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

现实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当前网络社会中“社会”的力量逐步强大,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与“社会”相比,“国家”处于弱势地位。产生这种失衡主要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矛盾集聚,社会信任降低,政府缺乏网络执政力所导致的,因而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治理既要改善现实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应实现从网络管制到网络治理的转变。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探析——基于国内基层管理创新的典型模式分析

基于国内基层管理创新的典型模式分析,提出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即第一阶段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状态转变;第二阶段从“小政府大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第三阶段从“强政府强社会”向“好政府好社会”转变,经过这三个阶段发展,可以达到政府和社会的理想状态,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奠定基础.     

网络食品交易的“数字利维坦”风险及其治理

网络食品交易与“数字利维坦”共存于虚拟网络社会中。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不断扩大的大数据海洋,为网络食品交易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暗藏着侵犯公民权利和反噬政府监管的风险,即网络食品交易的“数字利维坦”风险。在网络食品交易领域,数字信息技术在作为经济行为的控制工具时忽略了价值理性,存在以下问题：公民个人隐私受到侵犯,呈现个体镜像化;食品质量得不到保障,出现柠檬市场化;交易市场垄断当道,平台荒漠化;数字信息技术分配不均,公民与经营者因张力扩大而出现维权受阻;政府监管受数据驱动,个体化政府受到威胁。因此,政府应该完善数据治理的保障体系、明确经营者准入机制、限制网络巨头垄断、构建合作权益保护机制、革新监管治理体系,才能合理规避和治理“数字利维坦”风险,构建一个安全稳固的网络食品交易市场。     

网络虚拟社会的协同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规制网络失范,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是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当前社会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一环。网络虚拟社会与“言论自由”与生俱来,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实质上就是保护和平衡言论自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管理的思维惯性和国家威权主义的作用,网络虚拟社会各方主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单边主义思维特征和行为模式,已经成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的障碍。针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多主体性、非中心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必须抵制单边主义的思维倾向,引入协同治理思维和理论,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协同治理体制。     

国家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结构直接决定着公共治理的模式.我国现正处于国家与社会结构从一种"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转变.相应地,我国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在逐渐地变化,即逐步朝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过程高效化、治理目标科学化的方向转变,而在公共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决.     

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图式变迁

弱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四种模式。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图式变迁,在弱国家—弱社会到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到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到强国家—强社会的动态图景中,政治认同呈现封闭型到权威型、权威型到放任型、放任型到开放型的图式演绎,而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是政治认同生长的最佳生态。     

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及其治理

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孕育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它在塑造了社会的网络结构的同时,也悄然实现了从“纯粹的虚拟”到“虚拟与真实兼备”的完美蜕变.网络世界的“虚拟与真实”属性决定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对虚拟世界的治理,而是特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与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对互联网所链接的虚拟世界及其派生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合作共治.网络世界治理在实践中要达至既有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遵循合作治理、更加注重伦理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实现社会的有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准则.基于此,政府在网络世界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亟须变“控制”为“引导”,充分重视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运用.     

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解释模式与发展启示

在我国,国家与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是紧密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全面控制和主导社会;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不断放权,社会越来越多地承担公共职能。针对不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他们结合了我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试图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构建本土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只有两者分工合作、互相监督的同时,进行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才可能实现,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可能形成。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韧性治理：后疫情时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治理路径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各国应对方式主要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式刚性治理和“弱国家,强社会”式柔性治理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自下而上的柔性治理造成风险应对失效,而我国采取自上而下的刚性治理模式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流动性”与“精准性”的风险社会治理内在矛盾使刚性治理存在治理风险。为了应对疫情常态化治理的要求,在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之间存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治理机制。通过韧性治理自发性、自适性、主动性的动态治理模式,进行政府韧性、社会韧性、公民韧性和环境韧性建构,可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流动性、随机性、复杂性和不可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