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与民族关系

语言问题是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变量之一,其中多民族国家在国语、官方语言的选择及推广上若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族际冲突,对其和谐关系的构建产生不利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印度、原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均因“国语”问题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冲突;苏联原各加盟共和国对本国国语的推行措施也引发了激烈的族际对抗与冲突.独立国家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一种或几种本土语言作为本国国语,无论作为本国的象征或是族际交际语,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国语、官方语言的选择,必须符合本国语言状况的实际,对其推行也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强制推行;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多民族国家在推广国语、官方语言的过程中,应坚持多语主义政策.     

从“俗语”到“国语”——清末民初白话语言观念及其流变

清末民初关于“白话”的称谓经历了由“俗语”、“白话”到“京话”、“官话”,再到“国语”的变化过程,反映了近代报章白话的语言观念及其流变轨迹,背后潜隐的是白话文运动、拼音化运动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倡导者努力打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文白、雅俗界限的良苦用心,以及大力提升白话的社会文化地位和文学功能的显著用意.清末民初白话语言观念的形成及其流变,影响乃至决定着近代白话书写的基本面貌,中国白话书写语言的现代转型自此拉开序幕.     

异口同声:从“东京语”到“京城声口”

1902年,是大清王朝在屈辱中艰难走向新世纪的第二年,也是在日本教育家的启发下,作为“官话”的“京城声口”,被士大夫文化精英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有意识地确立为中国的“国语”,并与国家、民族的统一大业发生重要关联的一年,更是中国的文化教育借助维新变法再起之势,摆脱激进政治的绑架,发生新的稳健的转折的开始.“国语”与国民教育和中国大学的兴起的关系,也由此开始紧紧地连在一起.吴汝纶、严修、王照、袁世凯、梁启超成为“国语”确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历史性人物.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内,“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文化观念中,又多了一个“口同声”.     

论“实验的精神”对“国语文学”建设的促动效应

“实验主义”所衍生的“实验的精神”，是五四“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建设的精神动力和现实杠杆。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过程中，创造全新“标准国语”的历史任务促使新文学作家不停尝试；在“国语的文学”面临挑战之时，五四先驱以“科学家的试验方法”，以实际成果验证白话文学理论。此外，国语文学价值、国语与文学互动设想的证实，也都离不开“实验的精神”的激励。     

《语言文字法》拒绝“国语”名称的原因和合理性——从“国语”好还是“普通话”好的争论说起

很长时期里我国一直以“国语”称谓国家通用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陆该名为“普通话”所取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就此展开热烈讨论。尽管要求恢复旧名的呼声非常强烈，但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仍坚持使用更改后的名称。文章探讨了个中原因，并结合国外经验对此作了论证。     

论台湾新拟“国家语言”的语言身份和地位--从《国语推行办法》的废止和语言立法说起

"2003年伊始,台湾语言政策出现了两项重大变动:台湾"教育部"讨论通过了所谓《语言发展法》(草案),并废止了《国语推行办法》。这既违反了客观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又不符合台湾同胞的需要。台湾新拟的14种"国家语言"实际上具有不同的语言身份和地位,"国语"(普通话)作为台湾社会的共通语的地位不可动摇。     

国际传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兼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双轮驱动”策略

国际传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三者之间的层级关系是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国家话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包括国际传播能力。从三者的关系来看,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应该是外语专业(包括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重要使命。为顺利完成这一使命,建议采用“双轮驱动”策略,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将“语言教育”与“传播教育”有机融合。     

浅论“道”对日本文化的渗透

日本著名精神病理学家居健郎在其著作《“撤娇心理”的绪构》(《甘元构造》)中指出:“某一国家的国民的特性只有通晓其语言才能真正掌握。一个国家的语言蕴含了该国国民灵魂深处所存在的一切,因此,一种国语对于其使用国来说是最上乘的‘投影法’。”他还身体力行地运用自己的理论,通过对日语中具有特异性词汇的分析:考察了日本国民的精神结构,提出了举世瞩目的日本人的“撒娇心理”学说。其实,     

语文教学要“语”和“文”并重

“语文”,顾名思义,是指语言和文字。这里说的“语言”,是指口头语言;这里说的“文字”,是就广义而言,泛指一切成篇的书面语言,包括各类文章和文学作品在内。“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在这之前,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为什么要改称“语文”呢?当时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同志有过一段极好的说明。他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     

第三法域之“三农问题”论纲

“三农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从法治社会角度而言“三农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法问题。社会法是国家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制定的具公、私法相融合特点的第三法域。私法仅就农民利益问题寻求救济,而国家行为对市民社会亦难以作为,故“三农问题”由于牵涉到社会整体利益,应归于第三法域———社会法调整范畴,文章以社会法视角,从降低农业人口、农村城市化和农民教育三方面,审视我国当前“三农问题”。     

对“费改税”后我国航道建设与养护资金筹措方式及政策的研究

“费改税”将对航道建设与养护资金产生重大影响。“费改税”后，我国航道建设与养护资金的筹集，应采取由国家投资为主，其他投资为辅的模式，国家应加大对航道建设和养护资金的投入力度，在航道建设和养护投资以国家为主的前提下，国家可以采取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进行河流流域综合开发，以水养水。     

台湾“国语”中的外来词

任何一种语言在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总不可避免与其它语言的接触,这种接触和影响体现在词汇上,必然会使本民族语言出现词语“借用”现象.借用外来语,是丰富本民族语言词汇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如大陆普通话一样,台湾“国语”在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借用吸收了不少外来词.由于四十年来人为的隔绝和封闭,海峡两岸的汉语在互不沟通的情况下各自发展,对于外来词的吸收借用也存有差异.     

全球化语境下高校英语翻译教学“动态”模式构建研究——以国家援外武术培训为实证

在全球化语境背景下,中华武术文化国际传承的发展过程中,语言的良性沟通起着不可忽视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针对体育界武术翻译专业工作者的匮乏和专业翻译障碍的实践性问题,以我国首例中华武术援外培训项目为实证研究,运用行动研究法、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基于现代翻译教学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依据,以国家武术援外培训为实例,获取有关“动态”翻译课堂效果评价的研究数据,创新性地提出构建翻译教学“动态”模式理念,旨在提高我国高校英语翻译教学质量,培养复合型外语翻译人才,从国家战略高度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形象。     

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性”建构研究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是实现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的“国之大者”。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过程本质上是国家文化标识建构与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国家性”在其整体定位、建构意义与实现路径三个方面贯彻始终,并指导着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国家性”是国家文化公园的鲜明底色,也是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石。因此,推进“国家性”建构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重要着力点。     

“言文一致”与方言小说——清末小说中的“方言”问题

与“言文一致”、“小说界革命”的思潮密切相联系,晚清对用方言写小说形成一个理论自觉,也出现一批方言小说,其中以吴语小说和京语小说最具代表,可谓别开生面。但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来模拟口语的逻辑与小说“开民智”要求的普及性,以及小说语言的艺术性形成矛盾。重视小说艺术性的小说家就提出“另为一种言语”和“另造一种通行文字”的观点,这种兼顾口语化、普泛性和艺术性的白话书面语革新,才符合“官话一国语”建构的路径,为小说语言的由俗变雅提供了可能,也修正了方言小说的弊端,但这一理论真正的实现则在五四时期。     

大运河的文化标识价值及其立法保护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的重大文化工程,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标识。中国大运河不仅是重要的水利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也应当成为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承载“连通五大水系、促进区域交流、助力民族融合”等政治文化理念。当前,我国大运河相关立法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国家立法和大运河水利管理、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地方立法。为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国应适时制定“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法”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条例”,以弘扬大运河的“中华文化标识”价值。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国家行为”研究

建国以后,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一直是由国家主导确立的。六十多年来,“国家行为”发生过三次类型转变,即20世纪50年代初期转向以巩固政权为取向,70年代末转向以发展经济为取向,21世纪初转向以道德正义为取向;相应地,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也发生过三次类型变化:从人民公社制转向农户承包制,再转向农民集体所有权。“国家行为”每一次转变后的价值取向特征表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中必定会存在“主体不清、权能残缺、权利不明”问题,并且国家不可能认真去解决。2013年以来,“国家行为”正在发生第四次类型转变,即转向以公正平等为价值取向的类型;强调健全制度特别是健全法律制度成为国家统治类型的主要特征。因此,国家认真解决农村土地制度中的“主体不清、权能残缺、权利不明”问题,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制度及相应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才成为了可以期待的事情。     

他们在探索——日本初中作文指导方法译述

经过日本文部省再次全面改订,于1977年7月公布、1981年4月实施的日本初中语文教学大纲指出:语文课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国语、表达国语的能力;使他们加深对国语的认识,丰富所掌握的语言,养成尊重国语的态度①。整个初中语文教学,具体分为“表现”、“理解”和“语文基础知识”三大部分。其中,以前两部分的教学为基本内容,而后一部分的教学则是穿插在二者之中同时进行。“表现”部分的内容,包括“说话、作文、书写”三个方面,以培养其表现能力为基本任务,而又以提高     

谈台湾“国语”中与言语行为相关的常用语词--以“没有”“不会”“不行”“拜托”为例

对四个与言语行为有关的词：“没有”“不会”“不行”“拜托”，在台湾“国语”与普通话中使用情况的不同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显示，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语法化程度深浅之不同，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台湾“国语”中这四个词在用法上都已有往前推展的迹象。     

“中国”的古今演绎

“中国”一词,从古至今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初义为“中央之城”,后衍生出“天下中心”等义,其语义曲折流转之间,不仅隐含着疆域推衍,而且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中国”作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汉唐史籍已有记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至近代演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中国学人中的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国名的简称为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中国”一词的使用,须全面观照其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