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法著作的复句学说

在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上,大凡比较全面描写语法事实,比较全面论述语法单位的著述,都或详或略地描写论述了复句。就体例看,这些著述可分两类。一类不设专章节,把复句内容糅合进有关部分去描写论述。《口语文法》是廖庶谦依据自己对语法发生发展阶段的理解写成的。在他看来,不同类型的复句产生于不同阶段,“复句”必然不能自成章节。此外,还有一些著述由于作者认识上的原因,也把复句分散开来讲,如邹炽昌的《国语文法响导》。另一类(多数)设专章节描写论述。就描写论述的内容看,这     

《文学书官话》对大文彦品词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

大槻文彦是日本著名的国语学家,被称为日本传统国语标准语法学派的主导性人物,在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研究大多认为他的"折衷文法"主要受到西洋文典的影响.我们认为,其"折衷文法"意识起步于1877年出版的《支那文典》,这本书是1869年在山东刊行的《文学书官话》的日文译本.也就是说,大槻文彦的"折衷文法"应是起步于《文学书官话》,而后确立于1893年出版的《语法指南》,成熟于1897年出版的《广日本文典》.这对大槻之后的汉语品词理论体系和日语品词理论体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文学书官话》对大槻文彦品词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     

对《新著国语文法》析句法的再认识

<新著国语文法>是我国首部系统地描写白话文的语法著作.作为一部传统语法学的代表著作,它与后来影响中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法理论和分析方法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这种分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面对包罗万象的语言世界,单一、静态的语法体系很难给予充分的描写和解释,而研究目的和侧重点的不同也会对不同语法体系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今昔

<正> 在汉语语法学史上,最早制定划分词类标准的是一八九八年出版的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在此之前,人们虽对汉语的词类有些零碎的研究,但都没有对词类进行完整的分类。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较为全面的划分词类的标准。《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中说:“夫字类与句读,古无论及者。”而《文通》能够明确地提出划分词类的标准,这在汉语语法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它为汉语的语法研究、发展,开创了道路。《文通》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从不自觉地研究进入自觉地研究时期。     

《马氏文通》的词类观

笔者分析《马氏文通》的词类观,说明《马氏文通》中各词类的内涵,重点分析了其词类划分的标准。我们认为,汉语语法学史上认为《马氏文通》词类划分标准是意义,"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必然结果是词无定类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汉语语法学史上从来没有单凭意义来划分词类的,《马氏文通》划分词类的主要标准是词的语法功能;"字无定义"中的"义"是由上下文凸现的义位;一个多义词可因义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词性,分属不同的词类。这种科学性是《马氏文通》的词类体系经百年批判而不倒的真正原因。     

歧义和结构

《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刊登了朱德熙先生《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以下简称《句法歧义》)一文。这篇文章运用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方法探讨汉语语法上的歧义句产生的原因,用符号代表语法词类,描写     

《马氏文通》与日本广池《中国文法》——清末中日汉语文言语法理论体系的建立

日本广池千九郎的<中国文法>晚出于<马氏文通>4年,并尝试对<马氏文通>进行学术批评.二者文言语法研究内容体例编排特点突出,语法理论体系各自有差异,但或多或少都与西方语法理论有关,同时也注意吸收中国传统训诂成果,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在语法研究方法上,二者划分词类皆以词义为标准,注意语法意义标准,同时也都考虑了汉语文言语法词类划分和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与<马氏文通>一样,广池的比较法也有共时比较、历时比较、中英比较、中日英比较等几类,甚至比前者更为明显.<中国文法>和<马氏文通>文言语法研究理论体系的建立,对我国汉语文言语法和白话语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功绩巨大,对当今文言语法研究也有诸多启示.     

“例如”是动词还是介词

词类是词的语法特征方面的分类,划分词类与词的归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现代汉语中划分词类的标准应该是词的语法功能中的组合能力,意义不能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同类词的概括意义或意义类别”没有相应的语法形式,属于逻辑范畴,不是语法意义,不能成为划分词类的依据     

《马氏文通》与词汇研究——纪念《马氏文通》出版九十周年

今年是我国第一部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出版九十周年.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应该说是一个“奇迹”,只是《文通》的命运却很蹇涩,它受到许多的责难与批评,“较《文通》晚出的一些文法书,不管是讲古文法的也好,讲国语文法的也好,每出一部,几乎都要把《文通》骂一顿.”可是“许多人都批评他照抄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又有许多人批评他不合理论(即不懂语法理论),其实是所见不广,用英语语法的眼光来     

句法结构·词类义标准——关于汉语词类划分问题

在一九八一年开始的我国语法学界关于汉语析句问题讨论中,笔者提出了“句结构成分分析法”这一方法,写了几篇文章从不同方面论述,《汉语句法分析问题》(下简称《句法》)一文,较全面地谈了笔者对汉语句法分析的看法。本文想再谈谈汉语词法——词类划分问题。 1953——1954年我国语法界就词类划分问题进行过大规模的讨论。尔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著少见了。近年出版、再版的几套《现代汉语》教材,均谈到词类划分标准。它们所主张的大致是1953——1954年那次讨论成果的反映,这些标准当时均提了出来;同时也是那次讨论所争议的问题的继续,如一个标准和多个标准问题。而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吕叔湘先生在《关于语法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书中表示过明确的意见:“按照一般的分类原则,一次只能用一个标准,……如果同时应用两个标准,这两个标准就有打架的可能。”     

略论现代汉语教材的词类问题

文章讨论了现代汉语教材词类的两个问题。一是词的基本类别问题。现行教材在词类划分的第一个层次上处理为实词与虚词，这忽略了组合能力和句法能力的主次关系。组合能力是词类划分的首要标准，词类以此分为组合词与非组合词两大基本类别，实词与虚词是组合词的下位分类。二是词类描写问题。目前教材存在术语使用随意化、语法性质描写片面化的现象，宜用“柔性”描写代替“硬性”描窍。     

小议《马氏文通》对汉语词类研究的理论贡献及影响

词类划分及划分标准自《马氏文通》以来在汉语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争议。现在对《文通》的客观评价使得我们对其内容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认识到《文通》划分词类的标准并不是根据意义。其对汉语词类的划分就表现出了很大的先进性,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和词的语法位置划分汉语词类等这些当今的理论都可以在《文通》中找到影子。     

《马氏文通》字类假借说浅议——兼论汉语词类划分问题

<正>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词类问题始终是个难题.从《马氏文通》至今历时九十年了,虽然前辈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但由于汉语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圆满的解决.虽然经过五十年代词类划分的一场大论战,无词类论者已无多少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有词类论者的完全胜利.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词的基本用法和临时用法的区别,兼类跟活用的划界,同音和多义的区分等,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我们以《马氏文通》的字类假借说为出发点,考察一下汉语词类划分的历史,或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关于词类多功能性的思考

从现代汉语词类多功能现象出发,以跨语言比较和认知语言学为视角对词类多功能性的研究表明,范畴是语言描写的需要,其具有相对性,体现在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各个方面;在词类问题上其表现为,词类多功能性是一种跨语言普遍现象,其本质是范畴的灵活性。因此,能否对词类多功能性作出合理的解释,既是检验词类划分标准合适与否的关键,又是普通语言学研究的需要,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以高度重视语言和言语的关系为前提。     

黄廖本《现代汉语》不同版本词类的比较

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是各高校使用的《现代汉语》教材之一。这部教材共进行了六次修订,每次修订语法体系都有较大变动。作为语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词类系统也处在不断修订过程中。本文试图通过这部教材不同版本词类系统的比较,使读者了解这部教材词类系统产生和修订的状况、历史背景以及半个世纪以来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状况。     

汉语词类问题反思

汉语词类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不一致,划分不彻底,有时很难对某个具体的词进行归类;二是语素、词、短语界限不清,界定标准操作性不强;三是对词语的语法特征认识不深刻,观点还没有统一起来,语法特征与词类的关系定位模糊不清。词类要走出现状,划分标准应该一致,词类的划界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语法特征尽可能解释整个词类。     

关于建立古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思考

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相比较，古代汉语语法研究至今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未能对先秦若干有代表性的典籍中的语料作穷尽性考察、充分细致的描写、严格的频率统计以及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科学分析，而是以今律古，凭现代汉语的语感去分析古代汉语的语言现象，致使前辈语言学家所未能解决的包括词类的划分、词的兼类、词类活用等研究在内的词类问题，至今仍未能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更谈不上撑起古代汉语语法体系的大格局，这就是上述的“相对落后状态”的集中表现。     

1924年的黎氏文法新探——纪念《新著国语文法》出版90周年

1924年的黎氏文法体系隐含的50年代借鉴国外现代语法学结构主义理论方法产生的两语法书的内容：造句格式基本句法结构建立、按句法功能标准划分词类,句法结构次序,语法成分、语义成分对应非一对一,从句法结构分析语义关系。隐含的8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方法是：语法形式和意义相互结合与对应,词的分类、兼类、用法特点语法形式表现及句式变换,歧义句层次与分化表现,语法结构的句法、语义、语用结合分析。黎氏文法＂依句辨品＂说在建国后的变化——新解、倒退、发展。新解是说明＂辨品＂为＂辨别＂词类,非＂区分＂词类。倒退是：＂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先更改为＂凡词,依靠结构,显示品类＂,后质变为＂四级形态论＂。＂发展＂是句子结构、词组结构一致,＂句子＂成分＂辨品＂,成为＂词组＂成分的结合能力＂辨品＂。说明＂依句辨品＂合理,＂离句无品＂成立。正确对待传统文法学,建议重印《新著》1924年原版公开发行。     

《马氏文通》的字类界说

《马氏文通》的字类界说基本符合汉语实际,虽然其总体架构是模仿西洋语法的,但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往往有不少真知灼见,对汉语的本质有着深刻的把握;划分词类虽然主要依据词义,但也充分认识到了汉语的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论朱自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胡适是中国的文化学术实现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变革时期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在中国传统语言的研究方面,他的音韵研究、对《诗经》的训诂、创建中国文法之学取得骄人的成就。胡适是一位“语言革命家”,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胡适同时又是一位“建设者”。他的《国语文法概论》是现代汉语语法学“草创时期”的奠基之作。他关于“的”字用法的研究,为白话语法的研究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其标点符号的研究体现出极端严谨的学术态度和非常严密的科学方法。历史已经确立他在中国语言学领域中的大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