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国正韵》序文中的“上去无别”考

1446年,朝鲜颁布钦定《训民正音》(以下简称《正音》)推广了“谚文厅”所创制的表音文字。第二年,又颁布了“调以四声,定为九十一韵二十三母,以御定训民正音定其音”的韵书《东国正韵》。从声、韵的数目看来,它既不同于朝鲜长期以来备科试用的《礼部韵略》,也不同于《平水韵》。序文中写道:“声韵之变极矣”、“若不正之,则愈久愈甚,将有不可救之弊矣”、“我国     

试论“朝鲜”和“阿斯达”的含义及关系

关于“朝鲜”一词的含义 ,学界至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阿斯达”的直接意思就是“早晨的高山” ,是“圣山”的意思。“朝鲜”可能就是“早山”一词的讹译 ,或是早期的韩国人在汉字词中 ,找了两个无论是发音还是意思都和其固有词相似的美词“朝鲜”对“阿斯达”一词进行的汉语翻译。“白”和“山”两大因素构成了韩民族最基本的文化背景和心理认同 ,反映了韩民族对其远古起源的模糊记忆。     

朝鲜文人对李锴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在出使北京的途中结识了辽东诗人李锴，互有诗歌酬嘱。李锴的《睫巢集》也随之传入朝鲜。朝鲜文人对李锴诗作中的“故豳之思”和淡泊情怀颇为欣赏。多有赞誉。李锴虽不是诗坛大家。但是朝鲜文人对其诗歌的接受是两田诗歌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两圜文化交流的盛况。也为“辽东三老”研究增添了新的文学史料。     

清末民初中日两国在间岛朝鲜人教育权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

《间岛协约》签订后 ,中日两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教育政策是在本国利益的驱动下 ,通过教育这一特殊领域 ,实现所谓朝鲜人的“日本化”或“中国化”     

杜鲁门、麦克阿瑟对朝鲜战争政策之比较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朝鲜进行了武装干涉。在干涉朝鲜战争的战略目标方面,美国总统杜鲁门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是一致的,但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在具体的政策方面,他们之间又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与冲突。     

“西学东渐”与朝鲜“实学”的近代化价值取向

朝鲜“实学”派学者们所积极倡言的“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容纳外来文化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开明改革主张,是由“西学东渐”形势促成的;这必然促使朝鲜逐步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化知识与思想观念,从而为朝鲜民族通过近代改革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奠定实学基础。因此,朝鲜实学中已经有了近代化价值取向的萌芽,是朝鲜在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的转变中产生的一种过渡思想。     

“诗必盛唐”臆说

“诗必盛唐”一直简单地被当作明代七子派创作上模拟之弊的根源和口实。但全面考察七子派诗学思想,不难看出:七子派取法汉魏盛唐的本意,在于恢复各体诗歌初创阶段的那种真情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创作精神。其模拟之弊固然与他们严守法式有关,但深层根源在于中国诗歌发展后期无法克服的内有矛盾无避免的衰落命运。     

甲午战争期间的列国调停

甲午战争期间,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参与了“调停”活动。它们应清廷或朝鲜之请.斡旋于中日之间或奔走于它们相互之中。它们于战前“调停”“撤兵”;战中“调停”讲和;战后“调停“还辽”。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朝鲜的“独立”和中国不受侵犯,实际上则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是对中朝两国的外交干涉和利益的出卖。     

试析甲午战争前福泽谕吉的朝鲜政略论

朝鲜问题一直是福泽谕吉关注的焦点之一.甲午战争前,福泽所阐述的朝鲜政略论与日本政府所制定的朝鲜政策大体上不谋而合,认为朝鲜是日本国防上的“防卫线”,且实施朝鲜政略能消除日本国内的矛盾,但其前提是要废除《天津条约》对日本的“束缚”.其朝鲜政略论的实质是,在其具有西方殖民主义特点的文明观的掩盖下,希望以所谓亚洲“文明之先导者”的身份“促进”朝鲜的“文明开化”,并以此来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     

《建州闻见录》中的女真人形象

《建州闻见录》所勾勒的女真人形象,是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与《建州闻见录》作者兵败被俘囚禁建州的真实印象两相叠加的产物,具有既主观又客观、既理想又真实的双重特征。它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朝鲜人而不是女真人。作者在此作品中所流露的除了有意无意的蔑视和贬损以外,全部都是对朝鲜朝未来的担心和忧虑。而作者上呈国王的“备御六条”,则与“实学”大家李日卒光的“庙胜”之计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江华岛事件真相

1875年9月,日本海军“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蓄意挑起“云扬号事件”,并把责任推卸给朝鲜一方。1876年2月,朝日江华岛谈判时,日方全权大使黑田清隆以炮舰政策为后盾,极力掩盖“云扬号事件”真相,由此强迫朝鲜签订了朝鲜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岛条约》。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和它的御用历史学者们以被歪曲了“史料”为依据,咬定“云扬号事件”是因“云扬号”军舰“为了测量从朝鲜西海岸到清牛庄的航路”.“寻求淡水和柴禾”驶经江华岛时,“遭到来自朝鲜炮台的毫无理由的突然袭击,无奈进行了自卫”而发生的。这样,近代朝日关系史上就给朝鲜留下了一桩不可容忍的冤案。     

南朝鲜外向型经济的特征与动向——兼谈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

南朝鲜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早已为世人所知。世界上不少国家和经济界人士还把南朝鲜经济的迅速发展称为“汉江奇迹”、“第二个日本”。最近,“黄海经济圈”又成了亚洲的一门热话。据评论说,南朝鲜的西海岸开发设想与中国东部沿海开放战略不谋而合,将促成以南朝鲜、中国东部沿海省市为主体的“黄海经济圈”。我国与南朝鲜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极其接近,在历史、文化传统上也有者深厚的渊源关系。因此,研究和探讨南朝鲜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向,对于制定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加速发展外向     

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日和谈内幕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四百年前日本丰臣秀吉两次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明朝称“万历朝鲜役”,朝鲜称“壬辰丁酉倭乱”,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已有过一些研究。但对此次战争中明、日间议和活动的介绍和探讨却很少,而且由于议和活动本身的错综复杂和文献记载的差异,使人们对议和决裂的原因及真相或不甚清楚,或看法不一。本文试图根据一些新的史料揭开这一不解之谜,以就教于专家和同行们。     

读《三习一弊疏》 解一道历史难题

文章分析了清代名臣孙嘉淦进呈乾隆皇帝的奏疏《三习一弊疏》 ,提示了千古帝王近小人而远君子的一个普遍规律。往昔多少人论述君子小人进退之由 ,往往注目于小人 ,多从剖析小人心术着眼 ,殊不知奸臣小人之滋生 ,之所以得逞 ,其根源在于皇帝养成的“耳习”、“目习”、“心习”这三种坏习惯 ,使之终于蔽于“三习”而被小人包围 ,做出祸国秧民的糊涂事情。《三习一弊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从皇帝身上探得根源 ,这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预除三习 ,永杜一弊”这是一个历史难题 ,及至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些当权者也难免蹈“三习一弊”之覆辙而铸成大错 ,所以《三习一弊疏》的价值是永久的。     

朝鲜王朝古地图中的湖南与朝鲜人的湖南意象

朝鲜王朝古地图与文人诗歌体现了朝鲜人的湖南空间认知形态与他们心目中的湖南意象的特殊性。近代以前,湖南与朝鲜几乎没有直接交流,湖南却成为许多朝鲜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背景。朝鲜人并没有强烈的湖南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湖广”“楚”“荆州”等概念。湖南的山水博得了朝鲜人的赞赏,与其相比,一些人文环境的评价却相对不高。这些现象产生原因主要来自朝鲜特有的儒学价值观,及由此形成的朝鲜中华主义政治态度与景观评价标准。     

日朝关系的新动向及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

2014年7月4日,朝鲜正式成立了由国防委员会特别授权的主要是针对“绑架日本人问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并开始启动对在朝鲜境内所有日本人的全面调查工作。同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宣布解除了针对朝鲜的部分单边经济制裁作为积极回应。不过,日朝关系的一度趋热局面,至今仍然难以改变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深处外交困境的尴尬现实。日朝关系出现的诸多新变化,如果从冷战结束后日朝关系史的角度来考察,不过是两国处在与东北亚国家外交关系“寒冷”时期所采取的“抱团取暖”的应急性策略。日朝关系真正步入正常化阶段,尚需较长时日和更多的务实努力。     

科研信息

延边社会科学院文艺研究所自8月12日至14日,在延吉召开了“新时期中国朝鲜族文艺研讨会”。40多位与会的中、韩两国学者、专家,共发表30多篇论文。会议剖析、总结了新时期中国朝鲜族文艺所走过的历程,并通过与韩国、朝鲜、日本文艺相比较,指出中国朝鲜族文     

钟、谭"幽""寒"心境与"竟陵体"之形成

对“竟陵体”形成的原因,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种是“救弊”说,一种是“得名”说。以上两说都有弊端。从“知人论世”之角度,通过对钟惺、谭元春成长环境、自身遭遇造成其“幽”“寒”心境的分析,探讨“竟陵体”形成的更深层的内在原因。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东北朝鲜族保护政策的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国民党“政治土匪”利用日伪时期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和矛盾,对东北朝鲜族人民加以迫害,使他们流离失所。相反,中国共产党自六大以来一直把东北朝鲜族作为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对他们加以保护,歼灭了在朝鲜族地区胡作非为的“匪帮”,进行土地革命,让朝鲜族人民分得土地,提高了朝鲜族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识,充分体现了我党传统的民族平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