌精神--于坚诗歌理论两题

于坚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在长诗<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于坚借对乌鸦的重新"命名"这一诗学事件,呈现了诗人的两难境遇对"真实"的追寻与面对"真实"的诗学压力,表现出了要承担"真实"的诗学勇气和诗学自觉.在随笔集<棕皮手记>涉及诗学的篇章中,于坚把这种担当具体为重建汉语诗歌精神的追求.     

从"诗味"到"词味"——陈廷焯的词学理论初探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频频以"味"论词,"味"是其词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陈廷焯将传统的"诗味"论移植到词论中,强调作词必须"含蓄蕴藉",同时进一步提出"厚味"的美学主张,对词体的美学品格作了更深层次的审美规定。深入考察陈廷焯的"词味"论,对准确把握其词学思想不无裨益。     

沧浪不话王维论

严羽《沧浪诗话》论诗，重妙悟、倡兴趣、标举盛唐“气象”，极崇李杜，亦激赏孟浩然，独于王维很少涉及。拟从严氏理论与王维诗歌的离合入手，浅论《沧浪诗话》不论王维的原因：在根本上，严氏的用世之志与王维诗中佛理禅意具有隔阂；在风格上，严羽推崇雄壮之美，激赏李白的豪迈飘逸和杜甫的沉郁顿挫，而对王维诗“不落人间声色”处，则有意排斥；就人生体验看，严羽身处季柬，布衣一生，其个性气质、人生境遇与身处盛唐、“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王维迥异，而更接近于“不才明主弃”的孟浩然。     

余光中与翻译

余光中 ,这位“火中的凤凰”、“望乡的牧神” ,以其标签之作《乡愁》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他不仅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论家、散文家、文学家 ,在翻译方面也颇有建树 ,其译论对翻译实践很有帮助。笔者通过梳理和总结 ,把他的译论总结为四个方面 :( 1 )变通的艺术 ;( 2 )译中“无我” ;( 3)诗性翻译 ;( 4 )善性西化 ,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余光中对翻译的贡献。     

从怪变至平淡:贾岛诗风变迁的诗史意义

贾岛早期的诗歌明显留有韩愈、孟郊奇险诗风影响的痕迹。他因建功立业的理想受挫,渐次变得心灰意冷,其诗风则由奇险倾向,转向清苦奇僻。贾岛诗风的变迁实证了韩愈所倡导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歌理论,既反映了他生活遭际的变化,亦折射出其诗歌交游对象的变换。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理论及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殷璠《河岳英灵集》“兴象”概念论析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首先提出“兴象”概念,深刻影响了后来司空图“不着二字,尽得风流”、严羽“言有尽而意无穷”以及胡应麟“盛唐绝句,兴象玲珑”等学说,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中独立的诗学、美学范畴。“兴象”的内涵经历了历代学者不断丰盈化的过程。殷培提出“兴象”一词,但并未如后世诗论家那样,较多地论述“兴象”的具体审美特征。本文从殷皤评以“兴象”的诗作入手,细致分析并考察“兴象”最初提出时的含义,以明确殷皤“兴象”说与后世“兴象”说的联系与差异。     

论卢仝诗的题材取向与艺术风格

作为中唐韩愈诗派中的人物,卢仝的诗和韩愈等人有着共同的求奇倾向,但与韩派其他诗人相比,他的"奇",还有自己的特色.即从内容看,题材范围较狭窄,最多的是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或现象,其次是与友人的往还赠答诗,亦有若干首自咏自叹或感事寓兴之作,再就是几首艳情诗;从艺术上看,其诗的艺术风格并不一致,但在作诗求奇上,与韩愈派诗人是相通的,大略言之,卢仝求奇有四端:一曰怪,二曰散,三曰拙,四曰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