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颂宣德——从许善心《神雀颂》看“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

许善心由陈入隋,亲历“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开皇十六年(596),当时天下统一,国富民强,“开皇之治”的各种政治措施已经完成,恰逢天降神雀,许善心适时创作《神雀颂》歌颂帝德.虽然其华丽的文风违背了隋文帝的作文主张,可却达到了文帝宣化天下的政治目的.而其基于史事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开皇之治”的一种文学写照.     

关于评价隋文帝杨坚和“开皇之治”的几个问题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帝王中,隋文帝杨坚一直是为封建史学家所竭力推崇的一个历史人物。在他统治时期,历史上还有所谓“开皇之治”的誉称。近年以来,有些同志亦曾撰文评论,给杨坚和“开皇之治”以很高的评价。就这个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的看法,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隋文帝施政方针的得与失

隋文帝在位前期虚心纳谏,用智囊团之谋,定对外对内之策,取得成功,出现“开皇之治”;在位后期刚愎自用,拒谏斥贤,决策失误,为隋朝埋下了致亡的隐患。     

略论“开皇之治”

西汉“文景之治”,历代史家赞不绝口。七百年后隋文帝在位时的开皇年间的政绩——“开皇之治”,同样值得人们称道。 西汉初年,经济凋蔽,人口剧减,“石米贵至五千余钱”,“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①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发展经济,对人民采取了较为宽舒的政策。经历了六、七十年的休养     

苏威略论

苏威任隋朝宰相三十余年，隋亡后振转投靠新主，因而见讥于史家。本文认为苏威见重于随室的原因，一是属于关陇士族集团的重要成员，又有兼人之才；二是忠于隋朝，并且没有大过。苏威在隋朝前期起了重要作用。在“开皇之治”中，有苏威的功绩。对苏威的“晚节”问题，应该进行具体分析。     

论隋文帝时期的吏治与廉政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隋文帝时期的吏治与康政问题,一是吏治的原因和采取的措施,二是吏治的效果和重大意义。隋文帝为了使隋代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实行了各种措施,力求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打击和防范相结合,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治理整顿,使隋代廉政大为加强,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政治形势,促进了经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开皇之治”这一盛世。     

略谈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

陈寅恪先生于1968年10月7日逝世。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研究者撰写的记述寅恪先生治学的文章多篇。我也曾写过三篇小文,陈述我对寅恪先生治史方法的理解与体会。现在重读自己的旧文,很不满意。我从寅恪先生受业多年,读先生书,但却不足以知先生之学。这几年反复研读先生的书,并以先生之学来教导学生,对先生的学风和治史方法似乎理解更多一些,写出这篇小文,请读者指教。     

說文解字形聲條例述補

《說文解字》一書,為治中國語言文字學之要籍,亦為治先秦兩汉之學術文獻者所不可不讀。其书括有條理,昔賢論之詳矣。而吳檢齋(承仕)先生之《六書條例》最為後出,於《說文》之体製統系,亦最能示學者以津逮。洵治許氏之書之檢度也。往年读先生是書,私心好之,以為折衷羣言,歸於至當,歷世以來,蓋未嘗有,第恨所寫定传世者,僅及指事、象形而止耳。竊不自揆,輒以講論餘晷,斟酌古今,譔稽     

六朝时期江州的战略地位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十郡为江州,设置江州刺史。其治所起初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后来或治桑(今江西九江西南),或治半洲城(今九江市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统一全国后,改柴桑县为寻阳县,治所在湓口城(今九江市),从此定治于此。可见六朝时期的江州,其中心地区在今江西南昌市与九江市一带,管辖范围包括今江西、福建两省及湖北省之东南、湖南省之东部的广大地区,故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江州的形成始于东吴的经营江州的形成,本身就与六朝时期南北对峙,南方政权以长江天堑为防线,以抵御北方军队南下有密切关系。东吴时期,虽然还没有设置江州,但孙吴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却是由来已久。如: 江州之治所寻阳,本为县名,史称“因水名县,水南注江”,两汉时属庐江郡,东吴时属蕲春郡,其旧县在江北。如《通鉴》魏黄初七年(226年)载     

鲁迅《答客诮》试探

《答客诮》一诗的写作时间,有两说:一、据《鲁迅书简补遗》记载,先生曾将它写成条幅赠日本医生坪井,条幅末题:“未年之冬戏作,录请坪井先生晒正,鲁迅。”未年乃辛未年的简称,即一九三一年.因此,断为一九三一年冬的作品。按:坪井是日本在上海开设的筱崎医院的医生,曾给鲁迅的孩子海婴治痢疾,因而先生与之常有交往。但查一九三一年冬和此后《鲁迅日记》,均无赠诗坪井的记载.而坪井来鲁迅家为海婴治病和鲁迅携海婴往筱崎的医院就医的记载有数十处之多,却皆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以后,治痢疾一事在一九三二年六、     

隋大业世东都洛阳国家图书整理检论

洛阳是公元七世纪初中国发展统一文化的中心 ;大业世东都图书整理凸显着统会古今综理南北典籍以推进统一文化发展的历史特征。其图书整理 ,集图书特别征集、综理鉴别、部类编目、庋藏保护、抄录传播诸图书措理诸环节 ;其因于开皇世西京之图书而踵续增大以开扬隋氏富藏之规模 ,实为有隋图书的一次总结集。郑樵所谓“隋家藏书 ,富于古今”的历史大观 ,可谓形成于开皇世所搜聚 ,而底成于大业世所增广。隋唐嬗替 ,唐人因承东都所聚 ,渐积增广而开出盛唐开元世国家图书事业殿军于我国中古图书业之辉煌 ,考镜其源流实始于有隋 ,始于有隋东都之最后结集     

冯憬远哲学思想述评

冯憬远先生之治中国哲学,紧跟时代步伐,倡导学术争论,推动学术进步.游刃于先秦诸子之间,驰骋于宋明理学之域.先生注重范畴研究,梳理了中国哲学物质概念演进的历史脉络,辨析了中西哲学物质概念之异同.通过对物质概念的研究,先生揭示了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思维模式由发生论向本体论的转变.先生关注道德修养,崇尚理想人格;探讨社会理想,追求社会和谐.先生学行兼修,亦仁亦智,堪称学界楷模.     

钱钟联先生二三事

师从钱钟联先生治明情诗文转眼间已逾12载。回想这些年来的求学经历，时有如坐春风之感，先生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是获益如山，师恩如海。先生在学术上的精深造诣是举世公认的，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照耀学林，彪炳青史，无须像我这样的后生小辈诳说赞美之辞。然而从学多年，在日常生活中和问答交谈中我感受到先生为人处世的一些侧面，这些侧面的小事看似平淡，实际上更能反映出先生的真实个性，也更能说明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内在原因，对我们学生有着很大的感染和教育的作用。背影我第一次知道先…     

隋朝监察制度述论

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局面 ,典章制度 (包括监察 )方方面面需要鼎故革新之处很多。隋制集汉魏以来监司变化之大成 ,革除前代弊政 ,在文帝开皇年间和炀帝大业年间进行了两轮改革 ,特别是隋炀帝“三台”之制多有创革。隋制对唐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往学界重唐轻隋 ,其实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 ,隋制更具特色     

孙思邈生年考

指出孙思邈享年101岁,即孙氏生于581年之史学界、医学界旧说与诸多史实相悖。以此为切入点,考证出孙氏生年当为541年,提出孙思邈享年141岁的新说。并指出旧说之误关键在于对《新唐书·孙思邈传》中“开皇”二字的理解过于拘泥。     

隋代的禁纬和焚纬

隋代开皇十三年,文帝曾经“制禁纬候图谶”,炀帝大业元年又下令“焚燔纬书。”这在有隋一代,当然算不上是重大事件,因此,在有关隋代的史著和论文中对这个问题很少涉及或没有涉及。但是,这两次禁绝谶纬却是自东汉以来风靡盛行的谶纬之学沦丧的捩转,     

试论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实证精神——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例

实证精神即实证主义者的治学精神,其实质就是拿出证据,追求真实。鲁迅先生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实证精神,是他受西方实证主义与清代浙东学派治学精神影响的结果。鲁迅先生治中国小说史的实证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重视小说史料的真实、重视实证方法的运用、重视论断之＂言必有据＂。探讨鲁迅先生研究小说史的实证精神,学习先贤审慎务实的治学态度,对当下中国学术界的功利主义风气,或许会有警醒的作用。     

论封建立法中的“十恶”

自西汉之“大逆不道不敬”到隋立“十恶”于《开皇律》之中,以至后世之历朝法律,“十恶”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中始终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应当说,对“十恶”重罪的规定与判罪在维持封建社会秩序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十恶”也集中体现了皇权与族权的相互协调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意义。     

刘文典先生《庄子补正》再版前前后后

云南大学已故教授刘文典(1889~1958)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古籍校勘学一代泰斗。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庄子补正》,该书是他—生研究《庄子》的重大学术成果,其对《庄子》的考释、补正之卓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是人们研究《庄子》的必读之物。1939年陈寅恪先生为该书作序道:“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1962年张德光教授为该书再版作《庄子补正跋》又曰:“补正乃校勘训诂专著;其兼综群言,发微补阙,实为精心刻意之作,足资治庄学者…     

"高阳"、"昆仑"解说述疑——读《楚辞今绎讲录》摘议

读姜亮夫先生《楚辞今绎讲录》,颇受教益.先生治<楚辞>数十年,于前人之研究成果作了批判的继承;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及其作品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先生博学多能,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多种门类的知识皆能触类旁通,故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一步.姜先生介绍了《楚辞》的综合研究法,这是他数十年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后辈人学所当从之门径.先生对《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远游》等文章分别作了论述,其见解精辟而切要,使读者闻其言便得其纲领;对于部分疑难问题之解析,也开拓了我们的思路.这些都是十分令人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