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论乡政与村治间的博弈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之一。在现实的村民自治过程中,乡政与村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博弈性冲突。乡政与村治间博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双方的权力竞略和利益诉求造成的。解决乡政与村治的博奕问题,其目的就在于达成双方共同受益的合作博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良性的权力对接机制,构建合理的利益流通渠道。     

“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乡政村治”的博弈分析

“乡政村治”是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而产生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冲突。本文试图通过对二者的博弈分析，找到一条道路。使二者能够实现良性对接。     

论"乡政村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走向及调适

"乡政村治"模式在实践中异化村民自治的性质,形成了乡村关系中的诸多复杂矛盾,并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即"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据此对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意见.     

论“乡政村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走向及调适

“乡政村治”模式在实践中异化村民自治的性质，形成了乡村关系中的诸多复杂矛盾，并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即“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据此对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意见。     

乡政村治格局中乡村关系的失调及若干对策

村民自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大奇观,以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务公开为基本内容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村民自治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乡镇政权和村民自治关系失调,它引发了一系列矛盾,阻碍了农村和谐社会的     

从村治过程看乡村关系

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之后,乡村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转变为行政领导与行政指导相结合。本文从村治过程的角度分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所得出的结论是:乡村关系既包含行政管理也包含行政指导;乡村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乡镇政府;乡镇政府的违规的行政干预对于村民自治是十分有害的。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论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关系的重构——基于理论、制度与运行相结合的视角

在村民自治中,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无论是在理论上、制度上还是运行中都存在着误区.由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片面理解,导致村民自治制度缺乏科学理论的有力支撑,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的关系也就没能在制度中得到合理的界定,由此导致了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在现实运行中与制度安排不时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从理论、制度与运行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构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的关系.要以“强乡政管理—强村民自治”为目标模式,建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体系,推进乡政村治的法治化;实现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现实运行中的有效衔接.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模式的历史沿革与反思

在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清末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人民公社“、乡政村治”二元治理体制。但由于我国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和农业财政能力决定着基层政权的特性及其基本走向,致使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起,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应当加快建设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的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20世纪以来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议行合一制"、"政社合一制"、"乡政村治"三种基层政权组织形式.但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造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的严重对立,致使我国建构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下一步,我国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的乡镇基层政府,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调适

我国现行的乡村治理结构是乡政村治,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然而,随着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及实施,这一治理结构的不适应性也越发明显。由此,改革这种乡村治理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构建一种镇政、乡撤、村派、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但构建这种新的治理结构需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法理依据问题、人员安置问题、财政负担与来源问题、村派机构与组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未来走向——从"乡政村治"到"县政乡社"

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行政化、权力二元化、城市化等十大挑战.从"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乡镇直选、村庄合并、费税改革及乡镇机构改革等实践使"县政乡社"模式从构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从国家——农民关系的转型看“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

"乡政村治"模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调整的一种具体探索,但"乡政"和"村治"作为两种异质体制共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在实践中显示了制度设计上的种种不足,而且在新的条件下"乡政"有变为自利性国家经纪的动因.这种体制困境要求对农村的治理模式进行制度创新.     

我国村治模式的演进与农民利益的实现

中国的村治制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经历了皇权统治下的村治模式、人民公社式的村治模式以及村民自治模式之后．我国的村治模式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跃。但是纵观这一演进的过程，我们看到唯有发轫于农民群众之中、植根于乡土社会之上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实现和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村民自治的问题与对策——闽西北四县村民自治情况调研报告

闽西北四县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表层看发生在村级自治组织,而问题的实质却是乡村关系中村级自治组织对乡镇基层政权的依附造成的。拥有基层行政权力、高度组织化的乡镇政府对村级自治组织合法权益的侵蚀,是造成村民自治运作过程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所以要缓解和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最重要的是要精简乡镇政府机构,转换其职能,理顺乡镇政府与村级自治组织政权与治权的关系,实现乡政村治的法治化,进一步明确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各自的职责权限,高度重视渐进式制度化建设成果的积累,并要认真耐心地解决村民意识、行为与村民自治活动不相适应的状况,努力为基层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不同因素影响下的村治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农村实行乡政村治体制。在村一级,由村民群众依照法律和制度规定自己管理村务活动。为有效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国家相关部门做出了统一的制度安排。然而,统一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复杂多样的乡村治理环境中运行的,受不同变量因素的影响,一致性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多样性的实现形式     

求职过程中的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是降低求职过程中风险、提高求职效率、促进劳动力市场良性发展和有效运行的主要机制.在劳动力市场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关系信任在求职过程中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求职过程将表现为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交织作用的过程.     

发展型国家与当代中国乡—城的暂时性移民:家庭经济学视角

当代中国乡-城移民的暂时性与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划分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种划分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追求重工业化战略的产物,并不能改变农民工长期存在于城市的现实,它的存在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暂时移民城市是农民根据家庭收入而采取的理性策略。改变这种状况的基本出路在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增加城市的吸引力,让农民自己做出暂时性或永久性移民的选择。